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民為貴”抵得過半部《道德經》。——梁曉聲
梁曉聲 當代著名作家，北京語言大學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電影審查委員會委員，中國少年作家班編委。迄今已創作文字達千餘萬，以小說為主，兼及影視、散文、評論。代表作有：《一個紅衛兵的自白》、《從復旦到北影》、《雪城》，《人間煙火》《天若有情》、《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等。曾獲全國短篇小說獎、全國中篇小說獎、十月文學獎等全國重要文學獎項二十餘次。
[核心內容]
臺灣詩人羊令野的《紅葉賦》一詩，暗含著我所認知的人類文化的那一種深沉的自覺性。不管時代如何滄海桑田，社會怎樣變化多多，我的眼始終能夠看到人文文化的那一種自覺。它是我的信仰。我的宗教。它是永遠無法被徹底解構的。那一種自覺，無論在中國還是外國，它始終固守著，存在著……
公元前六百年的時候，有一個奴隸通過自己的思想力爭取到了自己的自由，這是人類史上第一個通過思想力爭取到自由的記錄。在伊索之後才出現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師生三位都強調過閱讀伊索的重要性。我個人把它確立為人類文明史中相當重要的人文主義事件。
我們由人類的文化史看到一個現象，在舞臺上真正佔據主角的必然是人上人，而最普通的也是最大多數的庶民要進入文藝，需經過很漫長的爭取。不經過這個爭取，只能是配角。
大家讀《悲慘世界》的時候，如果不能把它放在那個時代的文化背景裡來思考，那麼我們還為什麼要紀念雨果？他通過《悲慘世界》那樣的一些書，使人類文化中舉起人文主義的旗幟。
中國的文化中缺什麼？我們在經濟方面落後於西方多少年，我們要補課。要補上科技的一課；要補上法律意識的一課；也要補上全民文明素質的一課。但是你們聽誰說過我們也要補上文化的一課嗎？這多麼奇怪，難道我們的文化真的不需要補課嗎？
五四時期，前人進行人文主義啟蒙的時候，西方的人文主義已經完成了它的任務。在我們的國家進行初期“人文”啟蒙的時候，西方的文化正處於現代主義思潮的時期。他們現在可以為文學而文學，為藝術而藝術，為形式而形式；甚至，他們可以玩一下文學，玩一下文藝，因為文學已經實現過了它的最高值。儘管五千餘年中我們的古人也說過很多體現寶貴人類思想的話，其中比較有名的如：“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這使“人文”到了一種很高的境界，可它沒有在現實中被實踐過。在兩百年間，西方已經向他們的民眾進行了一代一代的相當成功的人文教育。西方的人文主義已經奠定了社會大文化的基礎。我們這一課不需要補上嗎？
“人文”在高層面關乎到國家的公平、正義；在最樸素的層面，並不總體現在學者的論文裡。也不要把“人文”說得那麼玄奧。其實，“人文”就在我們的尋常生活中，就在我們人和人的關係中，就在我們人性的質地中，就在我們心靈中。這些都是文化教養的結果，是文化的自覺性的結果，這也是我們學中文的原動力，而且是我們傳播文化的一種使命。
[經典語錄]
“人文”就在我們的尋常生活中，就在我們人和人的關係中，就在我們人性的質地中，就在我們心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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