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不罚，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民不服。令素行者，与民众相得也。”
“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孙子在《行军篇》中提出的一条重要的治军谋略。“文”，指文治，用赏罚、道义等教育、管理士兵；“武”指军纪、军法，对违令者实施重罚。意思是说治理军队要文武并用，刚柔相济，恩威并施。《吴子·论将》云：“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说得也是这个道理。
孙子在提出“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治军原则时，做了精辟的阐释。他说：“士卒没有亲近依附之前就执行惩罚，他们就会不服，不服就能难使用。士卒已经亲附而改罚不罚，那也无法用他们作战。所以一手用宽仁的手段去怀柔，使他们知恩，一手用军纪军法的手段去管束，使他们畏威，这样，打仗才能取胜。平素能严格贯彻命令，管教士卒，士卒就会养成服从的习惯；平素不重视严格贯彻命令、管教士卒，士卒就会养成不服从的习惯。平时命令能够得到贯彻执行，这表明将帅同士卒之间相处融洽。”
孙子这里讲了三层意思：
第一，要做到“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将帅必须以身作则，与士卒同甘共苦，这样才能使“士卒亲附”。士卒亲附才能加以管束，对违纪者施以惩罚；
第二，严明军纪要与宽仁厚爱相结合，赏罚并行，文武相济，是治军的长久之计；
第三，一支纪律严明、内务整肃有战斗力的军队，是靠平时严格教育训练出来的。“令素行”为的是“与众相得”，从而确保内部和谐统一。
“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治军用兵之道，古往今来，有作为的军事家无不运用刚柔相济、恩威并施的方法来教育和管理部队。
战国时著名军事家吴起善于带兵，他懂得要管理好部队，先要“令之以文”，爱护士卒，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他担任将领时，衣着和饮食全部和士卒最下层的一样。晚上睡觉也不加铺盖，行军时不骑马乘车，粮食自己背，武器自己抗。士兵中有皮肤溃烂的，他毫不犹豫趴下来为他吸吮脓汁。战士们很感动，作战时人人争先立功，常打胜仗。这就是“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
当然“令之以文”，并不是一味地溺爱士卒、不加指责，除了教育、爱护外，还要用纪律约束士卒，要“齐之以武”，赏罚分明，方能保持全军统一。武圣孙武练兵时，就用此术。孙武著成兵书十三篇，传到吴国。吴王阖闾看后，叹为奇才，遣使者把孙武请到吴宫问计。孙武说自己的兵法，可以把任何人都训练成好士兵。吴王不信，就让孙武训练自己的宫女。孙武让吴王两名宠姬当队长，把宫女分成两队，当众申明军纪，宣布号令，让宫女们身着戎装操练。宫女们第一次男装女扮，觉得好玩，一个个掩口而笑，等孙武大声喊令时，竟憋不住放声大笑。孙武再次重申军纪，说不听令者斩首，众宫女才吓得收起笑容。唯有两队长自恃有宠，仍然嬉笑不止。孙武大怒，令人捆绑起来，立即斩首。众宫女吓得浑身发抖，于是令行禁止，果然演练得像模像样。
数十年后，齐将司马穰苴，也用过此种杀一儆百的方法严肃军纪。司马穰苴原是一下级军士，因精通兵法，被齐王任命为大司马率兵出征。出征前，司马穰苴与监军庄贾约定，次日中午在军营相会。但庄贾自恃有宠于齐王，根本不把司马穰苴的话当回事，在朋友饯行的宴席上迟迟不走，结果误了约定时辰。穰苴问明情由后，按照军法当众处斩。众将士大为震恐，知道这位新上任的将军令出必行，从此军纪大整，增强了战斗力。司马穰苴对违犯军纪者严惩不贷，但对广大士兵关怀备至。平时他常巡视兵营，检查营房、锅灶、饮食、医药，抚慰伤员。训练时与将士同甘共苦，深受将士爱戴。后来他率师出征，连病号都要求上阵，最终打败了敌军。这些都是“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典型事例。
在运用“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计谋时，要结合具体情形，该奖则奖，该罚则罚，审时度势，据情而定，否则也难以收到良效。
秦末，刘邦借项羽与秦军主力鏖战之际，乘虚而入，悄然入关，一举灭秦。刘邦想按义帝之约，做关中王，召来各地乡老，约法三章：“杀人者偿命，伤人者治罪，抢劫者惩处。”并宣布废除秦朝苛律，秦人奔走相告，欢呼雀跃。后来三国时，诸葛亮帮助刘备除掉刘璋，占领蜀川，宣布了严刑酷法，使民望而生畏。谋士法正便劝诸葛亮道：“当年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实行宽缓政策，老百姓都拥护他。我们刚入蜀川，却制定了比过去还严厉的法律，这怎么能行呢？”诸葛亮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王朝苛政暴虐，滥施严刑，百姓怨声载道。所以陈胜举臂一呼，天下群起响应。汉高祖由于这个缘故，约法三章，能得民心。如今情形正相反，刘璋在川中统治多年，愚昧软弱，威风不生，使蜀地法令松弛，豪强横行，君臣间纲纪不能维持，上下不思振作。为消除多年积弊，我们只有用重刑严法，使百姓畏法知法，地方秩序才会好起来。”诸葛亮的这番论述，说明“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要审时度势，才能有效地行赏用罚，做到宽严相宜，使众人亲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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