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杰出戏剧家关汉卿的代表作《窦娥冤》，乃是个“感天动地 ”的大悲剧，长期以来，强有力地震撼着千百万读者和观众的心灵。那么，关汉卿又是怎样写成这个戏的呢？有人说：“按此剧似本之ㄍ汉书·于定国传》东海孝妇故事，惟死者为孝妇之姑，乃自经而死，姑女告之于吏，太守竟论杀孝妇云。剧中窦天章正有这一段说白，自是汉卿本此而敷衍成篇的。”（杨荫深《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又有人说：“汉卿之《窦娥冤》，乃演孝媳代姑受戮事，盖亦取古书中故事敷衍之。”（苏雪林《辽金元文学》）这种说法，颇有代表性。究竟《窦娥冤》是否真个“亦取古书中故事敷衍为之”呢？看来应作认真研究。为了要搞清《窦娥冤》与东海孝妇故事的关系，必须先对东海孝妇故事作点考察。
《窦娥冤》
请看汉代刘向《说苑》中的一段话：
丞相西平侯于定国者，东海下邳人也。其父号曰于公，为县狱吏决曹掾，决狱平法，未尝有所冤。郡中离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敢隐情。东海郡中为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东海有孝妇，无子，少，养其姑甚谨。其姑欲嫁之，终不肯。其站告邻之人曰：“孝妇养我甚谨，我哀其无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壮，奈何！”其后，母自经死。母女告吏曰：“孝妇杀我母。”吏捕孝妇，孝妇辞不杀姑。吏欲毒治，孝妇自诬服。具狱以上府，于公以为养姑十年，以孝闻，此不杀姑也太守不听，数争，不能得，于是于公辞疾去吏。太守竟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求其故。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强杀之，咎当在此。”于是杀牛祭孝妇冢，太守以下皆至焉。天立大雨，岁丰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筑治庐舍，谓匠人曰：“为我高门，我治狱未尝有所冤，我后世必有封者，令容高盖驷马车。”及子，封为西平侯。
《窦娥冤》
看来，这个故事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它以于定国之父（于公）为主，不仅赞扬他治狱未尝有所冤，而且歌颂他积德获善报。第二，孝妇冤案处于次要地位，只是作为于公德政之一的例证。第三，冤案的起因，本始于其姑“弄巧成拙”，再加上姑女的误会，与当时社会不搭界。第四，对孝妇蒙冤的描写，仅仅是“辞不杀姑”，“自诬服”；对官吏审案，也仅仅是“欲毒治”，一笔带过。第五，前太守强杀之，后太守平反，可见，冤案的造成，完全出于个人过错而已。总之。这个故事旨在突出于公之德，而不在突出孝妇之冤。
《窦娥冤》
再看晋代千宝《搜神记》：
汉时，东海孝妇养姑甚谨。姑曰：“妇养我勤苦，我已老，何惜余年，久累年少。”遂自缢死。其女告官曰：“妇杀我母。”官收系之，拷掠毒治，孝妇不堪苦楚，自诬服之。时于公为狱吏，曰：“此妇养姑十余年，以孝闻彻，必不杀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不得理，抱其狱词，哭于府而去。自后郡中枯旱，三年不雨。后太守至，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枉杀之，咎当在此。”太守即时身祭孝妇冢，因表其墓，天立雨，岁大熟。长老传云：孝妇名周青。青将死，车载十丈竹竿，以悬五播，立誓于众曰：“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黄，缘幡竹而上，极标，又缘幡而下云。
《搜神记》
看来，在这个故事里，虽然于公仍占有重要地位，但较之《说苑》，则大大削弱了，特别是没有“于公高门”的情节。反过来，对孝妇周青蒙冤的描写，却有所加重，特别是增入周青的誓愿，以及誓愿的实现，从而表现了周青一定的反抗性，同时也强调了周青之冤。所以，尽管《搜神记》与《说苑》的记载，情节大都相同，但它们之间，毕竟有着显著的不同之处。我们翻翻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就可以发现，在元代，有好几位剧作家取材于东海孝妇故事，写成杂剧作品。王实甫、梁退之、王仲元，都作有《于公高门》。遗憾的是，这三部剧作都失传了，无从详知。王实甫的《于公高门》，题目正名作“厚阴德于公高门”。王仲元的《于公高门》，题目正名亦作“厚阴德于公高门”。
《搜神记》影视剧照
钟嗣成吊王仲元的〔凌波仙〕词云：“于公为阴德起高门，袁盎因夫人却汉文，历像演史全忠信。将贤愚，善恶分。戏台上，考试人伦。”由此可见，这两部《于公高门》，都取材于《说苑》，突出于公“阴德”，作为歌颂的主题。梁退之的《于公高门》，虽为“旦本”，可能以孝妇作为“主唱”角色，但它既名为《于公高门》，大概还是重在歌颂于公的“阴德”吧。从《窦娥冤》来考察，关汉卿对东海孝妇故事是熟知的，而且把这个故事一再引用在自己的这部剧作里。比如，第三折窦娥唱：“做甚么三年不见甘霖降？也只为东海曾经孝妇冤。”第四折窦天章云：“昔日汉朝有一孝妇守寡，其姑自缢身死，其姑女告孝妇杀姑，东海太守将孝妇斩了。只为一妇含冤，致令三年不雨。后于公治狱，仿佛见孝妇抱卷哭于厅前。于公将文卷改正，亲祭孝妇之墓，天乃大雨 。”
《窦娥冤》
又云：“昔于公曾表白东海孝妇，果然是感召得灵雨如泉。”其中“于公治狱，仿佛见孝妇抱卷哭于厅前”的情节，不见于《说苑》和《搜神记》，亦不见于《汉书·于定国传》，不知关汉卿何所据。再者，关汉卿的朋友梁退之作有《于公高门》，他不会不知道的。虽然如此，但关汉卿写《窦娥冤》，既不照搬东海孝妇冤案，也不重蹈《于公高门》剧作的套子，而是挥动如椽巨笔，“
自铸伟词”。关汉卿把自己的这部剧作，名为《窦娥冤》，顾名思义，就是全剧敷衍窦娥之冤。此剧题目正名作“汤（荡）风冒雪没头鬼，感天动地窦娥冤”，启发人们去思考，为什么窦娥变成了“没头鬼”？为什么她的冤枉能够感天动地？诚然，作者把窦娥之冤作为全剧中心事件，以窦娥处于“正旦主唱”的地位，自始贯串到底，突出一个“冤”字。
关汉卿
第一折写冤案的起因，第二折写冤案的造成，第三折写窦娥被冤杀，第四折写窦娥鬼魂要求伸冤，前后联贯，集中紧凑，比较完整地展现了窦娥蒙冤受屈的全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暴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表现了下层群众的不幸命运和反抗精神。可见，《窦娥冤》是有着自己特有的主题的。先从《窦娥冤》第一折和第二折来看，窦娥冤案的造成，并非象东海孝妇故事那样，是误会，是个人过错，而是出于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在那个万恶的社会里，张驴儿之流的泼皮光棍，“好色荒淫”，欺善凌弱，胡作非为，毫无忌惮，毒死老子，反诬好人。尤其是楚州太守桃杌之流的滥官污吏，只知“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在他看来，“人是贱虫，不打不招”。
《窦娥冤》剧照
所以，他只靠严刑逼供，“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至于人民冤枉不冤枉，那他是不管的。诚然，“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无可争论，窦娥惨绝人寰的悲剧，正是那时黑暗的政治压迫和邪恶的社会势力所造成的而这等滥官污吏，贪赃枉法，草人命，不但无罪，反而升官。这就更加会激起人们的愤恨。《搜神记》载：“官收系之，拷掠毒治，孝妇不堪苦楚，自诬服之。”很清楚，孝妇之所以自诬服之，咎在官府的拷掠毒治，即所谓“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再看《窦娥冤》第二折，窦娥在法堂之上，“捱千般打拷，万种凌逼”，“打的肉都飞，血淋漓”，“才苏醒，又昏迷”。即使如此痛苦，她也坚决不乱招供。只是由于官府要打她婆婆，所以她才“情愿认药杀公公，与了招罪 ”。
《窦娥冤》剧照
在她想来，“我若是不死呵，如何救得你（婆婆）”这样高尚的人，善良的人，竟被屈死！这就更犀利地揭露了官府毒辣的手段和深重的罪恶，也更深刻地表现了窦娥善良的性格和死非其罪的冤情。更引人注目的是，在第一折和第二折里，窦娥对泼皮光棍的威胁成亲，坚决不从；对泼皮光棍的恶毒诬陷，狠狠还击。她理直气壮地说：“
自药死亲爷唬吓谁”，“情愿和你见官去来”。“我做了个衔冤负屈没头鬼，怎肯便放了你好色荒淫漏面贼”。即使对滥官污吏的严刑逼供，她也敢于据理力争，“则我这小妇人毒药来从何处也？”问得桃无言以对。她悲愤地呼号：“天那，怎么的覆盆不照太阳辉！”
《窦娥冤》剧照
的确，在那个黑暗的政治牢笼里，无辜人民见不到一线光明，含冤负屈，悲愤填膺。由此可见，是黑暗的政治和险恶的社会，逼得善良的窦娥不得不奋起反抗。她是个弱者，但又是个强者。这就为第三折窦娥的反抗性格的飞跃，提供了合理的基础，从而把全剧推向感天动地的高潮。窦娥的这种反抗性，难道在东海孝妇故事中能找得到吗？《窦娥冤》的题目正名，给人们点出，此剧第三折，乃是全剧的“重头戏”。这一折，窦娥在法场上，通过北曲正宫〔端正好〕大套曲的激越歌唱，痛骂官府、天地、鬼神，怒斥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罪恶，淋漓尽致地倾泄出被迫害者的反抗情绪，诚然是“一腔怨气喷如火”。你听，“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窦娥冤》剧照
“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看，官府和社会的黑暗势力，横蛮地把一个与世无争的无的年轻妇女推上断头台，这是多么血淋淋的现实呵！它逼得窦娥从安于命运发展到反抗命运，从对官府存在幻想发展到对官府的强烈控诉。表现了关汉卿的精心的艺术创造。虽然《说苑》和《搜神记》记载的东海孝妇故事，都提到“郡中枯旱，三年不雨”，但是，它不是孝妇誓愿的结果，而是上天愤怒的示警。《搜神记》记载孝妇的誓愿，只有一桩，就是“青若枉死，血当逆流”。然而，在《窦娥冤》第三折里，窦娥提出三桩誓愿，一是血溅白练，二是六月飞雪，三是亢旱三年。她怒吼着：“不是我窦娥罚下这无头愿，委实的冤情不浅。”“三桩儿誓愿明题遍，那其间才把你个屈死的冤魂这窦娥显。”果然，在窦娥死后，三桩誓愿统统实现，显示着“这死罪必有冤枉”。
《窦娥冤》剧照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关汉卿不仅吸收和点染了东海孝妇故事的一二情节，而且丰富了六月飞雪的情节，从而成为窦娥的三桩誓愿。当然，这不会是实有的事，而是一种想象和意愿，带有浪漫主义色彩。但它却更炽烈地展现了遭受封建迫害的无辜者的反抗精神，更充分地表达了作者对冤死的不幸者的深切同情，更强烈地表现了广大群众对黑暗统治造成的罪恶的无比愤慨。粗粗看来，《窦娥冤》第四折写窦娥鬼魂要求窦天章为她伸冤，好像是多余的。因为，第三折结尾，舞台上悲风为窦娥回旋，大雪为窦娥纷飞，上天终于应了窦娥的三桩誓愿，戏到这里，可以结束了。那么，关汉卿为啥要写这一折呢？是否按照元杂剧四折一楔子的体制，硬凑上这一折呢？如果要强凑的话，那也不一定要凑这样的情节。其实，第四折是全剧戏剧冲突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环节。
《窦娥冤》剧照
因为，窦娥死后，燃烧在她胸中的复仇火焰，不但没有熄灭，而是愈燃愈炽。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每日哭哭啼啼守住望乡台，急煎煎把仇人等待”，“便万剐了乔才，还道报冤仇不畅怀。”她要求“将滥官污吏都杀坏 ”，与“万民除害”。所以，她成了鬼，仍然顽强地斗争着。她终于在窦天章的法堂之上，怒斥痛打了张驴儿，而自在窦天章“秉鉴持衡”之下，使得张驴儿、桃机各自得到应有的惩罚。虽然鬼魂鸣冤在生活中是不可能有的，寄希望于“清官”公断，在当时社会中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作为复仇者的窦娥鬼魂，始终昂扬着坚持斗争的精神，其斗争结局，更是惩恶扬善，大快人心。这一折的情节，显然也是东海孝妇故事所没有的。
《窦娥冤》
由此看来，《窦娥冤》，既不是为“清官”阴德唱赞歌，也不是为孝妇冤死写旌表，而是以窦娥这个典型冤案，猛烈地鞭挞了黑暗政治所造成的罪恶，愤怒地喊出了人民群众反对封建迫害的呼声。在那个黑暗社会里，受封建迫害而冤死的人，决非个别人而已，窦娥的生活遭遇，正是集中地反映了封建时代无数被压迫人民的共同厄运。虽然在窦娥的身上，杂有封建节孝的污泥，但她毕竟不是孝妇典型，而是对于封建迫害的反抗者。一切优秀的悲剧，都是以悲剧人物的不幸遭遇、斗争意志和高尚品德，感动观众，赢得观众的同情的。《窦娥冤》作为一出大悲剧，之所以能够震撼千百万人的心灵，其奥妙也正在这里。
《窦娥冤》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关汉卿写《窦娥冤》，曾从东海孝妇蒙冤而死的故事中得到启发，吸收了其中的某些情节，并以这个故事与窦娥冤案相比拟，所谓“岂不正与此事相类”（窦天章语）。对此，上文已一再提到。但是，经过对《窦娥冤》的初步剖析，可以充分说明，它毕竟是关汉卿的新创造。关汉卿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创造呢？这需要从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寻求答案。关汉卿大约是在元代初期的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从事戏剧活动和杂剧创作的。他的《窦娥冤》，也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这时，蒙古统治者采取高压政策，残暴地压榨人民，尤其是推行民族歧视政策，使汉人、南人受害更深。
《窦娥冤》
“官吏多聚敛自私，资至巨万”，而“民穷无告”，“不得安于田里”，甚至被官府“根连株逮动辙至于千百，系累满途，囹成市”。据《元史·成宗纪》记载，仅大德七年（1303），“七道奉使宣抚所罢赃污官吏，凡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每锭合银五十两），审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事”。而据《元典章》记载，元代内外官员总额，不过二万六千余人。那么，大德七年所罢的赃污官吏，竟占内外官员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那些还未罢免的赃污官吏，那些还未审理的冤狱，更不知还有多少哩！足见那时政治混乱之极，黑暗之极！
《窦娥冤》剧照
元代地方官吏，名目极为复杂，但大都由达鲁花赤为上官，以统辖之。这类达鲁花赤，皆限于蒙古人充任，或缺，则以色目人为之。王磐《中书右丞相史公神道碑》云：“国朝（元朝）之制，州、府、司、县各置监临官，谓之达鲁花赤。”叶子奇《草木子》亦云：“元路、州、县各立长官，日达鲁花赤，掌印信以总一府一县之治。达鲁花赤，犹华言荷包上压口捺子也，亦犹古言总辖之比。”这号人物有实权，但多不请政事，不通文字，不习刑名，不解公牍，甚至“多不知执笔花押”。他们就象《窦娥冤》中楚州太守桃机一样“葫芦提”，只知“告状来的要金银”，贪婪无厌，对无辜人民滥用重刑，作威作福。因此，必然造成无数冤狱，使“荒荒百姓遭涂炭”。
《窦娥冤》
我们通过上面对于元代初期黑暗政治情况的简略介绍，可以探知：关汉卿创作《窦娥冤》，正是从当时社会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经过艺术加工，创造出窦娥、蔡婆婆、桃机、张驴儿等等典型人物，并通过他们之间复杂的矛盾冲突，概括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因此，这部名著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如果说它仅仅是“取古书中故事敷衍之”，那就抹煞了它的现实性，从而贬低了它的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并贬低了关汉卿的政治热情和艺术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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