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出師表》，感受武侯當年的那份無奈與嘆息

公元234年八月，蜀漢丞相諸葛亮病逝於五丈原，後主劉禪賜諡號為忠武侯。

宋朝學者趙與時說到：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

確實如此，一篇《出師表》道盡了諸葛亮對先主的忠貞之情和為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崇高人格。故王羲之有贊：謂命世大才，以天下為心者也。

琅琊茅蘆中的指點江山而分天下為三，真可謂意氣風發。謀事在人、 成事在天，隨著荊州的丟失和夷陵之戰的失敗，讓諸葛亮對於蜀漢政權的前途深深的感到了憂慮

諸葛亮最初給劉備定下的戰略方針是：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無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成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其大意基本是：在佔有荊州和益州為根本的同時，不但要聯合撫慰周邊的戎夷部族，還要對外與孫權結成同盟對內施行仁政以此來共同對抗強大的曹魏。如果時機適當，便可以分兩路大軍向北討伐，一支由荊州東指洛陽，一支由益州西取長安；加以漢主舉大義之旗，絕對可以得到百姓的擁戴，這樣霸業就可能成功，漢室就可能復興。

最初的形勢發展也確實如諸葛亮所言，在赤壁之戰後劉備不僅與孫權平分了荊州，也比較順利的佔據了劉璋的益州和漢中地區。正當諸葛亮準備“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的時候，荊州丟失關羽身死；“外結孫權，內修政理”的時候，劉備戰敗於夷陵，致使張飛、馬良身死黃權投魏，劉備也不久病故於永安。

這樣的變故導致了“再無荊州之軍以向宛、洛”；益州的“天府之土”則變成了“益州罷弊，危機存亡”。原來“西和諸戎”的計劃也早在曹操在世時通過賄賂賞賜的辦法遷移大部分的氐人到了扶風與天水之地。禍不單行，當劉備病故之時又發生了南方夷族雍柯、高定的叛亂。到此為止，武侯諸葛的“霸業可成，漢室可興”藍圖真的是渺茫而不可預見。

劉備的臨終託孤之言，讓武侯又怎敢不盡股肱之力，追殊遇而報之呢！故曰：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武侯只能忘身遂志，輔佐十七歲的少主劉禪。劉備的託孤之言時刻猶如在耳，鞭策著武侯不忘君臣之義，況武侯其人焉能如劉備所說那樣？

所以武侯嘆息：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危矣。時刻以漢、賊不兩立明其不忘恢復漢室的志願，以解“君可自取”的嫌疑。

武侯憂慮之事太多，牽掛之情繁瑣，唯恐辜負託孤滅賊的重任。所以“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事無鉅細都要親力親為。究其原因在於蜀之大將的凋零和龐統、法正的早逝；徐庶與崔州平的不能為蜀所用；更是鑑於後主的孱弱和相較與吳、魏來說蜀政權處於的不進則退的劣勢所然。武侯也只有兢兢業業的統領並做好全國的軍、政、民各項事宜，用諄諄之語不加繁瑣的教導後主要

武侯的良苦用心也只有主薄楊顒才能體察，楊顒以“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知錢穀之數而說自有主管者”為例來勸導武侯。可是面對如此窘況的蜀漢政權武侯又能怎樣呢？然知武侯者楊顒也！

武侯五出祁山北討曹魏，竭盡全力以報先主而忠於後主，身死之日又向後主坦露自家家底，彰顯忠君報國和勤儉持家的高尚情懷

“攘除奸兇，興復漢室”的志願在以上種種的不利局面下已變得遙遙無期。

可武侯毅然決然的選擇北伐，一是為了繼續履行自己當初的承諾“北定中原，還於舊都”，不能半途而廢；二是以攻為守，望能通過一己之力打開北定中原的局面，為後來者奠定基礎。

於是“深入不毛”向南平定夷越，他恩威並施採用夷人制夷的方式使得南夷部族心悅誠服（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於是終武侯有生之年南夷部族相安無事。

之所以五次北伐取得成果都是微乎其微，除了蜀漢的國力匱乏、馬謖的自以為是和李嚴怕自己負責的後勤補給不足而被責罰假傳招書讓武侯退兵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早在武侯第一次出漢中攻魏的同時，曹魏已經針對今後對蜀作戰計劃有了萬無一失的部署，那便是堅壁清野，只守不攻以不變應萬變，時間一久己方就會強盛，彼方則會疲敝，到時雙方高下立判，這是孫資給魏明帝曹睿提出的戰略方針。而事實證明司馬懿的步步為營謹慎小心的對戰態度給予了蜀漢相當的壓力，這也相當於嚴格貫徹了孫資的戰略構想。

而武侯也不得不採用屯田的方式來解決糧食不足的問題，以此來準備打一場持久戰，可由於長久的操勞過度，不幸病故於軍營之中。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羸財，以負陛下”。他用自己的拳拳之心詮釋了什麼是食君之錄忠君之事，展現了自己一生坦蕩的君子形象。

武侯一生為國為君，忠君事國和敢於向強敵進攻的亮劍精神永垂不朽，永照史冊！他對蜀漢國力衰弱的無奈和渺茫前途的嘆息都深深的印在了這篇千古名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