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無論統一還是分裂，皇權一直被賦予至高無上的地位，所以不可避免的成為權力博弈的焦點，而作為皇權象徵和代表的皇帝由於自身並非神人，因此事實上也不得不分享一部分權力於外臣，以維護皇權的統治及保障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
古往今來，由於權力分享導致的皇權爭鬥不斷，期間不乏權臣干政的局面出現，但是身處三國亂世時期的蜀漢卻無形中開闢了一種新的政治格局而顯得與眾不同。
三國形勢圖
從東漢末年到西晉統一全國的這段時期，政權交錯複雜，權力爭鬥愈演愈烈，各方勢力制衡導致皇權交接過渡極為複雜矛盾，尤其以反客為主成就蜀漢霸業的劉備集團更是面臨內外政治力量的平衡矛盾，而後劉備時代更加迫切的需要調和各種政治力量的關係。
基於以上種種局面，昭烈帝劉備甘以天下相托丞相諸葛亮，初步確立了二元政治格局的雛形，同時諸葛亮在劉禪時期以上書《出師表》的形式強化了二元政治格局的基礎，使蜀漢政權真正邁向了二元政治格局的轉變。
二元政治格局的雛形，白帝城託孤背後的權力安排
蜀漢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昭烈帝劉備病重崩殂，蜀漢政權進入權力交接的關鍵時期。無論演義還是史載，劉備與託孤重臣諸葛亮的君臣關係並非像歷代皇權與相權爭鬥那般波詭雲譎，反而異常的平和與安穩，以致大權在握的諸葛亮不僅沒有受到後世如霍光及王莽那般質疑，而且還被言美謳歌。昭烈帝劉備病重期間，蜀漢已進入內外交困的關鍵時期，憑藉劉備自身魅力所建立起的蜀漢政權已經風雨飄搖。深知三國亂世險惡的劉備為了蜀漢政權的延續只能以天下之重相托肱股之臣諸葛亮，提前做好蜀漢後劉備時代的權力安排。
白帝城託孤
先帝的無奈：內外交困的政治局面
劉備的託孤安排有著其無奈與妥協的選擇，以劉備為代表的蜀漢草創功勳集團在公元220年左右幾乎損失殆盡，關羽因兵敗被殺，黃忠因病逝世，張飛被部將反殺，馬超也因病逝世，蜀漢的軍事力量遭到嚴重的削弱。
面對草創集團的損失，蜀漢陣營出現人才青黃不接的局面，無論關羽之子關興、張飛之子張紹等功勳二代還是益州等新晉人才都難堪大任，遠不及曹魏陣營中的功勳二代集團更具有超群的能力。除此之外，同時期魏吳兩國分別為曹操子曹丕、孫策弟孫權在位，後主劉禪無論軍事能力還是政治手腕根本無法與之抗衡，因此蜀漢陣營從上到下都處於弱勢地位。
蜀漢政權的穩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劉備所建立的個人威望，而劉備作為蜀漢荊州派、益州派、東州派等力量凝聚向心的旗幟，劉備的崩殂極有可能引發三方政治力量的重新洗牌，繼而打破原有政治結構的協調與平衡，使蜀漢陣營內部分裂。
史料記載
正如劉備所擔心，蜀軍由於猇亭之敗導致元氣大傷，劉備崩殂後不久便引發了南方三郡的叛亂，因此能力不佳的劉禪實際接手了蜀漢疲憊不堪的爛攤子。知子莫若父，病榻之上的劉備深知後主劉禪的能力，加之蜀漢北有曹魏大軍壓境，東有孫吳入主荊州，南有三郡叛亂，交權於禪實際會後患無窮，因此只能藉助諸葛亮之手穩定暗藏刀光劍影的局面。
建立二元政治格局，穩定劉氏政權的延續
《三國志》記載
德不配位，必有災殃。作為社稷傳承之主，劉禪的才智撐不起蜀漢政權之所需，必然會憂患甚深，因此 劉備不得已舉國託孤於諸葛亮，並賦予諸葛氏亮“自取”之權。
何為“自取”？這裡簡單解釋一下“自取”的雙重意思。
- 取而代之：根據自取的字面意思可以引申為自己取而代之，即如若劉禪德不配位，諸葛亮可以自立為帝。
- 選取廢立：關於“取”的解釋亦可以引申為“選取”，即如若劉禪難堪大任，諸葛亮可以另立選取新君，也就是說為了劉氏政權的延續，諸葛亮有另擇明君的權力。
這裡我們需要明確“自取”究竟是何意?
自古禮法正統皆不容臣子以下犯上，尤其經歷過東漢末年權臣當道的昏暗時期，劉備又豈能不知臣子擅權的危害之大.。此外，劉備及諸葛亮皆以“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為己任，如若許以諸葛氏自立，那麼劉備所希冀的漢室將名實俱亡，因此劉備的“自取”之意只能是在保持劉氏政權存在的前提下，賦予諸葛亮廢立之權，倚仗諸葛亮維護政權的延續，即類似於歐洲“君主立憲下的首相負責制”式的二元政治格局，而後“祭由寡人，政則葛氏”也印證了劉備對二元政治格局的設想。
諸葛亮像
《三國志》：“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與諸葛亮授以舉國之重，確立其主政的合法性，其次則是以君父之尊，強調劉氏子孫不僅要以父禮尊崇諸葛亮，更要明確他們與諸葛亮的“共事”關係，即共同議事國政，同時也是再次強調作為皇帝的劉氏子弟不可妄自獨尊，初步建立起了蜀漢分別以“君主”和“丞相”為中心的二元政治格局，以丞相為首的外朝則實際承擔政府職能。
《出師表》以“先帝”為制高點的二元化權力鞏固
《三國志》記載
劉備臨終前的託孤安排在劉禪繼位後便立刻得到實現，諸葛亮以丞相職開府治事，蜀漢軍政要務均集於丞相府，丞相府實際成為行政中心。
劉禪與諸葛亮
從國家層面上而言，劉備對蜀漢劉禪時代的權力安排確實為蜀漢規劃了發展藍圖，也是追求蜀漢利益最大化的唯一選擇。但是不得不說，劉備對蜀漢後期的發展“插手”太多，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劉備無法保證君臣不二，而且對於劉禪和諸葛亮來說也充滿太多的未知與可能，同時劉備的安排對三方利益集團來說也是明顯不“公平”的。
- 劉禪：劉禪作為一國之君，理應擁有至高無上的大權，但是劉備的託孤安排實際削弱了其皇權。另一方面，無論同時期的魏吳還是追溯到兩漢時期，皇帝都未曾如此名義上“卑微”過，因此即使劉禪昏庸，也難免會引起他的負面情緒。
- 諸葛亮：白帝城託孤對於諸葛亮來說是莫大的殊榮，是對其過往的認可，但是殊榮背後也隱藏著巨大的危機，首先諸葛亮分享了部分皇權，無論佞臣讒言還是君主猜忌，諸葛亮的處境都是十分危險的。其次，東漢末年曹操篡政的教訓還歷歷在目，諸葛亮大權在握，難免會招致不良的輿論。
- 朝臣：皇權社會講究力量平衡，而蜀漢集團內部也是主客矛盾嚴重，作為反客為主的荊州派無疑是最大的受益者，而本土益州派等實際遭到打壓，因此朝堂之上暗流湧動。
劉備託孤的權力安排雖然得以執行，但是並非意味著是長久之策。於劉禪與朝臣而言，權力的不平衡難免會讓他們表露不滿的情緒甚至阻礙朝政的進行，因此於諸葛亮而言，北伐曹魏前夕最需要做的就是規勸君王，佈置人事任命，鞏固劉備留下的權力安排。我們從《出師表》中，可以看出諸葛亮對穩定蜀漢二元政局所做的努力。
《出師表》開篇的高基調：
《出師表》：“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區別於一般的表言，《出師表》通篇都在強調一件事，即先帝劉備的創業之路。據統計，全表共有13處提及先帝，而先帝不僅是蜀漢政權的創造者，同時也是賦予諸葛亮大權的決策者，因此從邏輯上來說，《出師表》是以站在先帝角度的制高點來進行一系列人事安排。
無論於劉禪還是諸葛亮而言，他們自身都不足以整合或者改變既有的利益分配，但是諸葛亮的聰明之處在於以先帝未竟之業為號召，確立以劉備為旗幟的內在精神驅動力，使各方都無法拒絕，繼而推行自己的治蜀謀略。
《出師表》對皇權的雙重壓制：
《出師表》以追思先帝未竟之業開篇，著重強調內外之勢，以此提醒劉禪以大局為重，不要對改變現有機構運行心存僥倖心理，實際是維護二元政治格局的局面。
其次，表言中也不斷提起諸葛亮乃奉先帝遺詔之臣，既有託孤之任，又有報答先帝之分，再次強調自己奉詔行事的合法性。
以先皇父劉備之尊為主，後相父諸葛亮之榮為輔，雙重壓制劉禪有可能的集權思想，從而使權力牢牢集中在丞相府。
《出師表》對蜀漢權力運行的安排：
《出師表》片段
在後世的認知裡，皇帝擁有生殺獎罰大權，但是在《出師表》中，諸葛亮卻明確說明宮中事務不能任由劉禪私自處置，應當與府中的一樣都納入丞相府的司法管轄。
“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
“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
其次對於人事的推薦，《出師表》中明確提到郭攸之、費禕、董允、向寵等人，同時告訴劉禪侍中、尚書、長史、參軍等都是忠良可靠之臣，實際也是希望以上等人都能得到重用。最重要的是，宮中之事、軍中之事，諸葛亮都給劉禪做了不能拒絕的推薦，等於是劉禪的大小之事都要聽從丞相府的意願和決定，無自由決斷之權，真正的成為國家的象徵。
《出師表》結尾的丞相責任制施行：
《出師表》片段
如果僅通過以上人事安排來看，諸葛亮難念會有奪權之嫌，但是諸葛亮在表言的最後以述職立狀的形式明確了他以及諸臣子的職責目標及懲戒方式，即確立了以諸葛亮為首的蜀漢丞相責任制。
蜀漢丞相責任制尊崇劉禪為國家元首，諸葛亮所領導的丞相府承擔政府職能，二者相輔相成，形成了良性的二元政治格局，能夠最大程度上減少因君主昏庸導致的不可控性，維護蜀漢政權的平穩發展。
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二元政治格局的概念並非蜀漢首創。西漢初期已經確立了丞相開府治事的權力，而且丞相為外朝最高長官，凡國之政事皆出自丞相府，並且丞相對百官具有任免刑賞之權，因此在形式上具有二元政治格局的雛形。但是西漢初期二元政治格局中的皇帝與丞相併非完全是兩個中心，丞相實際受皇帝詔命，只是西漢三套平行官僚體系中的一個基本點。
除此之外，東漢末年同樣也出現過二元政治格局的身影，即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曹操實際行使軍政大權，政由丞相府出。但在東漢末年的二元政治格局中，皇帝成為名存實亡的傀儡，二元政治只能算是權臣篡政的“藉口”，並非是以皇帝和丞相為兩個權力基本中心。
總的來說，相比於前朝的類二元政治格局，蜀漢不僅在形式上具有兩個權力中心的特徵，而且皇權與相權相對平和的各自存在，因此劉禪與諸葛亮看似不符合古代君臣倫理的權力分配實際卻開天闢地的創造了最符合蜀漢國情的二元政治格局。
個人所見，還請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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