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的軍事思想，是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史上一朵絢麗多彩的奇葩。在這一時期，既有諸如吳起、孫武、白起、樂毅、廉頗、王翦等婦孺皆知、功勳蓋世的著名將領，

也有大量未被歷史文獻詳細記載、淹沒在歷史長河中的軍事人物，司馬錯即是其中之一。

現有的文獻資料表明，司馬錯乃戰國時期秦國夏陽（今陝西省韓城市）人，是司馬遷的八世祖，主要生活在秦惠文王、秦武王和秦昭襄王時期，具體生卒年不詳。

在秦國併吞八荒、統一天下的過程中，司馬錯的軍事戰略思想及其成功實踐不僅為秦統一天下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且還豐富了我國古代的軍事思想。

一、司馬錯提出了"得蜀即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的軍事戰略思想並付諸實踐

司馬錯生活的年代正是秦國開始統一大業的關鍵時刻。昔日秦孝公繼承了秦獻公改革圖強的事業，於公元前356年任用商鞅實行以獎勵耕戰為核心內容的商鞅變法。通過變法，秦國的國力得到極大的發展，軍隊戰鬥力不斷增強。但是，在秦軍日益強大的同時，秦國有限的國土面積卻越來越難以支撐一支規模越來越龐大的軍隊。在這一背景下，秦國把目光投向了周邊的韓國，因為它控制著秦國向東擴張、進軍中原的要隘—函谷關（位於今河南省靈寶市）。

秦孝公於公元前338年去世後，秦惠文王繼位。秦國在繼續向東擴張的同時，也注意到北伐和南征的重要性。這是因為如果不首先完成南征，秦之東擴就極有可能受到來自楚國的直接軍事威脅。尤其是當時的楚國經過楚宣王、楚威王兩代君主（公元前369～公元前329年）四十餘年的奮發圖強、苦心經營，楚國國力在當時處於鼎盛階段並實際控制著巴、蜀及漢中、黔中等地區，這構成秦國向東和向南擴張的嚴重阻礙。

巴、蜀兩國都是西南地區歷史悠久的古國且兩國皆位於秦嶺以南等地區。其中巴國的領土主要在今重慶、鄂西一帶；蜀國的領土主要在今四川中西部一帶。當時蜀強而巴弱，巴從屬於蜀，而巴、蜀兩國又都與楚國交往頻繁。戰國中期，蜀王的勢力範圍擴展到漢中（今陝西省漢中市）一帶。為了鎮撫新地，蜀王特地分封自己的弟弟葭萌為苴侯來鎮撫漢中地區，但是苴侯卻暗中與巴國結好，蜀王得知後大怒，於是發兵攻打苴侯，兄弟二人同室操戈。苴侯兵敗逃往巴國求援，同時派使臣到秦國求援。為了避免受巴、秦兩國夾擊，蜀王也派使臣到秦國求援。於是在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巴、蜀兩國互相攻擊而且還都向秦國求援，這為秦之南征提供了重要機遇。

在這一重要歷史機遇面前，秦惠文王欲趁機滅蜀，卻又恐遭韓國進攻而舉棋不定，於是便召集群臣商議。提出"連橫策略"的縱橫家張儀主張先攻韓。他說:"我們先跟楚、魏兩國結盟，然後再出兵到三川郡（今河南省洛陽市一帶），這樣魏國和南陽郡就斷絕了聯繫；如果楚軍進攻南鄭，那麼我們就攻打新城（今河南密縣）、宜陽，這樣我們便可以兵臨東周，懲罰周室的罪過，並且可以佔領楚、魏兩國。周王知道自己的危急後就一定會交出傳國之寶。我們據有傳國之寶，再按照地圖戶籍，假借周天子的名義號令諸侯，天下又有誰敢不聽我們的命令呢？這才是霸王之業。至於蜀國，那只是一個偏遠僻陋的地方，野蠻人當酋長的國家，我們即使勞民傷財地發兵攻打，也不足以因此而建立霸業。臣常聽人說：'爭名的人要在朝廷，爭利的人要在市場。'現在三川郡的周王室乃是天下的朝廷和市場，可是大王卻不去爭，反而去爭奪偏遠的戎、狄等蠻夷之邦，這就離霸王之業實在太遠了。"

司馬錯的"伐蜀論"恰恰與之相反，他提出了"得蜀即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的軍事戰略思想。這實際上是一種間接路線戰略，即從楚國薄弱而敏感的側翼入手，逐漸削弱最後滅亡楚國，為統一天下創造有利的戰略態勢。

司馬錯對這一軍事戰略思想具體論述道:："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

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且蜀，水通於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而天下並矣。"

兩利相權擇其重。秦惠文王最終採納了司馬錯的主張，使其與張儀、都尉墨等率軍從石牛道（自今陝西勉縣向西南，越七盤嶺進四川，經朝天驛往劍門關）伐蜀，結果秦軍大敗蜀軍，蜀王敗逃至武陽（今四川彭山東），蜀國覆滅。司馬錯又趁勝追擊接連消滅巴國及苴侯。從此以後，巴蜀地區就被秦國徹底兼併了，而秦國兼併了巴蜀地區後迅速地改變了"地小民貧"的局面而變得愈發地強盛壯大。

為了將巴蜀之地建成更加穩固的戰略後方，秦還從人口、政治、經濟等多方面對其進行了改造。如人口上，秦國實行移民政策，將罪人遷徙至巴蜀地區，以加強對該地區的控制；政治上，三立三殺蜀侯以消滅蜀國本地政治勢力；經濟上，秦在巴蜀地區道路、宮殿等基礎設施，尤其是興修水利以灌溉良田。諸如首任郡守張若仿造咸陽建制興築了成都城，後任郡守李冰則建造了都江堰工程，成功地把岷江改道，引水經過成都，從而把巴蜀地區建成了秦國統一天下的戰略基地。

伐蜀戰役與平定蜀亂是司馬錯軍事活動中的重要內容，通過這些戰役，司馬錯將其"得蜀即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的軍事戰略思想初步付諸實踐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司馬錯深刻洞察戰爭對經濟的依賴性，抓住了有利於全局發展的戰略樞紐

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是決定戰爭勝利與否的重要因素，而國家利益又是研究和制定國家戰略的基本出發點。在農業社會形態下，拓展疆域、增加戰爭所需的人口、糧食和資源是實現富國強兵的重要途徑。在秦開始統一大業的大背景下，司馬錯憑藉著對當時秦國內外政治形勢的深刻認識，提出了一條以拓展國家疆域為突出特徵的軍事戰略路線，為秦國最終擊敗東方六國、實現統一天下的戰略目標奠定了堅實基礎。

（1） 強調戰爭對經濟的依賴性，把提高綜合國力作為爭奪霸權的首要前提。

秦統一天下的戰爭是一場有計劃的、曠日持久的消耗戰爭。秦孝公時期推行商鞅之法，以富國強兵為首要目標，其兼併六國、統一天下的野心就已經昭然若揭。西漢時期的賈誼在《過秦論》中曾說："（秦國）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秦孝公死後，其子秦惠文王雖誅殺商鞅以強化王權，但是"商君雖死，但商君之法未廢"，秦國依舊拉開了覆滅六國的戰爭序幕。

但是當時的實際情形是秦國雖較強盛，但是關東六國聯合起來的綜合實力也不遑多讓。諸如秦在領土面積上只是控制了關中地區，而諸侯之地"五倍於秦"；秦在經濟上仍處於"地小民貧"的境地，而關東六國卻經濟發達；秦在軍事實力上雖然戰鬥力強悍，但是關東六國之將士"十倍於秦"，二者相差甚遠，尚難匹敵。更重要的是當時的政治形勢對秦國十分不利，蘇秦主張的合縱抗秦思想已深入人心，秦國若在軍事上舉措失當，就會促成六國聯盟，這是秦國最害怕出現的局面。

另外，關東諸侯國中，僅楚就有"地方五千裡，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絕對算得上是天下公認的強國。而秦與楚接境，雙方有著漫長的邊界線。蘇秦遊說六國合縱時，多次提到秦一旦東出，楚國就可以從背後、側翼捅秦一刀，這對秦國將是致命的。因而，楚成為秦實現統一大業的最大障礙。

正所謂"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秦之所害莫如楚；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也。"

由此可見，秦國完成統一大業的巨大困難是明顯存在的，秦國必須在經濟上做好切實的準備。司馬錯正是看到了巴蜀地區的巨大經濟潛力和恰當的介入時機，所以才當機立斷地決定拿下這塊盛產糧食和銅、鐵、竹、木等戰略物資的寶地。

後來的事實也證明秦國兼併巴蜀地區確實大大增強了秦國的經濟實力。尤其是秦昭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李冰修建都江堰後，史載"蜀沃千里……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可以說巴蜀地區與關中地區這兩大經濟區奠定了秦進行統一戰爭的物質基礎。

（2） 準確應對地緣挑戰和諸侯國間的複雜矛盾，抓住有利於全局發展的戰略樞紐。

在冷兵器時代，良好的地理條件對贏得戰爭勝利具有重要意義。自從秦兼併了巴蜀之地，佔領了長江和漢水上游後，秦國就對楚國形成高屋建瓴、居高臨下之凌厲攻勢，這使得秦國擁有了地理位置上的巨大優勢地位。對於這一點，蘇秦在秦國未佔巴蜀前就已料到了。他告誡楚威王說: "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這就直接威脅到楚國的存亡了（鄢陵是楚國重鎮，郢都是楚國國都）。楚威王也曾對蘇秦說: "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並漢中之心。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可見，楚威王是很清楚巴蜀地區重要戰略地位的，但因楚威王在位時間短，而楚懷王又比較昏聵，巴蜀之地最終還是落入秦國之手。

"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司馬錯正是憑藉對秦國內外形勢的全面準確掌握，才更加深刻地洞悉了戰爭發展的規律，從而避開強點，從易處著手，

通過伐蜀和平定蜀亂成功地推動了秦的統一大業。

（3）注重"師出有名"，促使其軍事行動合法合理。

秦惠文王九年，秦國趁著巴蜀兩國彼此攻伐且都向秦國求援的時機趁虛而入，這在政治輿論上佔有了優勢。因為此時的秦軍是為了"禁暴止亂"而出兵，是正義之師，同時秦軍出兵巴蜀地區對關東六國未構成直接威脅，不會引起大的反響。

最終司馬錯採取各個擊破的方針，指揮秦軍先攻蜀，使其兩面受敵，滅蜀後再攻巴，一石二鳥，輕易佔領二國。

在各諸侯國依靠各自軍事實力爭奪勢力範圍的年代，司馬錯藉助政治輿論優勢的做法顯得尤為可貴。秦國當年如若採用張儀之策，過早地實施戰略進攻，即"以兵臨二週之郊"，周之九鼎未必會如願落入自己之手。這是因為在東方各國，特別是強大的楚國未被削弱的情況下，秦國又怎能靠貿然一戰成就"王業"呢？

更危險的是，秦國突襲周王室的舉動將明顯地威脅到山東六國的安全，勢必會引起更大規模的合縱抗秦運動，從而遭到其他諸侯國的聯合聲討。這一點司馬錯看得非常深刻，指出:"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併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

三、司馬錯"得蜀即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的軍事戰略思想在秦後期的巨大作用

司馬錯提出的"得楚"目標是通過秦國在積極東擴的過程中，外交上"拉楚以穩楚"、軍事上"擊楚以弱楚"逐步實現的。

面對魏、韓、趙合縱抗秦的局面，秦國任用張儀為相，外交上採取連橫策略，軍事上繼續向東發展。在連續遭到秦軍打擊之後，魏、韓兩國兵敗地失，公開投降秦國，與之結成了連橫集團。公元前312年，秦軍在丹陽戰役和藍田戰役中大勝楚軍，秦國從此穩固地控制了漢中地區。這是繼司馬錯奪取巴蜀之後，秦取得的又一戰略性勝利。自此以後，巴蜀、漢中和關中自南向北聯成一片，秦之國力大大增強，對楚國構成了嚴重威脅。相比之下，楚國只能窮於應付，國力進一步削弱，完全喪失了主動進攻的能力。公元前307年，秦軍攻佔宜陽。至此，秦的國土就擴展到中原了，對包括楚國在內的關東諸國的威脅變得更加嚴重。

秦昭襄王繼位後，對楚國繼續採取軟硬兼施、又打又拉的政策。公元前298年，秦軍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奪取楚國十六城而去。楚國再次遭到沉重打擊，楚懷王也客死於秦，楚國終於以巨大的代價認識到秦國的致命威脅，最終與其絕交。

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秦國打響滅楚戰役，對楚國進行了大規模的連續打擊。秦王令司馬錯率大軍由隴西地區進入巴蜀地區，並在當地增補巴蜀士兵十萬人，然後乘坐大船萬艘，載米六百萬斛，從巴的涪水（嘉陵江支流，位於今四川東部及重慶）南下，進攻楚國的黔中郡（今湘西及黔東北一帶）。

秦軍戰勝重重困難，翻越今岷山山脈、摩天嶺山脈、雲貴高原，出其不意地攻到楚國後方。當時，楚軍主力集結西北部秦楚邊境前線，後方空虛，黔中郡很快被秦軍佔領。與此同時，秦將白起攻趙，取光狼城（今山西高平西）後亦揮師南下，進攻楚國北境的鄧城（今湖北襄樊北）。楚國遭到連續打擊後，被迫獻上庸（今湖北房縣、丹江口等地）和漢水以北地區給秦以求和。

次年，秦與趙結盟，秦將白起率軍進攻楚國鄢城（今湖北宜城）、鄧城和西陵（今湖北宜昌西北）等地。秦佔領上述地區後，隨即赦免罪人遷於此，進行控制。第二年，白起拔郢（楚國都城，今湖北江陵北），西燒夷陵（陵名，楚先王陵墓區），楚頃襄王兵敗，被迫遷都於陳。白起接著東攻至競陵（今湖北潛江西北）、安陸等地，南攻至洞庭湖一帶，設置南郡（郡治郢）。秦昭襄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蜀郡郡守張若由巴蜀地區出兵，順長江而下向楚國的巫郡及江南地區進軍，配合白起夾攻楚。

顯而易見，秦以巴蜀為戰略根據地，在當地徵集士卒，補充糧草，為滅楚之戰提供了堅實了人力、物力和財力保障。其結果是秦國連續猛烈的軍事打擊徹底消耗了楚國的力量，楚從此變得積貧積弱，再不能對秦構成任何威脅。楚頃襄王在失鄢、郢後，猶如驚弓之鳥，更是再也不敢反攻秦國。短短的四年之中，秦國基本完成了對楚國的圍剿，楚國中西部遼闊的國土全部落入秦之手，百萬大軍只剩下十餘萬人。

這個秦國昔日最強大的對手，就猶如沒了尖牙利爪的猛虎，再也不敢虎嘯山林了。

從此以後，秦的國力與山東六國相比，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版圖上，秦的國土面積已超出原來數倍，成為當時幅員最大的國家，逐步躍升為第一號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強國。隨後，秦昭王準確地、不失時機地實現了戰略轉移，向山東諸國發起進攻。秦昭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秦國向另一個強國趙國發動了滅六國的最後決戰，大破趙軍於長平，此即長平之戰。而後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吞二週而亡諸侯"，從而實現統一天下的目標。司馬錯的軍事戰略思想及其成功運用，當是"秦國六世之餘烈"中的重要因素。

結語

從公元前316年司馬錯率軍伐蜀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天下，前後不到百年。應該講，司馬錯"得蜀即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的軍事戰略思想及其成功實踐對秦國崛起和統一天下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秦統一六國的歷史進程中，商鞅變法為秦國奠定了經濟基礎，司馬錯伐蜀則為秦國奠定了軍事基礎，二者具有同等之功。主要生活在秦惠文王、秦武王和秦昭襄王時期的司馬錯，提出了"得蜀即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的軍事戰略思想，並具體指揮了伐蜀戰役、平定蜀亂和黔中戰役等一系列重大軍事行動，為秦橫掃列國實現統一大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參考文獻

（西漢）司馬遷著：《史記》，中華書局2014年點校本。

（東漢）班固著：《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點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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