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句话历来被明粉奉为圭臬，然而颇为戏剧性的却是最早说这话的人却是被明粉斥之为“满遗”的阎崇年。阎崇年最早说这话是在他的《正说清朝十二帝》里对比明朝的崇祯皇帝和清朝的咸丰皇帝时提出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破了北京城，咸丰皇帝带头跑路。阎崇年用崇祯皇帝自尽殉国的行为与咸丰皇帝进行对比其实多少有些奚落讽刺的意味。作为宣传口号的“天子守国门”是很有振奋人心作用的，那么作为政治现实的天子守国门这种行为又意味着什么呢？事实上天子守国门这种行为的产生是和明初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登基称帝，建国号为明。事实上在定都南京的两年前朱元璋就已下令在南京营建宫殿建筑，到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南京城的宫殿建筑工程基本完工，整个营建工程历时26年，宫殿占地面积超过101.25万平方米，这超过了我们今天看到的72万平方米的北京故宫，是人类中世纪最大的宫殿建筑群。别看朱元璋大费周章营建南京宫殿，可与此同时朱元璋却在考虑迁都的问题。其实南京对朱元璋而言：只是在削平张士诚、陈友谅等南方诸雄的过程中一个临时性过渡性的都城，因为这一时期朱元璋赖以起家的基本盘就是江南地区。然而当蒙元势力退回北方草原后从西北的嘉峪关到关东的白山黑水都成为了大明王朝的疆土，这时地处长江下游的南京实际上已不再适合作为这个大一统帝国的都城——在此之前南京从未成为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的都城，定都于此的无不是偏安江南的短命王朝。南京距离北部边疆有千里之遥，定都于此对北方边防其实是极为不利的。
明初一度执行的是积极出塞的国防政策：试图一举荡平漠北，开创万世伟业。1372年徐达率兵10余万北进蒙古高原，试图一举击灭北元。对北元而言：此战是关乎生死存亡的一战，在已然失去中原的情况下北元朝廷实际所能控制的就只剩蒙古草原了，如果再退守就只能去冰天雪地、人迹罕至的西伯利亚了。这时北元方面唯一所能倚重的战将是被朱元璋称为奇男子的王保保。王保保吸取了以往与明军交手的经验教训：他改变了大兵团正面对攻的战术，充分考虑到了蒙古高原与中原不同的地形、地势、地貌对战术的影响。像成吉思汗的战法一样：北元军队先是派出多支精干的侦察部队不断打探明军的进展动向，还不断放出风来声称北元军队已不堪重击。在此之前明军在与北元的交锋中鲜有败绩，徐达又是明军战神级的人物，在此前徐达与王保保的数次交锋无不以徐达取胜告终，如今明军在听到北元军队已不堪重击的消息后更是信心暴增。王保保在精心策划之后做出如下部署：北元皇帝爱猷识理答腊在哈拉哈拉坐镇并督办后勤，而王保保自己则在哈拉和林以南的丘陵地带埋伏下数万骑兵和步兵，一张大网就这样悄然向一路高歌猛进的明军张开了。就在王保保进行部署之际明军主力在徐达的率领下从雁门关出发直指哈拉和林，与此同时大将军蓝玉率轻骑兵为先锋从北平北上。蓝玉一路上遭遇的蒙古骑兵无不是一触即溃，这令蓝玉更加放心大胆地在20天内急行军1000余公里，兵锋直指哈拉哈拉附近的土拉河畔。在这里蓝玉所率的先锋部队终于和徐达所率的明军主力会师，明军随即向哈拉和林方向发动进攻。其实王保保早已在哈拉和林埋伏下重兵，当明军发起进攻后早已守候多时的王保保带兵合围了明军。此战的战斗结果是明军死伤3万余人，直到5月上旬才得以突出重围。此战是北元与明军的战斗中由原来被压制的不利态势逐渐扭转，此后北元与明朝的战略形势趋于均衡。明朝失去了剿灭北元的最佳时机，由此奠定了北元与明朝常态化对峙的格局。
既然一时无法消灭北元，而国内的政权建设又迫切需要修养生息，那么荡平朔漠的战略就只能暂时先搁置起来了。在这种形势下明王朝和之前的历朝历代一样同时面对外患和内忧两大威胁：外患主要是以蒙古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所带来的威胁；内忧则是那些镇守各地的藩王、大将造反的可能性以及爆发农民起义的可能性。事实上单独要解决这两个威胁都不难：防患内忧的方法就是强干弱枝——加强中央军事实力，削弱地方实力，从而使地方缺乏叛乱的实力，在此之前宋朝就是这么做的；防御外患的办法也简单——就是把帝国有限的资源主要集中在北部边疆，以强大的边防军抵御外族入侵，在此之前唐朝就是这么做的。尽管要单独解决外患或内忧都比较简单，可如果要同时解决外患和内忧可就不简单了，事实上两者之间是有矛盾冲突的。唐朝通过强化边疆军事力量的方式实现了开疆拓土的目标，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导致帝国的国防态势呈现外重内轻的格局，最终诱发了藩镇割据现象。宋朝在吸取唐朝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大力推行强干弱枝之策，宋朝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因内政稳定而著称的王朝，事实上宋朝的寿命超过唐、明、清，然而宋朝这种偏重于内治的国策是以牺牲军事效率为代价，这么做的最终结果就是宋朝在平息内忧之后却亡于外患。那么这是不是就成为一个无解之局呢？其实解决之道还是有的——如果通过将国都北迁的方式让中央军和边防军合二为一就使问题迎刃而解了。那么该将国都北迁至何地呢？在唐代以前无论是武王伐纣、秦灭六国，还是刘邦以汉中为根据地取得天下或是隋唐依靠关陇贵族集团统一中国，在数千年间关中一直是统治者的根本重地。然而从宋代开始以关中为基础进而东出一统天下的东西格局为主基调的中国历史转型为南北格局：南面的汉族政权面对的最大威胁是北部的游牧民族，在这样的格局下位于渤海之滨、燕山之麓的北京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赵宋因为失去燕云而偏安南方；辽、金因占据此地而具有居高临下的战略优势。尽管如此北京却不在朱元璋所考虑的迁都计划之内。事实上国都的确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考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地理条件等各方面的因素。尽管北京在当时明朝和北元的博弈格局下是战略要地，然而在文化心理层面却并不适合建都。
当明军从元朝手中收复大都城时这里已先后由辽、金、元三个异族王朝统治了四百余年，和中原文明已然出现一些隔阂，加之战乱的破坏还显得有欠繁华富裕。相比之下背靠江南水乡和运河的南京税收粮食皆可无虑，况且以朱元璋为核心的明初开国集团多起自江淮一带，北京对他们而言实在是一个陌生之地，他们对定都于此是有心理隔阂的。不过这并未使朱元璋放弃迁都的念头：他委派太子朱标巡查长安、洛阳和开封，想选择汉、唐、宋的故都作为首都。然而此时的关中已然残破，不再具备作为一个大帝国都城的资格，而洛阳的情况也大体相仿，开封则处于无险可守的大平原上，金灭北宋和蒙古灭金时开封守军都吃够了无险可守的苦。无可奈何之下的朱元璋只得暂时将都城定在南京，至于北方的边防压力则主要交给藩王去扛：朱元璋陆续分封自己的儿子到了北方边塞驻守，形成了塞王守边的格局。同时也常调宿将到北方练兵，在亲王节制下出塞扫荡。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让这些手握一方军政大权的地方藩王迅速势力壮大起来。朱元璋在时这些地方藩王不敢心存不轨，然而随着朱元璋于公元1398年驾崩使藩王尾大不掉的弊病充分暴露出来：朱元璋死后皇位由太子朱标的嫡长子、朱元璋的嫡长孙朱允炆继承。朱允炆刚一登基就意识到自己那帮年富力强且手握一方军政大权的皇叔们压根就瞧不上自己，于是他和自己的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人秘密商议削藩，这就加深了以朱允炆为核心的明朝中央朝廷与同以燕王朱棣为代表的地方藩王势力之间的矛盾。1402年燕王朱棣取得靖难之役的胜利，成为大明皇朝的新皇帝。明朝开国不过两代人时间内朝廷就已对边防军就失去了掌控并最终被边军叛乱所推翻。朱棣以地方藩王的身份推翻朱元璋钦定的继承人而上位，他自然要防止其他藩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这样的形势下朱棣计划迁都北京，从而把中央军和边防军的角色合二为一。这样一来朝廷的精锐集中在北部，既可以抵御外患，又可以凭借中央的实力镇住内患，可谓是一举多得。和朱元璋时代不同：北京（当时的北平府）作为朱棣的起家之地而经营多年，已不存在朱元璋时代的文化心理隔阂问题，因此迁都北京对朱棣来说已是顺理成章之事。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就下诏改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1406年）北京方面的臣僚开始奉旨征调工匠、民夫上百万人，正式营建北京宫殿。永乐九年朱棣命工部尚书宋礼等人修会通河。永乐十三年五月平江伯陈瑄等人开凿淮安附近的清江浦，使久废的运河重新疏通。永乐十九年朱棣下诏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当年十二月北京的郊庙宫殿完工。次年正月朱棣在北京御奉天殿，朝百官，大祀南郊，至此明朝完成了迁都北京的全部工作。地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过渡地带的北京一直是明朝的边防重镇，朱棣迁都于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定都南京会使后世子孙沉迷于江南的繁华富庶而忘却北方的边防安全。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明朝始终将都城定在南京，那就意味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将完全集中在以南京为核心的江南地区，北方的国防体系和经济水平将长期处于一种相对凋敝的状态，这显然是不利于帝国的长治久安的。然而凡事有利就有弊——迁都北京尽管是朱棣为帝国长治久安深思熟虑后采取的行动，但此举同样存在弊端：由于北京处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界地带，这意味着此后的明朝皇帝和众臣将直接置身于同北方游牧民族战斗的最前线，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天子守国门”。这样做的积极意义在于：使明朝君臣始终保持一种忧患意识，对北部边防不敢有丝毫懈怠；这样做的负面影响则在于：一旦战局失利意味着明朝的统治中枢缺乏足够的战略纵深重新排兵布阵。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变中被瓦剌俘虏，随后瓦剌大军立即南下突破长城防线，长驱直入北京城下，幸有于谦解围才免于一劫。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带兵突破古北口包围北京。后金兴起后也曾数次兵犯京畿重地。天子守国门固然使明朝君臣得以保持高度的忧患意识，但也使明朝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缺乏战略纵深，事实上朱棣对这一矛盾其实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在朱棣的设想中北京只是作为一个比较靠近北部边疆的大城市，但不该是一个直接置于边防线上的军事要点。北京所起到的战略作用是：聚集各种战略资源以巩固边防，同时实现使帝国的中央军和边防军合二为一的目标。也就是说北京是国防政策的调度中枢而不是直接的前线指挥部，而这其实也就意味着明朝需要在北京与作为最大外部威胁的游牧民族之间创造出一块战略缓冲地带。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朱棣御驾亲征五出漠北其实就是为开拓这块战略缓冲地带，然而长年累月的战争却耗费了明朝的国力，使人民无法休养生息。
1421年冬朱棣再次策划北征蒙古，却遭到户部尚书夏原吉的公开反对：“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乞遣将往征，勿劳车驾。”在夏原吉看来：朱棣连年出征都无功而返，搞得劳民伤财。加上灾荒不断发生，国家已内外交困。何况皇帝又龙体欠安，需要好好调养，非要出征的话就派遣将领前往，没必要御驾亲征。朱棣大怒之下就把夏原吉下狱，然而就是这次出征不仅无功而还，最终连朱棣本人也病逝于征途。临终前的朱棣不由感叹：”夏原吉爱我“。朱棣临终前这句话意味着实际上这时朱棣自己也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尽管自己一生戎马创下不朽的文治武功，然而也因此使国力不堪重负，是到了让天下休养生息的时候了。朱棣尽管意识到了这点，然而大明王朝的战略转型注定与他无缘，随着朱棣的死就把这一历史重任交给了继任者。朱棣死后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父子俩的统治加在一起只有短短十一年，但这段历史时期却被史学家们称之为“功绩堪比文景”的“仁宣之治”。仁宣之治本质上就是要将明朝的国策由洪武、永乐年间的强力战略扩张转向内部改革，从而达到了宽松治国、息兵养民的目标。就此而言：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父子俩的统治是成功的。他们只用了短短十一年时间就完成了明王朝的战略转型：正是随着朱高炽、朱瞻基父子的宽松治国休养生息方针的推行使之前被战乱破坏的地方又重新建立起社会秩序，农业生产逐渐恢复，户口与垦田逐渐增多，粮食产量增加，政府税收增多，官营民营手工业陆续发展，商业城市增多，东西南北商业流通畅快。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仁宣之治作为明王朝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战略转型在当时实现了休养生息的既定目标，使明王朝得以避免像秦朝、隋朝那样因滥用民力而引发大规模民变的命运；然而也正是这次战略转型为后来的历史进程埋下了一系列隐患。仁宣时期明王朝进行了全面的战略收缩：交趾承宣布政使司、旧港宣慰司等地相继被放弃，奴儿干都司等边疆统治机构被裁撤，明朝疆域完全局促于长城之内的两京十三省。这时的“天子守国门”就更为贴切了：以前明朝好歹在长城以北设有军事卫所可以作为北京城的屏障，然而现在北京就直接置于游牧民族骑兵的兵锋之下。
事实上朱棣当年也料到了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因此他还预留了后招——迁都北京后南京保留了一整套中央政府的官僚体系：从六部、都察院到内廷的太监体系一应俱全。这意味着一旦敌军势力强大到必须迁都抗敌时明朝中央政府可以随时迁回南京，而南京所在的江南地区是当时天下最繁华富庶的地区，这意味着以江南的粮草赋税供养南京这个留守都城完全不是问题。事实上不只是南京，都城北京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主要也是由江南地区供应。明初的经济格局基本是南粮供南、北粮供边。迁都北京使北京的人口规模急剧膨胀，而明朝的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南重北轻，北京周边地区的经济水平相比江南地区是欠发达的，因此朝廷不得不通过漕运从江南地区向北京运送物资。明朝前期征运漕粮的地区主要有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山东六省，其中南直隶和浙江占到了全国漕粮总数的六成。故而明朝人自己曾总结：拱卫京师有两大生命线是绝不能动摇的——防备北方游牧民族的长城防线和江南粮草赋税北运的漕运线。数千里漕运损耗巨大，这无疑会加重百姓的负担。不过明王朝把这作为维持帝国统一、保持南北平衡的必要的成本开支予以接受。明朝将都城从富庶的江南地区迁往北方边防重地北京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北方成为帝国的边防重地，而东南沿海地区则成为帝国的财赋重地。在那个年代帝国所面对的最大外部威胁就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而东南财赋重地由于有海洋作为天然的地缘屏障而得以安享太平。北方的边防重镇承担着拱卫中原和江南的战略使命，而江南则承担着用钱粮赋税供养北方的重任。在明朝统治者的意识中北方是国防要地，而江南则该专心致力于经济建设，然而当时的统治者无法预料到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使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各路西方殖民者纷纷开始对中国的东南海疆发起冲击。整个有明一代西方殖民者所发起的冲击根本不足以引起统治者的重视，然而正是长期对海上安全的忽视为后来中国海权的缺失、列强的侵略埋下了隐患。当然这是我们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所能看出的，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苛责当时的统治者，毕竟谁也没未卜先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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