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创作中，孤独一直都是紧要的主题之一。尤其是２０世纪后的叙事性作品里，如何表达孤独几乎成为一种主题景观。许多大家的作品都表达了对这一主题的深入思考，这其中就包括卡夫卡。“门的主题”成为了卡夫卡的孤独式记叙文中的重要意象。
在卡夫卡的文本空间里，门既是明亮与黑暗、喧嚣与寂静的空间隔断，也是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社会的空间隐喻，更是一个有关谎言与秩序、遗忘与显现的存在命题。“门的意象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别有深意”，对其深意的建筑现象学的解读，或许将会无限接近卡夫卡的文本之门，还有门后那个神秘荒诞但真实无比的世界。
卡夫卡
一、来自门的“灵感”—卡夫卡“门”意象的背景
在卡夫卡的文学空间中，“门”是一个备受青睐的空间符号，时常在情节推动、氛围烘托和叙事结构的建构上起着关键作用。但悖谬的是，获取这种幸运的灵感恰恰来自现实生活中的不幸:门的噪音和干扰几乎成为卡夫卡在写作时所有苦恼的根源。
在日常生活中，门并没有为卡夫卡围合出一处他所渴求的私密空间，相反，门所固有的可进入性给空间的私密性造成了威胁。卡夫卡写于1911年11月5日的日记再现了门带给他的烦恼：“我坐在我的房间里，就坐在整个住宅里吵闹声的中心。我听到所有的门被摔得乒乓作响，这巨大的摔门声带给我唯一的好处就是它们的声响使我得以避免听到人们在一扇扇门之间穿梭走动的脚步声。
写作《变形记》时的卡夫卡和家人一起住在尼古拉斯大街36号公寓的四楼。在这个大家庭里，卡夫卡拥有一间小小的卧室，摆设简单，也没有任何采暖设备。更糟糕的是，父亲在任何时候都毫不顾忌他人，高声说话、摔门进出是他的生活常态;体贴的母亲虽刻意压低声音，却不得不陪着父亲谈话。在卡夫卡为数不多的画作中，写字台前坐着的线描小人几乎总是两手遮耳、低头俯首、不胜其扰的样子;这样的画面同样还原了意图在现实的夹缝中贴近内心写作的卡夫卡所遭受的煎熬。
卡夫卡曾经描述过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门户紧闭的地下室最里面的一间里。”一扇关上的门，意味着处身与现实的分离，同样也意味着心灵向另一处空间开敞。门将现实隔离在外，是对隐秘的内心空间的维护。
关上房门在暗夜中写作，是卡夫卡渴求的生活方式，也是法国诗人加斯东·巴什拉所捍卫的“内心空间的单人间”。在内心的单人间里，隐秘的存在得以被守护，“关门自省”的力量甚至超越了生命本身。布朗肖“反复加强”的卧室的意象，在巴什拉看来，不只是“一处熟悉的居所”，更是一个“内心空间的居所”。一个内心的单人间，对卡夫卡而言就意味着与外界的隔离和彻底的关门闭户。这样的闭门既是对现实的有意回避，对俗世物欲的主动放弃，更是对艺术境界的自觉追求。
《变形记》插画
二、“门”——悖谬特征的空间
“门”在隔断空间的同时又成为两个对立空间之间的连接。卡夫卡的门，首先是实体空间意义上的隔断与过渡;其次，在建筑现象学的意义上，门所特有的空间分界形态也暗示着空间内外的个体与他者之间的共生关系。
关门闭户，意味着与现实的分离，是个体对内心空间的维护;半开半闭的门，以一种模棱两可的空间形态，展现主体不确定的生存状态及其在行动与踌躇、希望与绝望中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在文本的意义上，门的空间防护意义衍生出美学上的释义拒斥;卡夫卡的文之门，是一种开敞的假象，在诱惑与排拒中显现出本质上的反阐释性。
在世人对《法的门前》的评述中就充分体现出进入卡夫卡文本之门的困境。《法的门前》不足千字，近乎一个独幕剧，场景也很单调，是一扇略微敞开的大门，人物单一，只是乡下人和守门人，情节简单，无非是乡下人想进入法的大门，守门人告诉他“现在不可以进入”，但也不知道他何时可以进入。在守门人的告诫中，乡下人得知法的大门里还有数不尽的大门，每一个大门前面都有一个守门人，一个比一个强大。乡下人最后选择在门前等候，至死未能跨进大门。
门既能隔断空间，又能建立空间之间的联系，具有“在联系中隔断”和“在隔断中联系”的矛盾属性。在界分空间的同时围合空间，“门”在空间中的矛盾状态与卡夫卡式的悖反思维极为契合。
在卡夫卡的门前，诱惑与排拒、等待与绝望、行动与虚妄都是必然的，正如瓦根巴赫所言，“大家都喜爱他，尊敬他，但却没有一个人可以亲近他。他面带沉静礼貌的微笑敞开了通向外面世界的大门，但却对这个世界紧紧锁住了自己的心扉，开敞和紧闭相生而又相悖。
《法的门前》
三、从“门的状态”反射人物内心深处
1、“关闭的门”———隐秘的私密空间
门是空间隔断，界分出实体意义上的空间内外，同时也衍生出有关对立的空间隐喻：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家庭空间与社会空间、生活空间与工作空间、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正如格奥尔格·齐美尔所言，通过门，“人类从自然界的无限单元中分离出一个小单元”。门划定出边界，在整体空间的内部切分出一个新的围合空间，然而，尽管依存于整体空间，这个被分隔出的新的空间却具有其内在完整性。
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即使在自己家中也保持着锁门睡觉的警惕。变成甲虫后他并没有太多出门的想法，仅有两次情不自禁地爬出房门，却导致了被厌恶和驱逐的不幸升级;而房门最终打开之际，则是他大甲虫的尸体被清理出门的那一刻。
在《诉讼》中，约瑟夫·K听见敲门声后打开房门，却遭到拘捕，开门通向了一段被无端控诉的荒诞历程。另外一对夫妇的遭遇则更加令人惶恐。一对贫民夫妻即使在睡梦中，法官也能推门而入，甚至还饶有兴致地站在床头端详着他们睡觉的姿态。
在《乡村医生》中，深夜的门铃声驱使乡村医生打开房门，门外的黑暗中冒出来一个心怀叵测的马夫和两匹魔鬼般的黑马，乡村医生就此被挟持着踏上了孤独的不归之路。《城堡》中这一幕堪称荒诞至极，k和新婚妻子弗丽达躺在教室的地板上，破门涌入的学生们讥笑着围观他们的私人生活。
在这几幕带有闹剧色彩的荒诞场景中，门被打开，公共空间与私密空间被荒唐并置，梦中的世界被现实世界粗暴惊扰，主体的尊严被肆意侵犯。正因如此，米兰·昆德拉认为“约瑟夫·K的故事是从隐私被破坏开始的”，约瑟夫·K醒来时，两个陌生人走进房门站在他的床边，从那一刻开始，“他的私生活逐渐消失，被那个追捕他的神秘组织所吞噬”。
放大来说，这与当时社会制度下“内在的家庭的专制主义”与“社会大视角下的专制主义”具有某种紧密的一致性，一个专制的社会，貌似一个亲密的“大家庭”，而一个没有隐私的家庭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无视个人权利的专制社会的缩影。卡夫卡的关门意图中可以读解到的是一种超越个体隐私的更为强烈的对抗，他深刻洞悉到“在极端形式下的社会企图取消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界限;日益昏暗的权力要求公民的生活日益透明”。
2、半敞开的门———主人公进退两难的境地
鲁兹·柯尼克对空间“分界面”的研究见解独特，他认为“分界面可以界定出投向外在世界的视野，但同时也向内限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观念;对于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而言，分界面还是个人的身体与世界产生感官联系的接合处”。他所说的“接合处”正是前文所述的空间场景的节点。事实上，分界面在其语汇学的定义上已经显示出一种基本的悖反特征，分界面首先是“身体、空间以及相位之间的界限”，其次还是“两个单独的并且没有关联的体系之间交界、相互作用并发生关联的地方”。简而言之，分界面意味着在划分边界的前提下所产生的过渡，从而暗示着“边界”与“过渡”的悖反式语义叠合。
门的关闭状态暗示的是一种更为强烈的分离、建立边界和获取自由的意志;但是这种关闭可以随时开启，边界可以消弭，被隔离的个体可以重新与外界建立联系，“从而在无限的空间之中自行调节建立联系的需求”。同样，在卡夫卡的文本空间中，门恰恰是在隔断空间的同时又成为两个对立空间之间的连接;这种看似矛盾的分界与交界的功能叠合，在齐美尔的社会学思考中，正是隔断联系与建立联系的胶着。
《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社会身份是推销员，颠沛流离的职业特征本身就暗示着稳定的社会关系的缺失；同样，在时间与空间稳定性缺失的前提下，自我与他人也很难建立信任感与亲近感。如果说变形前的格里高尔是一个被职业所异化的人，他的家人们则毫不遮掩地暴露出另外一类被社会异化的群像。他们守在门外，但其实并不关心作为家中儿子的格里高尔的命运，令他们真正焦虑不安的是作为经济支柱的格里高尔失业后全家人的生活保障问题。格里高尔与家人之间的亲情受制于更为物质化的社会关系，等在格里高尔门外的除了这群寄生虫一样的家人，还有一个以秘书主任和房客们为代表的被异化的现实世界。因此格里高尔，躲在门后，进退两难。
变形刚刚发生时，门是锁着的，但无论是格里高尔还是他的家人们都“表现”出急切的“开门”意愿。后来，格里高尔把门打开了，甚至可以说，在小说中大多数时候，这扇门都是半开着的，却再也没有人愿意进来了。家人进入格里高尔房间的愿望与门的开关状态呈现出一种反向背离的关系，这样的空间信息暗示的是一种更为可怕的自我与他者的空间共生关系。
半开的门、空间与空间之间暧昧不明的状态，暗示着空间所符号化的共生关系不再稳定，同样也暗示着个体面对他者和外在现实时的矛盾心态。卡夫卡的人物几乎总是处于向他者转化的无限变化状态。乡村医生、土地测量员K、卡尔·罗斯曼、格里高尔的悲剧无一不是根源于一个变为他者的虚妄念头;他们放弃了原有的主体身份，成为一个变动不居的主体，这种生成性的变化最终造成卡夫卡的人物的迷乱、执拗与绝望。半开半闭的门，以一种模棱两可的空间形态，展现出卡夫卡及其人物在行动与踌躇、希望与绝望中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
四、“动态的门”——揭示主人公心路历程
门的存在“意味着分隔与联系不过是同一种行为的两个方面”。门的关闭状态暗示的是一种更为强烈的分离、建立边界和获取自由的意志;但是这种关闭可以随时开启，边界可以消弭，被隔离的个体可以重新与外界建立联系，“从而在无限的空间之中自行调节建立联系的需求”。同样，在卡夫卡的文本空间中，门恰恰是在隔断空间的同时又成为两个对立空间之间的连接;这种看似矛盾的分界与交界的功能叠合，在齐美尔的社会学思考中，正是隔断联系与建立联系的胶着。
门的反复开合，不仅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也暗示出家人对变形之后的格里高尔从微弱的怜悯、冷漠到厌恶的情感变化，同时也暗示着在虫壳之下的格里高尔日益浓重的孤独与绝望情绪。变形刚刚发生时，在家人的催促下，格里高尔费尽力气用嘴转动门锁，打开了房门。这时，格里高尔表现出的是回归家庭的急切愿望。但房门打开之后，家人们尖叫躲避、乱作一团，没有人真正关心格里高尔的命运，他们唯一的念头就是把这个怪物赶回房间。
在仓促的关门声中，格里高尔与家人建立联系的最初意图首次受挫。此后，格里高尔自觉规范自己的活动范围，尽量不去逾越门所划定的界限，力图消解变形带给家人的误解和敌意。但是，这样的善解人意却丝毫无助于关系的和解，而是在家人一次又一次无情的关门声中发展为对亲情的绝望。格里高尔无数次躲在门后，从黑暗的房间里观察明亮的起居室中家人的生活处境。在光与影的反差中凸显的并非仅仅是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隔离，更有门后的主人公所感受到的隔阂与疏离。
以门的意象作为研究的线索，可以在《变形记》文本中相当清晰地还原格里高尔和家人之间的共生关系。“在格里高尔家里，开门和关门的动作出现了差不多上百次，门的反复开合表现出格里高尔与家人重建亲情的良好意愿反复受挫”。也象征着外在现实与卡夫卡的内心世界毫无和解可能，正因如此，卡夫卡像格里高尔一样，躲在门后，进退两难。
结语：
早在卡夫卡生前，“如何阐释这些作品”已经成为卡夫卡早期评论家们最为尴尬的事情:“他们一方面以无比的智识鉴定出卡夫卡作品的独特价值，但同时也意识到普通的阐释模式无法接近卡夫卡作品的深厚内涵。”卡夫卡的语言风格简洁明晰，故事的场景也很日常，看似文本之门是开敞的，但众多评论家在穷尽了宗教神学、心理分析、社会批判、原型分析、存在主义哲学、叙事学、现象学、版本学的理论阐释之后，却时常陷入一种批评的困难。卡夫卡研究专家海因茨·波里策在研究卡夫卡四十余年后就曾感慨，卡夫卡作品的最基本性质就在于:“任何想得到结论或揭开谜底的企图终是徒然。”
“门”是一个具有卡夫卡式悖谬特征的空间词语，在隔断空间的同时又成为两个对立空间之间的连接。卡夫卡的门，首先是实体空间意义上的隔断与过渡;其次，在建筑现象学的意义上，门所特有的空间分界形态也暗示着空间内外的个体与他者之间的共生关系。关门闭户，意味着与现实的分离，是个体对内心空间的维护;半开半闭的门，以一种模棱两可的空间形态，展现主体不确定的生存状态及其在行动与踌躇、希望与绝望中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在文本的意义上，门的空间防护意义衍生出美学上的释义拒斥;卡夫卡的文本之门，是一种开敞的假象，在诱惑与排拒中显现出本质上的反阐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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