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導讀：
提及“肺結核”，相信大部分90後、00後讀者朋友們的腦海中還沒有什麼概念，甚至壓根就沒有聽說過“肺結核”一詞。但對於生活在八九十年代甚至更早的人群來說，這三個字可謂是“耳濡目染”、“談虎色變”。與當前爆發於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傳播方式相類似，“肺結核”也是通過感染者打噴嚏或大聲講話時所產生的“飛沫”而傳播的，與此同時這一疾病之所以能夠在上世紀中後期令人談虎色變，其根本原因主要還是歸咎於當時醫療水平不足導致的致死率高、病理複雜程度較大以及傳播範圍廣等惡性因素。關於該種病症的發展歷程，我國曆史上也有過不少相關文獻的記載，基於如此，在本篇文章當中筆者就圍繞著古人的記載，來對“肺結核”的發展歷程做一番簡要的探析。
本文的研究內容：
01、古人對“肺結核”的認知過程
所謂“肺結核”，即我們俗稱的“癆病”，這一病名在我國曆朝歷代可以說是沿用的非常廣泛。除此以外，宋代以前反映結核病的傳染性的名稱還有諸如屍疰、勞疰、毒疰、鬼疰、傳屍等。根據症狀特點所記載的名稱還有瘻疾、勞漱、疾癆等，而到了宋代以後，則基本採用“癆病”作為這一疾病的統稱。在此之後，直至西醫理學傳入我國，才真正意義上有了“肺結核”這一全新的病名。
據相關領域專家證實，早在德國的Heideberg石器時代人的第4、5胸椎就已經發現了典型的結核性病變，此舉在一定程度上也證實了距今約7000年的石器時代實際上就已經存在了所謂的“肺結核”（結核性病）病例。而在我國現有的文獻資料記載，“肺結核”則可追溯至距今兩千多年前的《皇帝內經素問》一書，其具體史料記載如下：
傳乘：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項，身熱，脫肉破膕。
同樣，被世人譽為“神醫”的華佗在其著作《中藏經·傳屍》中也有過類似甚至更為完善的記載，其具體內容如下：
或因酒食而遇，或問病弔喪而得……鍾此病死之氣，染而為疾，故曰傳屍也。傳屍者，非為一門相染而成也，人之血氣衰弱，藏府虛贏，中於鬼其，因感其邪，遂成其疾。
從上述事實可見，當歷史進入東漢末年時期，我國已經存在部分醫術高明的醫者能夠清楚地辯證並認識到“肺結核”本身所具備的傳染性，此舉相較於《黃帝內經素問》一書中僅僅所記載的發病症狀而未意識到疾病本身的傳染性而言無疑是一大進步，不得不說這也為後來防止和研發相關藥物奠定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我國封建王朝時代，時間無疑是人們認識疾病的主導因素。舉個最明顯的例子，到了唐朝時期，人們已經不僅僅是從單方面地瞭解“肺結核”的病症以及傳染性，而是以當時的醫療水平和思維方式去進一步地思考導致該病的病原體。如唐朝著名醫學家孫思邈在其著作《千金藥方》中已經把毒疰、屍疰列入了肺臟篇，而與之同一時期的王燾則率先提出“肺癆熱，損肺生蟲……生肺蟲，在肺為病”的病理思想，儘管當時的人並不清楚何為“結核桿菌”（該菌侵入體內，從而引發肺部結核），但人們已經以一種時人可接受的詞語去代替，即“肺蟲”。
元明時期，古人對“肺結核”認知層面已經由單純的辯證過渡為主動治療。如元代醫學家葛可久在充分認識“肺癆”的致病原理基礎之上，總結出了首部關於治療該病的專著——《十藥神書》。時至境遷，儘管該著作中的部分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違背常理的做法，但以當今的眼光和思維去看待距今數百年的作品肯定是不可取的。明代醫學家徐春甫則在其著作《古今醫繩》中談到：“凡人有此症，便宜早治，緩則不可及事矣。凡近親之人不能迴避，需要適宜飲食，不可著餓，體若虛者可服補藥，身邊可帶安息香，大能驅勞蟲”。值得注意的是，徐春甫此番所提出的治療方法與現代醫療有著諸多接軌之處，如一方面強調早期治療，另一方面則向第二代潛在感染者提出注意保健，防止接觸感染。
綜上所述，不難發現“肺結核”在我國所存在的時間是非常久遠的，其次，囿於醫療水平有限導致古人對於該病的認知過程是非常漫長的，但好在古代交通不發達，人員流動性較小以及“結核桿菌”本身所存在的短板從而導致該病並沒有大規模的爆發。
02、“肺結核”的“猖狂”歷程
當歷史跨入19世紀時，“肺結核”——這一在人類歷史當中潛伏了上千年的“惡魔”終於迎來了爆發期。正如那一時期的小說所記載道：“面色蒼白、身體消瘦、一陣陣撕心裂肺的咳嗽……。”
事實證明，當瘟疫肆無忌憚地“屠殺”人類的同時往往也會間接地推動人類在醫療事業前沿的探索，直至研製出應對該種疾病的相關藥物，當然，在此期間作為“受害者”的人類同樣也是需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的，諸如生命。
公元1882年，德國科學家羅伯特·科赫宣佈發現了結核桿菌。公元1945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博士、羅格斯大學教授賽爾曼·A·瓦克斯曼從鏈黴菌中析離得到的鏈黴素開創了治療“肺結核”的新紀元，使該病不再是不治之症。此後，諸如異煙肼等化學藥物的問世再一次鞏固了該疾病的治療手段。
鏈黴素分子式
然而，當全世界人都以為將要徹底消滅“結核病”的時候，它卻猶如頑固的幽靈一般再度捲土重來。據相關資料統計，公元1995年全年全球有超過300萬人死於此病，這一數據甚至遠超“結核病”盛行的1900年。那麼，在已經研製出治療該病的相關化學藥物之後為何還有如此多的人群因其喪命呢？在筆者看來，根本原因仍歸咎於人類身上，其具體表現在這幾個方面：第一，自“肺結核”第一次盛行之後，由於政策上的種種忽視，導致世界上許多地區的防治系統遭到嚴重破壞甚至完全消失；第二，病毒本身的抗藥性增強，導致防治難度加大。
以“肺結核”在我國的發展歷程為例，從古代醫學者認識它到辯證它這一個階段就花費了數百年的時間，而從辯證它再到真正的採取有效的治療措施則耗費了上千年的時間，實在是令人唏噓。
以史為鑑，敬畏生命，敬畏大自然，這將是人類保護自身生命不受侵害的最基本法則。
參考文獻：
石俊仕，張慧敏等人：《肺結核病人發現的歷史沿革研究》
華佗：《中藏經·傳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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