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和余秋雨，中国当代散文的“双子星座”，被合称为“二余”。这两人，前者是台湾人，却“光耀大陆”；一个是大陆人，却“红遍台湾”。余光中曾评价余秋雨：“中国散文，在朱自清和钱锺书之后，出了余秋雨。”余秋雨评价余光中，“从林怀民，到白先勇、余光中，我领略了一种以文化为第一生命的当代君子风范。”
正因为我们都姓余，所以引起联想。这个联想也是很自然的。余秋雨先生的书《文化苦旅》在台湾受到相当大的欢迎。最早是小说家白先勇把他介绍给台湾的读者。后来《文化苦旅》在台湾出版，紧接着其他的几本书也陆续出版，而且余先生也到台湾去演讲。他当然是写散文，我也写散文。不过他的出发点是用文化观察，就如他在《文化苦旅》里面所写的，写到三峡，写到苏州。他把这些地方称为文化的现场，就是说，到了一个有历史或者文化背景的一个风景区或者一个名城，然后引发他的联想，感想，甚至文化的评论。他是这样的一种写法。当时我给他一封信说，你这样的写法，把知性的材料用感性呈现出来，非常有效果。他后来的书就一个题目，比如说针对苏东坡来写，或者针对人的某些感情，某些遭遇来写，跟早年的是不太一样。
他在《文化苦旅》里面，曾经引用过我三行诗。他写到三峡的时候引起很多联想。他引用过舒婷的一首写神女峰的诗，也引用我《寻李白》那首诗里面的几句话。我那几句是说，我对李白说，“酒入豪肠，三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七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开就半个盛唐”。他引用了三句。我们的相识就从这里开始了。
2012年，余秋雨在《何谓文化》中，也谈到了对余光中先生的仰望之情。
文化是一种手手相递的炬火，未必耀眼，却温暖人心。余光中先生也是从白先生推荐的出版物上认识了我，然后就有了他在国际会议上让我永远汗颜的那些高度评价，又有了一系列亲切的交往，直到今日。
余光中先生写过名诗《乡愁》。这些年大陆很多地方都会邀请他去朗诵，以证明他的“乡愁”中也包括当地的省份和城市。那些地方知道他年事已高，又知道我与他关系好，总是以我有可能参加的说法来邀请他，又以他有可能参加的说法邀请我，几乎每次都成功，变成一场场的“两余会讲”。
“会讲”到最后，总有当地记者问余光中先生，《乡愁》中是否包括此处。我就用狡黠的眼光看他，他也用同样的眼光回我。然后，他优雅地说一句：“我的故乡，不是这儿，也不是那儿，而是中华文化。”
我每次都立即带头鼓掌，因为这种说法确实很好。
他总是向我点头，表示感谢。
顺便他会指着我，加一句：“我们两个都不上网，又都姓余，是两条漏网之鱼。”
我笑着附和：“因为有《余氏家训》。先祖曰：进得网内，便无河海。”
但是，“两余会讲”也有严峻的时候。
那是在马来西亚，两家历史悠久的华文报纸严重对立、事事竞争。其中一家，早就请了我去演讲，另一家就想出对策，从台湾请来余光中先生，“以余克余”。
我们两人都不知道这个背景，从报纸上看到对方也来了，非常高兴。但听了工作人员一说，不禁倒抽冷气。因为我们俩已经分别陷于“敌报”之手，只能挑战，不能见面。
接下来的情节就有点儿艰险了。想见面，必须在午夜之后，不能让两报的任何一个工作人员知道，甚至，连怀疑的可能都没有。后来，通过马来西亚艺术学院院长郑浩千先生，做到了。鬼鬼祟祟，轻手轻脚，两人的外貌很多人认识，而两家大报的耳目又是多么密集。终于，见面，关门，大笑。
那次我演讲的题目是《反驳“中国崩溃论”》。我在台湾经济学家高希均先生启发下，已经懂一点经济预测，曾在《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中提早十年准确预测了欧洲几个国家的严重经济趋势，因此反驳起来已经比较“专业”。
余光中先生在“敌报”会演讲什么呢？他看起来对经济不感兴趣，似乎也不太懂。要说的，只能是文化，而且是中华文化。如果要他反驳“中华文化崩溃论”，必定言辞滔滔。
那么，我们还是紧密呼应，未曾造成“以余克余”的战场。
从林怀民，到白先勇、余光中，我领略了一种以文化为第一生命的当代君子风范。
他们不背诵古文，不披挂唐装，不抖擞长髯，不玩弄概念，不展示深奥，不扮演精英，不高谈政见，不巴结官场，更不炫耀他们非常精通的英语。只是用慈善的眼神、平稳的语调、谦恭的动作告诉你，这就是文化。
《收获》2001年的散文栏目中有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二余”的同时上阵。二余，一是余光中，专栏为“隔海书”；一是余秋雨，专栏为“旧城迷藏”。这两人，前者是台湾人，却“光耀大陆”；一个是大陆人，却“红遍台湾”。不过更有意味的是，他们的文章都是对文化的体味，却尝出了完全不同的味道。
余秋雨到德国，看到的是黑格尔坟墓前的萧索，到意大利想到了但丁的被放逐，在冰岛，他则站到那条著名的地球裂缝上体验恐惧的感觉。余秋雨到了英国，他想到了莎士比亚，首先还是一代伟人的生前寂寞和死后遭遇的怀疑。因为在莎士比亚的家乡小镇保存的遗嘱中，莎士比亚的签名都由别人代笔，拼法也不统一，“很像当时千千万万个文盲”的做法。于是，引发了世人对莎士比亚真实身份的怀疑。余秋雨对怀疑论者们的资格提出“怀疑”，尤其是他对大学里的所谓“学者”们。他说：“大学是一种很奇特的社会结构……很多创造能力薄弱的人有可能在里边借半官方、半学术之名，凭群体之力，沾名师之光，获得一种社会认定”，这种人余秋雨认为最容易混淆视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把这些人从大学背景里拉开，然后单个审核他们的资格，盯着他们追问一句：“你是谁？”防止他们进行“蒙面偷袭”。
然后，由莎士比亚的遭遇，他又联想到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他认为塞万提斯的遭遇比莎士比亚“更让人心疼”。塞万提斯在战争中致残，后又遭海盗的绑架，而且不断入狱，受审，不过余秋雨认为，塞万提斯自己战胜了苦难，而且“堂·吉诃德一起步，世界破涕为笑”。
但是，不管是莎士比亚还是塞万提斯，当他们去世，人们没有表示什么惊讶。“人类，要到很多年之后，才会感受到一种山崩地裂般的文化失重，但那已经是余震。用此表达“文化英雄”死后的寂寞，余秋雨心目中的文化确实是一场“苦旅”。
与余秋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余光中发在《收获》同一期的文章题目竟为“山东甘旅”，这“甘旅”二字是少见于成语的，这是余光中完全为自己的旅行感受所启发，还是兼受了“文化苦旅”的影响？但用“甘旅”二字概括他在齐鲁大地的见闻觉知，确是极准确的。他在山东大学，就对丁香一见倾心，并有了“叶掩芳心，花垂寂寞”的诗思。他游泰山，虽然没有见到日出，但是“见到”了泰山。“登临到此，果真就能把世界看小吗？反倒是愈看愈多，愈多愈纷繁，脚下凭空多出一整盘山岳：我们算什么呢，竟敢僭用这么高的‘看台’、这么博大的立场？”这种感悟，这种敬畏，大概只有到了泰山才能生起。而他游黄河，竟不顾年迈岸滑，执意要亲手摸一下河水，并且还在河边默祷，天真地把自己的名片投入黄河，把于河边踩到鞋上的泥巴，收藏在名片盒里，带到了高雄的书房里，喜悦之情始终盎然在他文中的字里行间。
由于历史久远的缘故，泰山黄河早已不是纯粹的山河，一草一木都成了“文化”，就像欧洲遍地是“文化”一样。同样面对“文化”，余秋雨和余光中，却品出完全不同的味道。是面对的对象不同吗？实际上，这跟对象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二余调换一下，仍会是秋雨“苦”，光中“甘”。我想这主要跟二人看问题的方式有关。
余秋雨文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伟大的人或事如何遭受小人和庸世的攻击和冷遇，余光中则是始终在体味伟大的人或事是如何的伟大，如何的美妙；余秋雨多诉诸理智，余光中则常常开放心灵；余秋雨对自己的主题分析已经入木三分，有振聋发聩之用，但有时候，他会不自觉地让自己与他笔下遭受小人攻击的伟人并肩而立，略失厚道。余光中开放心灵，尽量地让伟大的事物占据他，反而渐渐地看不到他自己了。好比读他的《黄河一掬》，虽然写的是余光中游黄河，但读到最后，就只有黄河滔滔了，游者也已成了黄河的一分子。他也许不够深邃，有时可能有点迂，但赤子之心却始终宛然。文化的“苦旅”或“甘旅”是不是在此分道扬镳的？（2001年11月20日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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