如今提到“良家”這個詞彙，總會跟女性沾邊，比如良家婦女，甚至還有一些不好的隱喻。其實這種現象並不罕見，一些如先生、小姐、大人、丈夫等古老用語如今被泛化、異化甚至汙名化的使用，已經讓人見怪不怪了。
再回過頭來說良家——良家也叫“好人家”，最早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代是指通過經營而致富者，到了講究“重義輕利”的儒家思想一統天下的漢代，良家這麼一個看上去就很美好的詞彙自然就不能再沾上商賈的銅臭氣。除了商賈再也當不成好人，在儒家眼中的醫、巫、百工等人家也不怎麼清白，於是天下四民中只剩下士和農才配得上良家的稱號。
不過這個範疇還是太大了點。
漢軍中的歷代名將和軍官隊伍，幾乎被良家子包圓了
中國在幾千年歷史中基本就是個農業社會，而佔據了人口絕大多數的農夫在絕大多數的時間裡都喂不飽自己的肚子。所以秉持著“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觀念的儒生們覺得，這些為了一口吃食可也不顧一切的傢伙也不太靠譜。
所有從良家衍生出來的一個特定階層——良家子，就被定義為擁有一定資產、遵循社會主流價值觀而且從事耕、讀等正當職業的良家出身的子女。
這下子把絕大多數的窮鬼排除在外了，良家子就成了從漢到唐（安史之亂前）近千年間一個尊貴、驕傲的而且進則可內治廟堂、外驅韃虜，退則能保家興族、造福鄉里的特殊階層。甚至可以說強漢盛唐的無上榮光，其實就是由無數前仆後繼的良家子撐起來的。
為啥說“國恆以弱滅，獨漢以強亡”？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良家子給力。
在夏商周時期，貴族與平民在身份地位上壁壘分明、牢不可破，不過這種情況在周天子權威掃地、諸侯間競爭激烈的春秋戰國時期發生了變化。有才能的士人在列國間奔走，一朝成名便能躋身卿大夫行列，就連蘇秦這樣平民出身的也有了出頭的可能，不過也僅限於個例，直到秦國任用商鞅變法之後，才真正打破了貴族與平民間的身份壁壘。
商鞅變法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獎勵耕戰，唯耕戰二途可授爵，非軍功不得封侯。尤其是有大軍功者才能享受到僅次於君王的特權和榮譽，無軍功者“雖富無所芬華”，成為了良家子滋生萌發的肥沃土壤。
漢代秦之後，雖然以嚴苛虐民為由大肆貶低秦政，但實際上嘴裡說著不要不要，身體卻很誠實，挑挑揀揀的將秦政中太過於嚇人或是得罪人的條款剔除之後，剩下的統統繼承了下來。尤其是非軍功不授爵的規矩，連秦國的二十級軍功爵位制都幾乎一字不差的照搬了過來（僅僅為了避諱漢武帝劉徹的名諱，將徹侯改成了列侯）。
非軍功不得封侯只有在秦漢這兩個強大的朝代才得以執行，所以在那時當文官沒啥前途
不過漢較之秦起碼在不拘一格選拔人才上是開了歷史倒車的。不但上有天花板，“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史記·卷九·呂太后本紀》）而且以察舉製作為選官的基本制度，大大提高了寒門子弟做官的門檻，而且在實踐中“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這樣弊端日益嚴重，逼得平民階層想要晉身高位，唯有軍功授爵一條路可走，封侯便成了無數寒門子弟的終極夢想。
終漢一朝400多年外戰不絕，尤其是與匈奴間的戰鬥從漢初一直持續到漢亡。而西北六郡——天水（東漢永平年間改名漢陽郡）、隴西、安定、北地、上郡和西河因為位於漢朝西北邊陲，與匈奴等戎狄接壤且屢受侵襲，故此尚武之風盛行，多勇武、擅騎射之士，自然成為國家選兵擇將的重要來源，故而誕生了在漢朝赫赫有名的“六郡良家子”：
“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誼則為亂，小大有勇而亡誼則為盜。”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
從漢文帝開始，六郡良家子就大量被徵召入羽林、期門等天子親軍。漢武帝劉徹決心對匈奴展開反擊作戰以後，將其更名為羽林騎，大量選取從軍戰死的良家子之子孫入伍，號曰“羽林孤兒”。羽林軍一旦建功立業後便很容易升遷，最終遍佈漢軍，成為漢代“軍官團”的絕對主流。到了東漢時，羽林的地位進一步提高，開始設立郎官，軼比二千石，而入選羽林的六郡良家子，也享受終身俸祿待遇。只是到了東漢末年，隨著國勢衰微、天子被架空，羽林中不任事者才被減為半俸。
羽林軍相當於漢代的軍官培訓團，也可以認為是最古老的軍校
六郡良家子在成為羽林親軍以後，其中有“材力者”便可被選拔為官。所謂“材力”大多是指軍事能力，或以武力見長，或者善用兵法等，於是六郡良家子中將才輩出。比如“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的飛將軍李廣，“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的趙充國，“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的甘延壽，“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的馮奉世，“性粗猛有謀”的董卓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不僅於此，秦漢時期出身六郡的名將數不勝數，其中大部分都是良家子出身：
“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鬱郅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宮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漢書·卷六十九·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因為家境優裕、出身清白又以建功立業、馬上封侯為目標，所以以良家子以骨幹的漢軍與其他朝代的軍隊最大的區別在於他們做人有底線、做事有目標。因此在別的朝代軍隊中屢見不鮮的貪汙腐化、欺壓百姓、剝削兵卒等現象，在漢軍中相對少見。簡單的說，就是良家子知道自己“為何而戰”。
這樣的軍隊即便在現代戰爭中也是難以戰勝的，何況在古代？
像飛將軍李廣這樣終生“覓封侯”的軍人，都是最純粹、最驕傲的軍人，是後世的兵油將痞無法比擬的
良家子為了家國出生入死，統治者自然要回報以優厚的政治和經濟待遇。比如良家子的社會地位很高，非常受人尊重，像是終生不得封侯的李廣，司馬遷在《史記》為其單獨列傳不說，還位列功勳顯然在其上卻屬外戚“倖進”的衛（青）霍（去病）之前；像漢末位列“江夏八駿”之一的岑晊因為不是良家子出身，在仕途上屢受冷遇，險些誤了大好前程。
身為良家子就截然不同了，除了從軍很容易積功封爵，即便是沒有從軍和官身的良家子，也有到官府為吏、免除賦稅等政策優惠。同時漢民都有服徭役和戍邊的義務，唯獨良家子可以花錢僱傭他人代替自己服役，即使自己服役，也比普通戍卒的地位要高。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想成為一名合格的良家子是很難的。
前邊說過成為一名良家子的前提是有一定資產而且身家清白，除此之外，良家子還負有守土衛民之責——一旦有外敵入侵，在鄉良家子有權集結成軍抵抗外敵，直到官軍抵達後再編入其中，繼續與敵作戰。而良家子一旦從軍就有很大的概率成為軍官，因此他們不但要武藝精湛，還得讀書，懂得如何指揮作戰（所以即便是粗鄙不堪的董卓，也能作歌）。
這樣一來就淘汰了一大堆腦子裡只長肌肉的莽夫，即便倖存下來的還要面對下一個財富門檻——一個標準的良家子需要自備兩匹戰馬，一杆大戟或是長矛，長劍一柄，弓一具，箭兩壺（48支），鐵甲半幅或是皮甲一套，以及行軍一月所需的軍糧。
漢朝人口最多時達1200萬戶以上，有能力購置出上面這一套傢什的怕是百不存一，因此羽林騎編制最大的時候，也沒有超過3000人。
良家子中的男人可以光榮的為國征戰，女人則有被選入宮侍奉皇帝的資格。比如漢文帝的竇皇后、光武帝的陰皇后、漢和帝的鄧皇后、漢桓帝的梁皇后以及漢靈帝的王美人等，都是史書中明確記載的良家子出身。
嫁給漢文帝劉恆、生下漢景帝劉啟、輔佐漢武帝劉徹登基——良家子出身的西漢竇太后經歷了漢朝最輝煌的時代
漢順帝曾經有4個寵愛的女人，不知道該立誰當皇后，大臣胡廣等人卻認為這根本不成問題：
“竊見詔書以立後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俔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後漢書·卷四十四·鄧張徐張胡列傳第三十四》）
“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這就是東漢時被主流輿論所認可的選取皇后的標準，順帝也聽取了這一建議，“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為皇后”。同樣的例子還發生在東漢靈帝時，當竇太后死後，擅權的宦官因為怨恨不願讓她與漢桓帝合葬，試圖採用貴人的規格以示侮辱。於是廷尉陳球說道：“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此言一出，“公卿以下，皆從球議。”（以上皆引自《後漢書·卷五十六·張王種陳列傳第四十六》）宦官再也無法阻攔——竇太后的良家子身份，成為保住其地位最重要的砝碼。
上有賢后、武侯輔佐，下有無數少年俊彥捨生忘死，這樣的漢軍如果還不能厲害得一塌糊塗，那就有鬼了。
唐朝的“中道崩殂”與良家子階層的衰亡是同步的。
唐朝與漢朝的的良家子是有著很大區別的。
漢末至唐初的400多年，是一個分裂而且混亂的時代，從先秦以來延續了千餘年的以“兵農合一”為特徵的徵兵制遭到了極大的破壞，於是從魏晉開始軍戶制應運而生。
軍戶制也稱世兵制，就是將戶籍分為軍籍和民籍，前者需要身家清白、有一定財產並世代當兵服役，而被挑剩下的後者只要繳納租稅、按時服徭役即可。軍戶制發展到高度成熟以後就形成了府兵制——在府兵制下，官府授田給府兵家庭並免除其他賦役，府兵農忙耕種、農閒訓練、戰時出征，同時全國都有負責府兵選拔訓練的折衝府。府兵制由南北朝時期的西魏權臣宇文泰所創，歷經北周、隋，至唐初達到鼎盛，至唐開寶年間停廢，共維持了約200年時間。
木蘭之所以要替父從軍，就是因為軍戶的義務，所以木蘭算得上是那個時代的良家子
如果說在漢朝兵農合一的徵兵制下，只能以數量稀少的良家子充任軍官作為骨幹的話，唐朝乾脆是以良家子成軍（當然唐時的良家子標準大大降低了）——唐軍十二軍府、數十萬精兵幾乎個個都是有戶籍、有田產而且出身清白的農家子弟出身，按照當時的觀點都屬良家子之列。
其實唐高祖李淵從太原起兵後，他的軍隊中除了少數前隋府兵外，大部分來自招募和收降的潰兵、土匪以及從其他反隋勢力接收的兵馬。可以說在唐朝立國時，其軍隊的構成是非常複雜而且混亂的，戰鬥力也無法得到保證。
所以唐朝為了儘快恢復社會秩序和提高軍隊的戰鬥力，便參照隋朝的制度，將這些成分複雜的軍隊逐漸轉變為府兵。到了貞觀年間，全國基本得到統一，唐朝政府開始對府兵制大加修訂，並使得制度逐漸固定下來。
貞觀十年，分全國為十道，共設置634個軍府，其中關內道軍府就有261個，以鞏固中央，形成強幹弱枝之勢。因為軍府的主將稱為折衝都尉，所以軍府又稱折衝府。折衝府的分佈，多集中在關內、河東、河北和河南四道。折衝府的編制分為上、中、下三等，分別統兵1200、1000和800人。每府設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一人、兵曹一人。以上府為例，一府下轄6團，每團300人，置校尉一員（上府6校尉、中府5校尉、下府4校尉）；一團下轄6隊，每隊50人，置隊長一員；一隊下轄5火，每火10人，置火長一員。
此時軍坊已經逐漸被取消，軍戶編入一般民戶之中，在戶籍登記時除註明府兵身份以及免納租賦以外，其餘與民戶相同。按照唐制，青壯男子年滿20歲為兵，到60歲除役，在其中擇少壯優秀者編入軍府訓練，這樣的人才被視為良家子，擁有成為府兵的資格。其中能騎馬射箭者為騎兵，稱“越騎”，餘者為步兵，稱“步射”。府兵平時居家照顧田畝，冬閒時集於軍府進行訓練，國家一旦有事則出發作戰。朝廷對於軍府的訓練和作戰均有考核，折衝都尉主要承擔組織訓練的責任，地方州刺史負責的則是府兵的戶籍、丁壯、材力。
府兵制敗壞前的大唐雄兵幾乎是古代華夏王朝赫赫武功的最後一抹榮光
因為府兵制的原則是寓兵於民，從軍服役是良家子應盡的義務，所以府兵在服役時（包括番上、出征和戍邊）所有個人生活所需，包括糧食、用具，以及隨身武器皆需自備，這一點與漢朝相同：
“凡火具烏布幕、鐵馬盂、布槽、鍤、□、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床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觿、氈帽、氈裝、行藤皆一，麥飯九鬥，米二斗，皆自備，並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徵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新唐書·卷五十·志第四十》）
不過唐朝的良家子因為數量龐大，肯定比不上漢朝的前輩有錢，所以府兵作戰所需的重兵器、馬匹、甲冑以及器械等物資不得不由官府負擔。
唐朝的府兵，是良家子這個始於漢代、輝煌了近千年的特殊階層最後的輝煌，也是在中唐以前唐軍威震天下、戰無不勝的保障，具有顯而易見的優點。
首先，府兵制在本質上“兵農合一”的徵兵制的精華版，唐朝政府只需付出一定的田土、賦稅，就既可以在短時間內動員足夠數量的兵員以應對國家征戰、守禦的需要，又無養兵之費的同時，卻有養兵之實。因此，相對於後來實行募兵制的宋、元、清等朝代，唐朝發動戰爭的成本較低，因此對外開疆拓土、征戰域外的動機和慾望更為強烈。
在中國的歷史上，實行徵兵制的都很能打，搞募兵制的更擅長捱揍
其次，府兵都是出身有家有業的良家子，兵員素質良好，這就繼承了漢軍的傳統優勢：良家子的出身決定了其具有優良的組織性、紀律性，既不會擾民害民，又有超過一般軍隊的服從性，這一點在冷兵器時代是戰鬥力的基本保證；府兵既要從事農業生產，出征又要自備物資補給，還沒有軍餉——這就決定了他們要是不想因為出征作戰而導致自身財產受到損失，就必須取得戰鬥的勝利，從而用戰利品和朝廷的賞賜彌補損失（唐初政府對於戰利品分配和戰後賞賜的政策是極為寬宏的，一次大捷的獲利超過府兵耕種田畝所得的數倍並不稀奇）。因此唐朝的府兵們往往“聞戰則喜”，戰鬥慾望和士氣極為高昂；府兵制亦是世兵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又有授田制保證家庭的基本生活，因此府兵們沒有後顧之憂，在戰場上往往不顧生死，戰鬥意志非常堅韌。像實行募兵制的宋朝軍隊那樣一旦戰局陷入膠著或稍有不利，士兵就一鬨而散的情況在中唐之前極少出現，倒是即便陷入絕境仍酣戰不止、不死不休的場面在唐軍中屢見不鮮。
漢朝的良家子標準嚴格，導致數量稀少，很容易在持續的戰爭中消耗殆盡；而唐朝的良家子標準不高，又陷入了另一個無法避免的先天缺陷，那就是古代王朝無法克服的土地兼併問題。比如唐朝的府兵制就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礎之上的，可是隨著經濟發展，土地兼併嚴重，均田制被破壞，府兵制也就成了無本之木，最終敗壞殆盡。
在土地兼併嚴重和偃武修文的宋明等朝代，根本不可能有良家子生存的空間 存活的
按唐制每男丁受田百畝，其中20畝為永業田，可世襲並免除一切課役；其餘80畝為口分田，不可世襲並需繳稅。但口分田只需年輸粟2石，與收入相比大概為四十稅一，稅賦水平之低堪稱是史無前例的，農民的負擔比此前稅負最低的漢代還要輕微（三十稅一），這也是支持府兵制最重要的經濟基礎。
唐初因為隋末亂世的影響，人口巨減，尤其是佔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豪強或亡或走，人少地多的情況使得官府授田並不存在什麼難度，於是府兵制能夠順利的執行下去。但隨著承平日久，人口增長尤其是土地兼併情況的日益嚴重，使得均田制遭到了極大的破壞。
到了天寶十三年，在官府統計的約900萬戶籍中，不課戶就達到了356萬戶之多，超過了三分之一，基本為士族門閥所壟斷。同時，他們還大量私買口分田和永業田置為“莊田”，同時向佃農收取公稅20倍的私稅，使得富者佔地萬頃，貧者無立足之地，出現了大量的逃戶和欠租。而由於戰亂導致戶籍賬冊散失，國家又急需收稅平亂，於是曾被李唐王朝開國之祖深惡痛絕的苛捐雜稅、橫徵暴斂，此時卻被他們的子孫當成了救命稻草，肆無忌憚的施加在自己的子民身上。而建立在租庸調製下的均田制的動搖，又嚴重威脅到李唐王朝賴以保家衛國的府兵制——戰死無撫卹、賞罰不分明、邊軍久戍不得歸，同時軍官虐待士卒、匿死不報、吞沒財物成為普遍現象。於是唐朝的良家子不再是百年前那支逢戰則喜、所向披靡的鐵軍，百姓以役為苦，競相逃避，唐軍的戰鬥力一落千丈，再也承擔不起昔日的任務。
於是府兵制徹底敗壞，唐朝政府不得不以募兵取而代之：
“（天寶）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二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彍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為之。”（《新唐書·卷五十·志第四十》）
而這些貪慕募兵相對優厚的待遇而加入其中的，絕大部分是與良家子身份完全對立的“不良人”，即潑皮無賴、非持“正業”者以及窮困潦倒者。這就使得哪怕官府採用如何嚴格的標準挑選、再加以如何嚴格的訓練，都使得“彍騎”的戰鬥精神和意志、尤其是在“為何而戰”這一原則性問題上，與唐初的府兵都有著本質的區別。
自從府兵制垮掉以後，曾經強大無匹的唐軍幾乎再也沒打過勝仗
尤其是彍騎所招募的兵員，多來自“市人”（商人）、無業遊民等被當時社會主流輿論所鄙視的階層，使得從軍征戰由普遍受人敬仰和尊重的職業變成遭到普遍的抵制、輕視和厭惡。後來“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諺語由此而來，唐朝之後大多數王朝普遍的實行修文偃武，導致尚武精神的退化，與此也不無關係：
“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為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彩、食粱肉，壯者為角牴、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新唐書·卷五十·志第四十》）
於是彍騎敗壞不能戰後，又以禁軍和方鎮兵代之，兵制完全紊亂，唐朝也因此走向了滅亡。
自唐開寶年間以後，世間再無“良家子”，剩下的只有臭名昭著的良賤之分。而此後的宋元明清歷朝的軍隊，大體也都以募兵為主（明朝倒是實行了軍戶制，但是敗壞得更徹底），無法重現漢唐之時的赫赫武功就成了必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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