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首掌遼東

熊廷弼經略遼東

在大多數文章裡,熊廷弼首掌遼東是相當出彩的,在其苦心經營之下,形勢迅速穩定下來,除去剛上任時葉赫滅亡,在此後半年多的時間裡,後金再無任何進展。熊廷弼似乎果然不負眾望,然而一切似乎又似是而非。

在熊廷弼抵達遼東前,遼東的形勢是相當嚴峻的,自三月初在薩爾滸遭受空前的大敗之後,六月十六日,重鎮開原失陷,七月二十五日,鐵嶺失守,瀋陽岌岌可危,熊廷弼於此時臨危受命,於八月初二馳至遼陽,尚立足未穩,葉赫又遭破滅,加之各地援兵屢催不至,整個遼東都有聞風而潰之勢。

熊廷弼由此判斷,後金此時已無後顧之憂,必將乘勝席捲遼、沈,就憑眼下這幾個殘兵敗將,瀋陽、遼陽無力兼顧,唯一的辦法只有捨車保帥,於是他提出暫時放棄瀋陽,全力退保遼陽。有人說這正是熊廷弼的高明之處,集中兵力,握起拳頭打人,這就是明朝版的毛主席軍事思想放光芒。實際上恐怕未必有這麼高明,只不過是無可奈何之舉。此前那個敗軍之將楊鎬,辦法也是一樣,而且還更早一步,他認為鐵嶺也必不可守,於是把鐵嶺的兵將、人戶盡歸瀋陽,他聲稱奴知無利可圖,反而不會攻鐵嶺,瀋陽也自可保全。但是很不幸,他前腳撤兵,後金後腳立即攻佔鐵嶺,而瀋陽也並不因集中了鐵嶺的兵力,就有力量握起拳頭打人了,反倒是立刻陷入恐慌之中。可老熊計劃報到朝廷後,諸臣廷議來廷議去,一直也沒給個明確的答覆,畢竟不戰而退與不戰而逃只差一個字,誰也不願承擔這個罪名。

雖然沒有收到明確許可,可是至當年十二月底,從熊廷弼的奏章來看,明軍主力事實上已經完全被收縮佈置在了遼陽周圍。遼東明軍總兵力此時總共不到7萬人,除新兵5千餘人被安排在遼南各邊堡戍守外, 2.4萬餘人佈防於遼陽城內外,另有賀世賀、柴國柱、李懷信三總兵,分領馬步軍3萬餘人,遏守瀋陽外圍虎皮驛、三塊石等處。隨後又稱西虜窺邊,令李懷信移駐遼陽首山迤南,賀世賢移駐遼陽迤北,防線進一步南移。也就是說,瀋陽實際上已經無兵防守,空城一座,瀋陽以北的懿路、蒲河,就更是隻能自求多福了。

熊廷弼首掌遼東

可是效果卻似乎不錯,巡按御史陳王庭在奏章中說,“廷弼初至,厚集兵力,圑結遼城六七十里外,分營列陣,築堤竣壕,併力防守,由秋至春,未聞虜騎入犯。”難道是彼消我長,恰好雙方達到了力量均衡的臨界值?如果真是如此,那熊廷弼計算之精準,絕對是世界級軍事家的水平。可是,後金並不僅僅是“不敢”犯遼陽,而且連瀋陽也“沒敢”趁虛攻取,甚至也沒有進犯懿、蒲二路,毫不誇張的講,連更北面的邊僻屯堡都沒失一個!從實際情況來看,陳王庭所奏的毫無誇大,自鐵嶺失陷,直至萬曆四十八年三月以前,半年之中,後金真的是沒有一兵一卒來犯。

以此時遼東明軍的實力,就算完全集中在一起,恐怕也沒有能力在戰場上跟八旗軍掰掰手腕,能保住遼陽就已經算是勉勉強強了,以此兵力居然能做到數百里外都寸土不失,就算熊廷弼此時統帥的是機械化裝甲部隊,恐怕也做不到。真要找一個後金暫時偃旗息鼓的原因,大明的“西虜”似乎功勞更大,努爾哈赤這幾個月一直在忙乎著的,就是在對付這個新敵人——蒙古。

開原,在明朝手中,是斷隔夷虜聯繫的屏障,而開原失陷,加之葉赫滅亡,夷虜得以在此交匯,毗鄰的喀爾喀、扎魯特、科爾沁等蒙古諸部族,都感受到了新鄰居咄咄逼人的威脅,雙方的衝突在所難免。

明朝方面對待蒙古,始終是蔑視加不信任的,現今許多人由果推因,也認為蒙古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但對照明金雙方當時的史料來看,蒙古各部在行動上卻是明顯傾向於大明的,這也是人之常情,畢竟誰也不喜歡盛氣凌人的暴發戶。六月十六日後金圍攻開原時,正在開原西面慶雲堡互市的蒙古部族2000餘人,聞訊毫不遲疑,立即出動去救援開原,可惜剛趕到亮子河西,開原就已經失陷了。七月初八,炒花部萬餘騎攻陷明朝的十方寺堡,明朝方面認為這是“奴酋通虜,欲肆志於遼、沈、鐵嶺之間”,事實上史料中沒有任何雙方此時勾結的文獻,而且十方寺僻在山坳,所有各類兵卒加起來才184名。如此小堡,取之何益?此時進兵,炒花部更像是在向後金展示軍事實力。

真正的衝突發生在鐵嶺之戰,後金七月二十五日攻陷鐵嶺,當晚大軍就宿在城中,喀爾喀、扎魯特、科爾沁等蒙古各部聯軍萬餘人乘夜而至,伏於城外高粱地內,於黎明突然發動襲擊。可此時的八旗真是百戰勁旅,臨危絲毫不亂,迅速展開反擊,大敗蒙軍,當陣生擒喀爾喀部齋賽及其二個兒子,扎魯特部圖巴克、色本兄弟、科爾沁部明安貝勒之子桑噶爾寨等貝勒六名,齋賽之親信大臣岱噶爾、塔布囊等十餘人。可惜明方居然對此也解讀為,“宰賽與奴酋爭鐵嶺財物人口相仇殺”,更稱賀世賢引兵救鐵嶺,遇“奴所借西虜兵千餘,賢奮勇頗有斬級”,真若如此,該是何等荒謬!

這一戰讓金蒙雙方都大吃了一驚,後金方面沒料到這麼快就會與蒙古發生衝入,而短期內解決蒙古顯然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老奴決定暫時忍耐,採取拉攏的策略,竭力化敵為友,慫恿蒙古一同攻明,所以提出與蒙古各部結盟,為表示誠意,還主動釋放了齋賽的一個兒子。

蒙古方面則沒想到八旗軍如此強悍,以至首戰即吃了大虧,對後金的軍事力量不由得心生懼意,於是喀爾喀、扎魯特各部與後金反覆談判,表示同意合兵攻明,甚至還更進一步,主動提出任何一方不得單獨與明媾和。十一月二十三日,後金與喀爾喀五部盟誓,由於扎魯特的鍾嫩貝勒此次未到,雙方又於第二年(萬曆四十八年)二月廿九日,再次盟誓,隨後老奴陸續釋放了齋賽另一個兒子,以及扎魯特的色本貝勒,但是仍扣住齋賽等人不放,表示要攻取廣寧以後再做考慮。

由於雙方盟誓的內容涉及整個遼東,於是觸及到更為強大的察哈爾部利益,察哈爾的林丹汗是葉赫部金臺失的女婿,本來就已經因為葉赫滅亡感到不快,於是也在此期間致書努爾哈赤,聲稱廣寧是自己的勢力範圍,後金如果要取廣寧,自己一定會出兵干涉。並在信中傲然自稱四十萬蒙古國之主,蔑稱努爾哈赤為水濱三萬諸申之主,惹得努爾哈赤勃然大怒,當即扣留了使臣。不過察哈爾、後金此時並不接壤,談到廣寧還為時尚早,故此雙方還僅限於言語衝突而已。

從後來的事件發展來看,喀爾喀、扎魯特等各部即使與後金盟誓,也完全是虛與委蛇,目的就是換取齋賽等人的獲釋,因為即便在盟誓期間,諸部仍屢至開原、鐵嶺襲掠。後金在這些衝突中明顯佔據上風,僅繳獲牛就達千餘頭,由此也可見衝突規模不小。而到了六月份,眼見齋賽獲釋無望,諸部更是俱背盟,可是又不敢直接與八旗勁旅硬抗,於是屢屢對往來草原的後金使臣、商隊下手,搶劫其財物。甚至直到遼瀋之戰中,後金攻陷遼陽時,還出兵襲擊已被攻陷的瀋陽。由此可見,明朝如果能誠心全力招撫蒙古,還是大有可為的,可惜明廷自上而下,自始至終對蒙古完全是不信任,最終將加法做成了減法。

《明朝那些事》裡講,努爾哈赤聽畏懼熊廷弼,從李永芳的勸告,暫時息兵,給了明朝一年的窗口期。即便拋開後金暫時偃旗息鼓的原因到底為何暫且不論,這個所謂窗口期又哪裡有一年那麼久,僅僅六個月而已,自萬曆四十八年三月初起,後金在邊界上重新開始了一系列軍事行動,初五日,在費阿拉城駐甲兵三千,紐爾門及新棟鄂、呼蘭三路駐甲兵一千。初八日,命二萬甲兵至界藩城。初十日,努爾哈赤親率八旗兵,沿明舊邊,於尚間崖和扎克丹、德立石、溫德痕四處築四城。五月初一、十八日,兩次派小股部隊進入明境內抄掠,進行武力偵察。大約努爾哈赤認為二月底二次盟誓以後,蒙古方面已經暫時穩定,而此前俘獲的大量人口、土地、財富,也基本消化吸收完畢,故此把主要精力又轉移回到明朝方面。

幾乎在同一時期,熊廷弼由於內地援軍進一步抵達,正試圖恢復此前實際上放棄的地區。五月下旬,派總兵李懷信、賀世賢等,領馬步軍四萬進駐瀋陽,柴國柱領兵萬眾屯劄奉集。在察覺到對方軍事行動頻繁後,熊廷弼本人於六月四日親至奉集視察,並向南至威寧,歷靉陽、寬奠,緣鴨綠江岸抵鎮江城,轉渡夾河,登鳳凰山,從鎮夷鎮東,甜水站,於六月十三日返回遼陽,往返千餘里。熊經此行認為南衛地勢險峻,物產貧瘠,敵入無所掠,實際是相對安全的,倒是瀋陽、奉集之間平原曠野,兵力相對單薄,於是決定將此前派往南衛的川將周世祿等部,都調回虎皮驛,策應沈奉。

不未等南衛兵馬行動,熊本人也尚在途中,後金是大規模軍事行動已經展開。六月十二日,努爾哈赤親率大軍入撫順關,直殺到瀋陽城外十里處,另一路偏師由東州堡入境,至奉集城下。此次沈、奉二城雖然無恙,然守軍皆閉門不敢迎戰,任由敵兵四下抄掠,後金軍深至渾河,斬殺明兵百餘人,俘人眾四千,將王大人屯、百官人屯等共十一屯焚掠一空,掘取各地窖糧載歸。熊廷弼對此在奏章中奏稱“奴被堵截怏怏而去”,遼東巡按御史陳王庭也掩飾說“幸經略屯兵豫設二帥力御,賊始少卻”。然屯堡一空,朝中開始議論紛紛。

八月廿一日,努爾哈赤再出兵攻取了懿路,蒲河二城,此二城實際上去年已然被放棄,此時仍無兵設防,真可稱得上是信手拈來,百姓、馬、牛、財物等,任由後金擄取。由此足也以證明,前半年的安然無恙,並非後金“不敢”,實在難以算是熊廷弼之功。此次瀋陽方面聞訊派出了援兵,然而僅僅是做個樣子,見敵即退。反倒是努爾哈赤不肯罷休,親率八旗兵追擊,再次兵臨瀋陽城下,直至瀋陽城北門,殺百人而還,莽古爾泰甚至率軍由城東越過瀋陽城,渡過了城南的渾河。守軍仍是閉門不戰,免戰高懸。

熊廷弼首掌遼東


如此情勢下,史料中未見熊廷弼有任何補救,甚至提出任何應對的舉措,除了繼續請兵求餉外,完全束手無策。難堪的局面,沉重的經濟壓力,朝中非議聲四起,由此熊廷弼也開始謀求脫身。有人認為是正是由於朝中噴子們屢屢掣肘彈劾,才導致熊廷弼不得不請辭。但實際上熊廷弼七月份就已經二次以病求去,而且已經把話說到 “臣一死無益於遼,而廢極重之軍務,朝廷亦何利於臣之一死。”的地步,而各方彈劾要到八月下旬,姚宗文與熊撕破臉以後才紛至沓來,所以不堪重負才是其請辭的主因。九月十一日,再次以病求去。而九月十三日,在朝野一片彈劾聲下,熊廷弼又自乞罷斥勘問。終於在九月廿一日,朝廷罷熊廷弼經略之職,令其聽勘定奪。

綜上所見,熊廷弼首掌遼東的一年多時間裡,遠非印象裡的那樣英明神武,與其說是憑個人能力力挽狂瀾,似乎不如說其運氣使然。說難聽點,即使熊廷弼不來,前期遼瀋也未必失守,後期熊廷弼不走,遼瀋之戰的結果恐怕也是一樣。有人講,世上哪有那麼巧的事?為什麼熊廷弼剛一走,遼東就立刻崩盤?實際上,並非熊廷弼“剛一走”,就“立刻” 崩盤,崩盤發生在袁應泰接手遼東半年以後,袁應泰這半年同樣保得遼瀋無恙。而且袁應泰並未對熊的佈置進行任何大的調整,遼瀋之戰時的明軍的佈置,與熊廷弼卸任時並無兩樣,同樣是集中兵力於瀋陽、遼陽,同樣是力圖增厚沈奉之間的兵力,結果仍是一敗塗地。雖說如此,倒並不能說明熊廷弼能力不行,雖然其性格缺陷十分明顯(對老熊的最終評價要放到廣寧之戰以後),但個人能力肯定遠在前任楊鎬、後任袁應泰、後後任王化貞之上,只不過以明朝的政治、經濟、軍事的糜爛程度,任何人都難以一年半載之內,就能徹底整合力量,應對遼東的危局,換誰來結果都是一樣。

最後在講講熊廷弼此次罷斥的過程,其實跟大家想象的也不太一樣,並非奸臣進讒,皇帝腦子一熱就給罷官了,實際上明廷對此還是頗為謹慎的。《明史》上講姚宗文憤恨熊廷弼不舉薦他,趁閱視邊務的機會,故意給老熊穿小鞋。可是查閱《明實錄》中記載,姚僅僅是上奏熊廷弼與撫按陳王庭所報互異,有掩蓋王大人屯等處損失的嫌疑,而且稱自己無權判定對錯,請朝廷再派人查勘,據實舉報何錯之有?倒是老熊聞知,立刻直斥姚“閱視多草率了事,惟賦詩飲酒”。此後科道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等人據此多次彈劾熊廷弼,老熊不肯示弱,也反覆爭辯,剛剛即位的天啟帝,不堪其擾,決定讓魏應嘉自己去現場看看,到底誰對誰錯。魏應嘉本身就是當事人,這是讓讓他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如何能公證?他要真去了老熊可能會更慘,幸虧楊漣、御史吳應琦力請收回成命,於是改命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前往遼東,查勘熊廷弼功罪。

不等朱童蒙回來,朝中對熊的彈劾已經無法壓制,於是天啟帝令吏部尚書周嘉謨等,會同九卿科道召開會議,看看到底怎麼辦。結果會議上是異口同聲,都說該換,這位周嘉謨也是高手,他不願得罪人,又不好違背眾意,於是稱調查員朱童蒙未歸,沒有第一手材料,況且熊廷弼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此時就定其功罪,有點為時尚早。但是,聽說老熊病情嚴重,軍國大事卻一天都不能耽誤,所以還是應該立即找人接替。真是個老油條,誰都不得罪,這吏部尚書真不是白當的。(周嘉謨奏稱“據稱(熊廷弼)衄血嘔血,大洩大痢,肌肉消脫,熱煖如火,跌在公座,昏暈不省”,事後魏應嘉據此譏諷熊廷弼“聞其入關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為有病乎?”)天啟帝於是順應民意,命熊廷弼罷官聽勘,暫時料理,侯待員缺。

一直到第二年閏二月,朱童蒙回來了,奏稱熊廷弼有過,但亦有功,而且清廉不貪,只是督責太嚴,致流言之載道,言官得知入告,熊又不肯妥協,與言官反覆抗辯,導致今天這個局面。王在晉認為,“第經臣之剛愎負氣,當易多用兵馬錢糧,虛耗海內,當易彼時虜勢甚強,大臣督兵在外,安能盡保村屯之無失?以村屯之失而遂易經臣,亦議人議事者之苛耳。”也不是沒有道理,但看看地圖,此村屯之失已經不是那麼簡單的了,後金此兩次抄掠,瀋陽幾乎成為孤城,這甚至可以看作是半年之後遼瀋之戰的前奏。誠然,如此危局,換成別人恐怕還不如熊廷弼,但他請兵十餘萬,年耗上千萬,對此依然無力應對,罷免也實在不能全怪別人。

最終明廷結論是,“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因言求去,情有可原。今中外多事,朝廷用人方急,仍議及時起用,以為勞臣任事者勸。”實際還是相當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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