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

大变局下，中国必须有强大的政策毅力、战略耐心

《中国青年》：新冠肺炎在全球快速扩散，全球资本市场继史上罕见的“黑暗一周”后仍在泥淖中深陷，由此引发政治震荡也是人们担心的重点。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这场疫情的出现无疑也是变局的一部分，未来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走势如何，您有怎样的研判？

王文：“大变局”的研究与讨论是近一两年才热起来。但许多人不知道，早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2012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就首次明确指出“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此后在公开场合上百次提及。2017年 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写道：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可见，无论是社会关注，还是学术讨论，都滞后于中央。目前，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所谓“大变局”，是目前中央对全球形势、时代发展、国家命运等宏大问题的重大战略判断。简单讲，我从五个维度去理解：

从文明竞赛看，500年前西方开始领跑全球化的趋势正逐渐让位于东方。16世纪初，“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化的动力均来自西方文明。无论是从事对外殖民、黑奴贸易，或采取金本位、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西方领导全球的局面在过去500年左右的时间里没有发生变化，变的只是西方文明内部不同国家谁来领导而已。进入21世纪，中国、印度、东盟等东方文明逐渐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动力。特别是过去20年，东方文明覆盖下的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连续超过50%，它们引领世界发展的潜力还将爆发。

从技术动能看，400年前开启的工业化进程已从机械化、电力化、信息化逐渐演进到智能化阶段，人类运行逻辑与国家治理规律正被智能化的高速、高效与高频颠覆。17世纪技术革命后，人类逐渐进入机械化社会。此后出现的电力、网络使人类变得更快、更强，更能跨越物理空间。21世纪初兴起的云计算、万物互联等，开始解放人类的大脑思维与神经指令，生活习惯、金融运行、经济规则、社会治理等将再度面临颠覆。

从国家制度看，300年前开始向全球推广的所谓“民主政治”体制表现不佳。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民主第三波”国家出现集体性的政治固化、经济停滞、社会失序现象。在美国，不平等状况严重，社会撕裂加剧，曾经全球向往的“美国梦”正在坠落。当前，全球普遍在反思人类治理的国家政治制度设计。在各国制度新一轮设计中，公民权利、政党责任、法治架构、社会稳定、国家治理之间的平衡关系与匹配程度需要更深的考量。

从知识体系看，200年前出现并在全球普及的学科体系与思想范式在当前认识世界、重构世界的进程中，暴露出缺陷与短板。19世纪以来，发端于西欧与美国知识界的社会科学，建构了当代知识分工与学科划分体系。但这些学科，基于西方实践，持续强调与其他地区知识的差异，导致知识分子在解释世界时形成浓烈的“西方化”“狭隘化”色彩。如今，非西方世界的全新现象越来越难被此类学科知识解释。对此，迫切需要从全人类的现代实践出发，进行跨界知识大融通。

从权力结构看，100多年前确定的大西洋体系正在出现洲际式转移与主体性分散。

从经济、贸易、金融、工业等地区变化来看，全球权力重心正逐渐向亚洲转移，亚洲全球号召力与软实力越来越强。由此，百年来的国际机制与国际组织也面临改革压力。同时，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力量共同挤压国家权力，国际行为主体不只是由国家垄断，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媒体、智库等都在分散国家权力。未来世界，不一定聚焦在国家领导权之争，而有可能取决于国家与社会、国家与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力量平衡。

从500年、400年、300年、200年和100年的维度去讨论“大变局”，主要是想告诉国人，中国必须有强大的政策毅力、战略耐心。面对“变局”，能否hold住，毅力、耐力很重要。在“西颓东盛”与“智能革命”趋势下切忌骄傲自满。中国应查漏补缺，兴利除弊。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不断向世界学习。

若应对得当，大“危”中亦有大“机”

《中国青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您就曾撰写《2020年中国必须赢得五场战役》一文在社会各界引发强烈反响。病毒阻击战、经济复苏战、民生保卫战、国际舆论战、中美经贸战，这五场战役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甚至是环环相扣，您认为是否存在某个或者某几个关键的破局点？

王文：这个问题与上一个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少国际舆论都说，这场新冠肺炎疫情是2020年从未料到的“黑天鹅”。其实，全球公共卫生的危机早已有之，疫情更像是走向各国的“灰犀牛”。2月下旬以来，疫情在中国得到暂时的控制，但在全球各国开始肆虐。全球拉下警报，美股更是创下了百年从未有过之暴跌纪录，市场恐慌指数飙升，日韩陷入疫情失控，欧洲开始封城，全球地缘政治大危机的可能性陡增。

春节以来，我与同事们写了大量文章，现在已是3月中旬，形势演变也印证了我们数周来的判断。疫情的国际蔓延，最严重的情况是全球大危机。如果疫情因各国防疫失控而造成全球蔓延，且长期得不到控制，那么，有可能导致全球化倒退、产业链崩溃的全球大危机。看似这种评估危言耸听，但中国须未雨绸缪，要有最坏的心理准备。

较糟糕的情况是区域性危机。全球经济2020年平均增长率将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还糟糕。2020年全球最大体育事件东京奥运会可能会沦为历年来最惨淡、冷清的体育赛事，东亚一体化进程受挫，中美局部脱钩形成，各国民粹主义上升。这种可能性发生概率凸显。

稍乐观的情况是中短期风险。疫情在中国、东亚地区和全球的层面上都能够得到有力管控，在初夏能基本平息。2020年下半年，经济在各国产生“报复性”反弹，那么，总体上看，这只是一场中短期的国际风险。对中国而言，2020年实现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仍能按期完成。

我在文章中讲述的2020年五场战役里，其实是顺着这个战略推演而言的，即只要中国继续应对得当，顺势深化与落实各项改革，大“危”中亦有大“机”。

对中国而言，疫情的蔓延凸显全球治理的重要性、紧迫性，2018年以来“中美大博弈”为主脉的国际形势得以淡化，“中美摊牌”的可能性在下降。中国举国体制抗“疫”、且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极有可能被世界所推崇。

所以，此时，中国至少应在四方面有所作为：

一是防疫、经济与国际“三维并进”，展现成功应对危机的全球大国新形象。数周来，通过首脑电话通气、国际外交协调，中国正在获得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理解、同情与信任。此后，中国可继续加强与世卫组织等国际多边组织的深度合作，在道义、话语、外交、技术上赢得更多的国际支持，把此次共同对抗疫情的战斗作为中国进一步加强国际影响力的新起点，为将来升级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影响力奠定舆论和组织上的基础。

二是对外打好国际公共卫生牌，引领以疫情防控为主题的全球治理新进程。过去的两年，中美贸易摩擦成为全球舆论设置的议程主题。在疫情的国际冲击下，中国可主动出击，通过适时地分享防疫经验、病例数据、加强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医疗科技合作、疫苗研发合作，主动引领、形塑防疫进程和“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转型方向，降低对抗性、排他性色彩，倡导合作共赢的中国价值观。

三是对外讲好中国防疫故事，塑造捍卫民众利益的国际舆论新风向。疫情初期，针对中国的“中国脆弱论”“治理危机论”“经济骤降论”“产业衰退论”“企业逃华论”“新型黄祸论”“亚洲病夫论”盛行，中国须不断有效应对疫情，用事实回击西方媒体责难。当下，国际心态在转向，渴望中国分享经验。为此，中国可通过各类媒体，尤其是通过新媒体，用短小精悍的新闻、视频、语录，进一步突出对生命优先、人权至上、鲜活个体的关切，主动对外讲好中国防疫故事，塑造国际媒体尤其是西方舆论关注的新话题，扭转此前国际舆论对中国的诸多负面风向。

四是力保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地位，重启中国经济领衔的全球发展新引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伟大成就，相当程度上源于中国积极参与并重塑全球价值链、产业链重构的进程。鉴于疫情加剧“逆全球化”、全球价值链崩塌的可能性存在，中国需要在国际层面加强与WTO等国际组织、有关国家在经贸、投资领域的协调；在国内层面，落实推进当前中央全面指挥、各部委狠抓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政策，平衡企业正常运行与疫情防控安全，打响经济复苏与价值链保卫战。

总体看，多数机构对中国2020年后三季度的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认为会出现不可逆转的经济增长反弹。若能力保中国在全球价值链领衔地位，借机加大改革落实的力度，那么，中国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将大大释放，市场信心与消费需求将大大提升，中国将继续成为国际发展的发动机，民族复兴的进程也会加快。

“后休克时代”全球化重塑，中国将发挥更大牵引作用

《中国青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趋势之下，谁也无法独善其身。当前在中国范围内，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但放眼世界仍然无法掉以轻心。您提到，中国举国体制“抗疫”且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极有可能被世界所推崇。在您看来，“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应该如何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王文：在疫情爆发前的2018~2019年度，中美贸易摩擦始终是国际社会、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该现状也对中国外交、外贸造成较大的负面冲击。美国特朗普政府强力推行的单边主义、新孤立主义、民粹主义，不仅对中美关系造成负面冲击，而且带动其他一些国家推动逆全球化进程，破坏全球治理的现有架构，削弱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权威。

然而，在病毒的共同威胁面前，即便美国等国依然采取限制特定国家人群入境、关闭边境等带有孤立主义色彩的措施，但全球蔓延的病毒在“倒逼”这些国家反思现行政策，并逐步转而采取加强国际合作、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做法，从而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逆全球化趋势。

在疫情爆发初期，国际社会上容易形成斥责中国、幸灾乐祸、质疑中国政治体制和治理模式的声音。然而，在疫情全球蔓延后，很多国家的管控能力、治理体系暴露出种种弊端，尚远不及中国，客观上中国体制显著优势在不同国家治理模式比较中的效能得以突显，此前种种唱衰中国、恶意抹黑的声音将失去市场。

我近日在《应对全球化休克，中国须提前布局》一文讲道，对不断演进的全球史而言，2020年春季，无疑可视为“全球化的休克季”。在生命科学里，休克是指机体遭受强烈侵袭，有效循环血量锐减，组织血流显著减少，导致全身循环功能不良的综合症候群。自1500年地理大发现后，全球化尽管一直伴随着反全球化组织与个人的干扰，但如此重大的“休克”还是罕见的。此次“全球化休克季”对人员、物资、资金跨国流动的影响，远远超过史上任何反全球化的力量。

中国需要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重塑进行提前布局。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中国不妨召集以类似“疫情防控与人类命运”为主题的国际峰会，邀请几个主要疫区大国的领导人，尤其是东亚、中东与欧洲、美国的领导人，讨论公共卫生安全对各国经济与发展的冲击与未来合作之路，分析重大的医疗数据与探讨防控经验，重拾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与国际领导力。

对于大企业而言，借疫情防控之机，重新布局国际分工与内部治理已迫在眉捷。以“反脆弱性”的逻辑，认清公共卫生、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在未来将频繁出现的客观事实，在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上强化应急管理机制与内部治理调整。企业的全球发展战略上，须充分利用5G技术谋求数字转型升级，在投资、物流、财务、人事等各方面构建如同毛细血管般的全球数字化信息公路网中的精准治理。这样的企业才能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未来长期处在不败之地。

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中国的未来发展与全球布局，肯定将对“后休克时代”全球化的重塑发挥着重要牵引作用。

立体化讲好中国故事，谨防“审美疲劳”

《中国青年》：您长期在一些媒体开设双语专栏，这次肺炎疫情的国际舆论战，您也是冲在第一线，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在国际社会赢得与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您认为中国应该从哪些方面改进？中国的青年能做些什么？

王文：近几年来，我尽全力在《环球时报》英文版、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官网、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写一些英文文章，尤其是在《环球时报》以“变局”为主题的英文专栏，每周一篇，坚持了一年，每篇都是从身边的小事讲起，再谈到背后的大变局。没想到，还得到了不少国际关注，几乎每天都能收到若干封外国朋友的邮件。

在这背后，我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即当下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可能正遭遇国际社会的“审美疲劳”。

近年来，中国对外传播事业推进的速度很快，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然而，以我频繁出国交流的个人经验看，中国对外交流已出现“供给不足”的迹象。许多次国际经历提醒我，对那些极度关注中国发展、捕捉信息能力超强的全球精英而言，目前在舆论场上传播的中国故事“存量”，是远远不足以满足他们需求的。

所谓的中国故事“存量”，是指这些年来由中国政府部门主导的、以讲述宏大发展图景为主体的中国叙事主流内容。想象一下，当一位优秀的、有着独立思考能力、对西方媒体长期负面报道不满的国际青年，希望获得更多正面、积极、有效的中国故事时，他们会搜索到什么？一般地说，他们将得到每年增长的中国各项发展数据（GDP、贸易、减贫），会知道中国各大城市与乡村被称为“基建狂魔”的大桥、高铁、公路、高楼、网购等图景，还会发现一些中国主场外交与大型演出的艳丽奢华画面，可能还会有一些古代琴棋书画、功夫京剧等视频，除此以外呢？

尽管以上的场景体现了中国难得的盛况，但仍不足以概括960万平方公里土地、14亿人的复杂、不易、多元的现实生活，更令人担忧的是，数据、基建、会务、古典等少数几类场景频繁输出时，中国形象有可能会出现“脸谱化”的可能性，不仅会使受众出现相应的审美疲劳，更有可能会产生的新困惑，如中国到底想干什么？中国会对“我们”产生怎样的冲击甚至“威胁”？久而久之，原本希望体现中国发展近况的正面国际传播，效果反而会大打折扣。

我与院内同事们曾在瓦尔代俱乐部、香格里拉论坛、达沃斯论坛等许多国际重大论坛上做过分享，讲述中国故事时，从表达形式与方法上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仍然存在“增量”的不足。这是作为智库对外传播的前沿工作者需要及时警惕的，即面对那些已充分了解当前中国信息的国际人士尤其是青年精英，且固有信息又相对无障碍地对外输出时，中国对外传播者是否有更多的故事可提供。简而言之，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更多的供给侧改革。

怎么进行讲好中国故事的供给侧改革呢？

中国对外传播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但相比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以及海外舆论对华的抹黑、歪曲、猜忌、迷惑而言，中国目前能提供的正面故事案例还不足以对冲与平衡。按照第一位全面系统研究传播媒体的学者麦克卢汉的观点，传播的核心在于，如何通过信息占据人的心理与感官。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须在“增量”的信息竞争中力拔头筹，在“存量”的信息竞争中扭亏为赢

具体讲，从传播主体角度看，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不只是政府的相关部委发言人、对外传播的学者，还应该有更多新时代中国个体在国际传播中讲述中国故事。

比如，北京是全球500企业总部最多的城市，每一个企业都有无数个全球拓展的故事；过去7年，中国约有7000万人城镇化，约6000万脱离贫困，约2000万家公司新注册，约有100万外国人长期在中国各地居住工作，中国仍是一个变化速度极快、且催生个体成功成长的国度，每一个中国人、中国公司都有无数个活生生的故事，应该通过制度改革、机制杠杆让这些故事更多地在国际舆论场上出现。

从传播逻辑角度看，中国故事需要在发展成绩的呈现与持续动力的挖掘之间实现大致的平衡。改革开放的突出进展已是全球公认的事实，但如何向全球勾勒中国仍富有活力的进步耐力与进取毅力，同样值得研究。在中国，仍有约9亿民众没有坐过飞机，约5亿人的家里没有马桶，仍有90%民众没有出过国，人均消费额仅是美国的1/4，中国人均劳动生产率仅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5左右，这些都代表着未来中国的广阔前景。应该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仍需要继续发展下去的可能性，这样既能唤起发达国家对尚未发展起来的那部分中国人、中国区域发自内心的同情与关怀，也能让发展中国家感同身受、相伴互进，更能激发中国国内广大民众的斗志与激情。

从传播技巧角度看，中国故事要有更多差异化、分层化的表达，要根据不同的受众特点，进行区域、年龄、文化、教育等差异分析进行精确传播。在亚非拉的一些会议，恐怕不能过多地讲北上广，而应该突出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特性；对年轻人的受众，应更多的突出视觉效应、时尚元素、故事细节；在新媒体中，一定要讲求短小精悍；在公开论坛讲话，一定要直击要领，切忌长篇累牍。对外传播终究还是要分解到独自的个体、个案中，积少成多，积沙成山，深入研究受众的特点，就会促使每一次传播技巧与效果的提升，对总体的传播而言就会汇集成巨大的“增量”。

从传播投入看，中国故事应有更多制作精良、预算充沛、慢功细活的经典之作。在欧美国家，BBC纪录片、好莱坞大片等巨著的打造，通常都有政府大量的预算投入及巨大的社会融资。近年来中国也涌现了如《战狼2》为代表的动作大片、《哪吒》为代表的动画片、《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为代表的纪录片等，但从总量上看，经典的中国故事作品仍是远远不足的。这需要文化政策的改革、社会观念的进步、文化投融资机制的形成等。一个令人尊重的国度需要形成足够宽松的氛围，让资金愿意为国家形象而投资、让有才华的人能扎根沉淀十年磨剑、让真正的好作品能够得到足够的回报。

从传播素材角度看，中国故事应突出更多“去政治化”的内容，在文化、金融、教育、科技、环境、探险、时尚、旅行等各个方面，构筑一个更为立体的中国形象。一位南非人在浙江莫干山开了全球顶级的民宿，一些90后在区块链、数字货币领域领世界之先，一位中年长跑者历时连续400多天从南极跑到北极，内蒙古1万平方公里沙漠在20年内变成绿洲，巴黎圣母院着火后的重建方案出自中国人之手，一位深圳市民登顶了全球所有14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一位11岁云南小女孩足球踢得令多位世界足球先生惊叹，一位失去双臂的女孩生活完全自理成为“网络红人”，有种叫“陈皮”的食材比黄金还贵……中国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精彩的故事发生，只要展现一个丰富多彩的国家，本身就是成功、稳健制度的最好证明。

总之，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对外传播同样也进入了新时代。释放传播的新动能，让世界更了解一个多面、多元、多样的中国，是传播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供给侧改革的新目标。相信有更多的中国故事呈现在世界面前，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与相处也将更为顺畅。

青年人恪守情怀、道义、灵魂，在大“危”中把握大机遇

《中国青年》：危机中的危与机是辩证的、也是动态的，面对国际国内不断变化的大势，各行各业的中国青年如何把握危中之机，转危为机，实现自身的价值，获得人生的成长？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王文：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有挑战性的。尽管我近期专门写了一篇长篇学术论文，讲述90后一代与中国国运与改革的关系。不过，我还是要记住前辈们的教诲，千万别试图教育青年人。因为青年人永远比前一代人强。

2016年，我的母校兰州大学曾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代表校友致辞，我讲了一番《大学是一生的烙印，毕业后三样东西不能丢》，当时在校友圈时流传甚广。不妨敝帚自珍，再拿来分享一下。不一定能被认可，但至少我大学毕业后近20年来都努力在做。

第一，千万不能丢了情怀。“洞悉历史的深厚、感知国家的辽阔、保持心胸的宽广，这是母校为你送行的锦囊。将来，你遇到任何困难、烦恼、忧愁，一定要告诉自己：相比明天，一切都会过去；相比国家，一切都是小事；相比内心，一切都能容纳。”

第二，千万不能丢了道义。“父母、相貌、天赋、智商都无法选择，但你能选择追求的目标和处事的准则。在大学宿舍，在校园课堂，在网络空间，咱们都曾无数次鄙视过虚伪，批判过丑恶吧？请继续下去！无论你以后在哪里工作，做什么行业，请不要成为当初你大学时憎恶的那种人。”

第三，千万不要丢了灵魂。“一切都有可能会变化、变调、变动、变更、变故、变幻、变质、变迁、变异甚至变态、变性，要想保持、保留、保准、保质、保值、保鲜、保底、保本、保全、保身、甚至保胎、保重，很不容易。最可怕的，是每天碌碌无为、行尸走肉，自己都不知道，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所以，请时不时用力掐一下自己，是否有一些痛感，是在梦里或幻境，是否自己的灵魂还在？”任何时候，都要感知到自己的存在，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事，积什么德，行什么善，当什么人！

我个人拙见是，努力保持这三点，日复一日地努力，在大“危”中把握大机遇！事实上，在这场抗“疫”大战中，从医生护士到社区志愿者，从科研学者到基建工人，各行各业许多的90后、00后已经扛起了肩上的重任，用行动证明了自己。说情怀，4.2万医护人员逆行入鄂驰援，舍生忘死；说道义，中国得道多助，WHO官员向中国致谢，感恩中国抗疫为世界赢得宝贵窗口期；说灵魂，举国上下团结一心真正让世界看到中国文明的时代张力。加油，中国青年！

王文简介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兰州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客座教授。

曾获“2014中国十大智库人物”、“2015中国发展改革领军人物”、2016影响中国年度智库、2017年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19年人大“国家高端智库”建设优秀成果对策研究特等奖等荣誉。

专译编著作包括《强国长征路：百国调研归来看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看好中国：一位智库学者的全球演讲》《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等30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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