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詩《孔雀東南飛》中，蘭芝與焦母的婆媳矛盾是整個悲劇的源起。站在我們的立場看，蘭芝完全沒毛病，她勤勞能幹、知書達理、美麗善良、重情重義，無論從哪方面看，都無可挑剔。面對這樣一個完美的媳婦，焦母仍然深懷不滿，與她勢同水火，這很容易讓人產生這樣一個疑問：人世間"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那麼，焦母與蘭芝的矛盾又因何而起、如何理解呢？
一、先來看看幾種常見的解釋
這個問題曾讓很多人感到困惑，人們試圖從各種蛛絲馬跡中尋找線索，來加以解釋，主要的說法有以下幾種：
1. 無子說
從詩中可以看出，焦仲卿與劉蘭芝結婚幾年，並沒有生育子女。因此有人猜測，這可能就是蘭芝被驅遣的主要原因。
但實際上，古代因為無子而出妻的情況其實是非常罕見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我國古代實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正妻無子的情況下，可通過納妾來彌補。焦家從經濟狀況來說，是完全有條件納妾的。
而且，如果焦母果真是因為"無子"而要將蘭芝休掉的話，那麼這絕對是堂堂正正的理由，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說出來，但焦母並沒有提及這一點。
2. 戀子說
有人猜測，焦母對蘭芝的反感源於一種戀子情結。
這種觀點源自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說，雖說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是缺點也很明顯。焦家這種寡母獨子的情況，雖說是產生"戀子情結"比較典型的條件，但並不能說就一定會產生"戀子情結"。何況，人不同於動物，不是完全由感性和本能驅動的，即使有某種程度的"戀子情結"，也不一定就會成為婆媳關係中的主要矛盾。
並且，這種解釋完全忽視社會、歷史和文化的因素，也顯得比較片面。
3. 門第說
焦母曾對仲卿說："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而蘭芝則說自己"生小出野裡"，因此有人推斷，焦母可能因兩家門第貴賤不同而對蘭芝產生輕視之意。
但是，詩的小序中說得很清楚，焦仲卿不過是"廬江府小吏"而已，焦母所說，不過是寬慰之詞，有自高身價的味道。而且，蘭芝自述"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從小就受到良好的音樂和文化教育，放在東漢女子生活和家庭教育的背景下來看，這應該是中等以上人家才會有的做法，所謂"生小出野裡"更可能是自謙之詞，不可過於較真。
並且，門第問題在結親之前難道會不加考慮？又怎麼會突然冒出個"門不當，戶不對"的問題？
那麼，究竟如何理解這一問題呢？我想，我們可以將這一事件還原到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從矛盾衝突的原點入手開始考察。
二、蘭芝在焦家的生存處境究竟怎樣？有沒有受到虐待？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蘭芝的抱怨入手來分析。蘭芝說自己"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這是描述自己在焦家的辛勤勞作。那麼，這種勞作在當時究竟屬於什麼水平？
早在先秦時期，紡織已成為婦女從事的重要職業，在各個歷史時期，婦女們為了養家餬口、交納賦稅，往往夜以繼日地辛勤紡織。
《漢書·食貨志》說："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婦女們紡織到深夜，每天就多出半天勞動時間，因此每個月就相當於有四十五天。
大致成書於西漢的《列女傳》"辯通傳"有婦女夜績的記載。在很多地方，婦女集體夜績還成為一種風俗，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
唐詩中也可看到很多這方面的描寫，如"鳴梭夜達曉，猶恐不及時"，"草蟲促促機下啼，兩日催成一匹半"。
宋朝司馬光就曾深有感慨地說："蠶婦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為之，其勤極矣。"
如此看來，蘭芝的辛勤紡績，在古代其實是相當一部分桑婦蠶女很普遍的生活狀態。
至於"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這當然是一種故意刁難，但如果把它放在我國古代婆媳關係的傳統中來看，就會發現其實這也是一種常態。禮法制度規定了媳婦被壓制的家庭地位，賦予了婆婆以絕對的支配權力，因此婆婆壓迫和束縛媳婦就成為天經地義的事。
有學者指出："在東漢時期，'姑'的權力在家庭已經趨於極端。"焦母對蘭芝是刁難，但還算不上虐待，這在當時其實也比較常見。諺語說：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一個"熬"字，說明了媳婦的難做，同時也包含這樣一層意思：婦女隨著年齡、資歷的增長和兒子的婚娶，終有一日自己也會成為婆婆，從而獲得支配媳婦的權力，她也會用這種方式去對待媳婦，這種婆媳關係就代代沿襲成為傳統。
還應該指出的是，在封建家庭中，媳婦難做，其實遠不止勞作那麼簡單，還要像奴婢一樣小心周到地伺候公婆，其繁瑣和嚴苛，是我們今天所難以想象的，如果我們去看一下《禮記·內則》的相關內容，就能深刻體會到這一點。
因此，如果以封建禮法制度對婆媳關係的定位來看，焦母對蘭芝其實並不算很過分，也可以說，蘭芝在焦家的生活處境在整個封建社會家庭中都是普遍現象，焦母其實還是一個封建宗法制家庭中比較典型的婆婆形象。
三、那麼，我們又該如何理解蘭芝在焦家的不適乃至不滿呢？
如果細讀文本，我們就會發現，焦、劉兩家家庭環境的差別是很大的。
蘭芝歸家後，"縣令遣媒來"，這對劉家顯然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因此劉母勸蘭芝："汝可去應之。"這時蘭芝對母親坦言，她與仲卿雖然離婚，但兩人情義未絕，仍希望有複合之日，要母親回絕媒人，"徐徐更謂之"。對一般家長來說，這是難以接受的，而劉母二話不說，就把媒人打發走了。
數日後，當太守派郡臣上門提親時，劉母更是態度鮮明地一口回絕："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從這一個細節可以看出，這應該是一個很尊重子女意願的、比較寬容的家庭，與焦家那種強調家長權威、信奉"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家庭倫理觀的典型封建家庭截然不同。
可以想見，蘭芝在這樣的家庭中長大，進入焦家後，其反差必然是巨大的，其不適完全可以理解，也許這就是蘭芝不堪忍受的根本原因。
其次，從性格角度來看，蘭芝是典型的外柔內則，表面柔順，進退合禮，但骨子裡卻很剛烈，而且特別有主見。而焦母則是一個十分強調長輩權威，要求子女絕對服從，而且性格極其固執的家長。
因此，我們有理由作這樣的猜測：當這樣兩個都極有個性的婆媳同在一個屋簷下、朝夕相處時，難免會有各種摩擦和嫌隙。以蘭芝的性格，她應該不會違背綱常倫理，當面頂撞、衝突，但在實際行動中，她很可能並不會輕易改變，唯唯諾諾。
於是，在蘭芝看來，在婆婆面前，她是符合禮法規範的，是"奉事循公姥"；而在焦母看來，這又是個難以駕馭的媳婦，這就是她所說的"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
表面看來，兩人的評價截然相反，互相矛盾，但實際上，可能只不過各人看問題的角度和評價的標準不同而已。
結語
由此看來，蘭芝與焦母婆媳矛盾的根源，可能在於兩家家庭文化和氛圍的巨大反差，以及兩人在性格方面的差異。如果以封建禮法制度為標準，以當時社會的眼光來看，焦母似乎並無大錯，基本上算得上是一個"典型"的婆婆。相反，倒是劉家的家庭文化和生於斯、長於斯的蘭芝是一種"另類"，也就是說，劉母是"非典型"的母親，蘭芝是"非典型"的媳婦。蘭芝與焦母的矛盾，實際上是某種新型家庭文化中出來的新型女性與傳統宗法制家庭文化的碰撞和衝突。
可貴的是，本詩的作者並沒有站在封建禮法的角度和立場去看待和評判蘭芝這樣一個"另類"，而是通過令人信服的情節和生動的人物刻畫，使人們對蘭芝產生深切的同情，對其悲劇命運感到無盡的惋惜，客觀上使封建禮法制度的一些不合理之處顯現出來，這是詩歌極其可貴的地方。
閱讀更多 讀史雜識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