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朱元璋的評價無論是歷史學界還是民間史學討論都明顯的呈現出了兩極分化的趨勢，有人認為朱元璋是一位天才的政治家，軍事家，他能夠在元末農民起義大潮中脫穎而出，力挫群雄就證明了其軍事才能無可置疑，而他所建立的大明王朝更是延續了276年，其中權臣專權，皇帝懶政，宦官恣意妄為，但大明王朝仍舊屹立不倒，甚至在援朝抗日中沉重的打擊了豐臣秀吉手下的日本戰國名將，可見朱元璋整體政治架構的天才性和獨創性。
朱元璋
但是也有人認為朱元璋是一個暴君，在他的統治之下，中國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文字獄，這在此之前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雖然中國也出現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但是從朱元璋開始中國才真正的以個人思想和言論定罪，造成了中國思想的停滯乃至倒退，同時他大設宮廷特務機構，更為加劇了政治的野蠻化。
因此我們需要注意，對於任何歷史人物的評價都要通過他的實際行動所造成的後果及影響來進行評價。如果一味的通過他人對於對方的評價來做出評價，實際上是拾人牙慧。
在此筆者試以朱元璋在建立王朝後的行政，分析朱元璋究竟是暴君還是明君？
明王朝作為最後一個漢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其創立者朱元璋可以說是中國唯二的真正的草根出身，另一個則是劉邦。他所創立的王朝在各項制度上面為後來的清朝所沿襲，而這些制度與前面的秦漢、唐宋都有著鮮明的區別，可以說明朝相較於唐宋在各方面上更加接近元朝，他的許多施政方針和特點都是對於元朝的繼承或者是改革。但是我們也需要注意朱元璋在對於元朝制度進行改革的時候也展現出了自己的特徵，朱元璋的各種政策既為大明王朝鞏固了天下，又是大明王朝後來滅亡的原因。
作為貧苦家庭出身的朱元璋，他本人就是在元末農民戰爭的大潮中，一舉成為了中國最有權力的人並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因此他比誰都清楚佔據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真正想要什麼，農民所能承受的極限究竟是什麼。
施政的核心——保證農民的基本生存
對於農民的基本生存來說，最為核心的就是土地以及作物產量。在明朝初年作物的種類較多，其本質原因是許多地區由於氣候或地形導致無法種植其他作物，只能保證這種作物的種植，但是主食仍舊為米、麥、豆、粟，這些作物由於氣候、人力、當地土壤條件、種植經驗、自然災害、肥料多少與質量等因素導致產量不一，以水稻和豆類的收成為例：水稻“其糞多力勤者畝多四五石餘”；而豆類“種葛豆者畝收一二石”。而即便是同一種作物在不同的地區產量也是不一樣的，因此我們很難統計究竟中國當時農業生產力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為了能更好的對後文進行說明，在此我們以欒成顯先生的《明代黃冊研究》中的大概率數據取中間值——也就是每畝田畝產兩石來作為當時的社會普遍生產力，而朱元璋所有的行政政策，實際上都是以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為基礎的。
朱元璋
根據《中國曆代糧食畝產研究》，明朝的一石米約重153.5斤。當然這個斤不是現在500克的斤，而是明代594.6克的一斤。以《明會典》之中的記載為根據，我們發現對於服役中的成年軍人來說每月要消耗0.7石糧食，而按照當時的農業平均生產力每畝田生產兩石糧食，每三個月收穫一次，那麼一畝田即使是冬季也能夠收穫糧食，也是遠遠不能供養一個士兵的。在明朝雖然每月0.3至0.5石口糧十分普遍，但並不代表這一數額能滿足人的實際需求。天順元年，京都尚衣監軍匠“原給月糧四鬥，各以艱苦上陳”，於是月糧增為每月五斗也就是0.5石。
由於在這次口糧增加以後，他們並沒有提出更進一步的增加口糧要求。因此我們可以在此假設保證個人行動正常以及營養最低口糧限度是0.5石。
綜上所述，以一家五口——兩個老人，一個孩子，一對夫婦這樣正常的家庭結構為例（再次我們刨去男女老幼之間的生理差異，以及各種特殊情況下如女性懷孕、過年過節等的額外口糧開支），平均每人每月消耗0.5石糧食，總計每月消耗2.5石糧食，每年則需消耗30石左右的糧食。因此僅僅為了溫飽，每戶家庭至少必須擁有15畝以上的土地，否則這種家庭是無法生存的。
根據《明太祖實錄》洪武三年和洪武24年的數據，當時土地丈量有387萬餘頃，平均每戶土地36.27畝，假設每畝土地需要0.5石的種糧等再生產成本（在此地再生產成本以《明太祖寶訓》為依據，表明明太祖認為農民想要進行正常的再生產，必須要至少擁有這麼多的存糧）以及0.08石每畝的土地稅糧。最後農民可以淨收入51.5石糧食，雖然略高於30石左右的糧食消耗，但是全家距離富足有餘還略顯不足。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明朝建立初期農民的日常生活是十分艱苦的，因此朱元璋的施政是以農民為基本的。
元順帝劇照
以《明太祖實錄》和《明太祖寶訓》為例，至少在洪武年間明朝農業稅僅有1.7%到5%，這使得農民從理論上可以結餘更多的糧食。但是這帶來了一個問題一方面，政府的日常運行需要消耗大量的資金，並且還需要保證國家有大量的戰略儲備量，以應對災荒或者是戰亂問題；另一方面，極低的農業稅率導致了以上的政府操作很難依靠稅收來完成。這也構成了明朝中後期發展的一個基本矛盾，而這一矛盾可以說葬送了大明王朝。
我們在上文已經講到了，由於受當時明朝的社會生產力限制，朱元璋為了鞏固政權保證人民的基本日常生活，不得不採取了極低的農業稅率。那麼從我們現在的角度來看，農業不夠的稅，當然要從工商業那裡補上，因此提供工商稅率勢在必行。但是朱元璋統治時期採取了極低的商業稅率，平均商業稅收只有3%到5%左右，並且大幅縮減商稅的徵收範圍，使得許多商品都不再需要徵收商業稅。其根本原因並不在於朱元璋多麼重視工商業，鼓勵工商業發展，而是因為朱元璋本身並不在乎工商業發展。由於朱元璋幼年經歷，他更加重視農業並認為農業才是天下利民之本，因此忽視商業作用。實際上，即使是洪武十年，“天下稅課司徵商不如額者178處”也就是說有178個地方商業稅沒有收齊，從我們正常的角度來說，當然是要嚴厲查辦，命令其繳清稅款。但是朱元璋則是派遣官員前往核查，重新定額。而在洪武20年的時候，商稅再次沒有收齊，朱元璋也是不以為意。
事實上朱元璋本人就認為，明王朝的稅收主要來源應當是農稅而非商稅。其深層次原因在於一方面，朱元璋認為商人往往走南闖北，有時居無定所難以監管，更難以徵收稅款，也就是說徵收難度較大；另一方面，朱元璋認為做生意有時會虧，有時會賺，很難把握，而農稅則更為穩定；再加上受傳統觀念影響，朱元璋認為金銀不能吃喝，而糧食則是人必須的，因此國家如果掌握了糧食，國家就可以安定，而如果國家只掌握金銀，那國家就會危險。因此從經濟上，朱元璋時期的行政本質上是重農的，但是就其行為表現來說，則更有利於商業的蓬勃發展。
明朝人形象
明朝本身的政治架構更多的延續了元朝，從長時段的歷史來看是中國皇帝君主專制從制度層面的完成，（清朝軍機處的設立只能是這個制度的一個補充）朱元璋在中央政權架構上完全遵循一個原則——無條件地加強皇權。在明初建立的中書省：左右丞相均是正一品大員，平章政事從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參知政事從二品，這些人都是位於官僚系統頂點的人，他們共同組成了明朝中央政權行政核心，同時也無人可以節制他們的權利。而這個核心是一個部門——中書省，這樣就導致了誰能掌握中書省，誰就可以讓行政與皇權相分離。為此朱元璋在《高皇帝寶訓》中對中書省的各項權利作了重新規定：天象、議律、賑濟孤老、召用官員、賞賜軍隊、減免賦稅等，也就是軍、政、文、財、外交、刑律、人事這些方面做了重新規定，全面控制了中書省的權力。
同時朱元璋重新規定了中書省與地方的關係，在元朝行省直接向中書省負責，而明朝朱元璋則取消了行省的行政區劃，以布政使司取而代之，而布政使司直接向皇帝負責。同時負責具體行政事務的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而不需經中書省管理，這樣就從無論是地方還是中央的行政上都直接架空了中書省。自隋唐時期完成了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政體建設後，朱元璋徹底的將三省權利完全歸於自己一人，使得六部成為了完全實行皇帝意志的工具，而皇帝的旨意無人能夠質疑或挑戰。
我們都知道皇權加強是自中國建立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制度以來的一個主體的歷史趨勢，以中央鉗制地方這一步驟已經在宋朝得到了完成，明朝只是加以延續。明朝則完成了君主專制的絕對增強，使得臣子無法再與皇權直接相抗衡，使得明朝雖出權臣，但其仍然是以皇權為背板，一旦失去皇帝的支持或者是信任，那麼他的權勢就會立刻土崩瓦解。
朱元璋也敏銳地認識到他本人的統治是不能永恆的，他的帝國必然是要傳給子孫後代的，但是他又擔心子孫後代沒有能力捍衛這個龐大的帝國，因此他試圖通過制定法律來保證自己的各項政策能夠得到子孫後代的沿襲，並且他固執的相信自己的這些政策，如果子孫後代能夠保證實施，不至於受到奸臣的歪曲就能夠保證自己的帝國千秋萬代。因此他十分熱衷於制定《大明律》，並且冠以“祖制”之名，嚴禁子孫與臣僚加以改易。
明朝太監
朱元璋本人在已經將全帝國的無論是地方還是中央的行政都已經牢牢地掌握在手中以後，便開始對帝國的軍事制度與監察制度加以改革。從監察制度方面來說，在朱元璋統治時期為皇帝服務的特務機構以及人員大量增加，使皇權得以絕對化發展，但是這也進一步導致了臣僚自主性的進一步衰退，使得臣下惶惶不可終日。
軍事制度的革故鼎新
而在軍事制度方面，朱元璋沿襲了元朝的落後制度並且加以鞏固。
在元朝時期，所有人被按照職業劃分戶種，一旦你被劃分了戶種就永遠無法改變，其中元朝將專門為國家從事軍事服務的軍人劃分為了軍戶，這一制度為朱元璋所延續。而軍戶身份的認定也顯得十分簡單粗暴，無論是以什麼形式為朱元璋提供軍事服務的軍人在明朝建立以後的戶口統計中，一律被劃分為軍戶，並且家中只要有一人服役，無論是正在服役或者是已經退役甚至是戰死，全家都被認定為軍戶。明朝制度規定軍戶之中的壯丁為正軍，也就是明朝實際意義上的軍人，家中剩餘的人則被是為預備役。由於軍戶規模之大導致了朱元璋可以說出自己不費錢糧而養百萬兵這樣的話。
在選官制度上面，朱元璋雖然恢復了科舉制度，也就是古代的公務員考試，但是科舉的範圍卻明顯的縮小了，在唐朝最熱門的兩個科目是明經和進士，第一個是考驗人的記憶力，也就是將一段古人文字挖去數個空，讓人來填，誰填對的多，誰就能取得更好的成績。而進士則是考人詩詞歌賦。到了宋朝，進士就更加註重考察考生的臨機應變能力，經常會將一些地區實際發生的案件出成題目讓學生分析，如果是你，你會怎麼辦？當然最熱門的兩個科目就意味著除了這兩個科目以外，還有其他的科目，其他的科目有包含算數和自然科學的，可以說是國家綜合考察並徵用人才的重要手段。在這一時期的考試都是十分具有活力和生命力的，真正意義上做到了人盡其才，即便是文史類不好的也可以通過理工類進入中央政府。
朱元璋劇照
但是等到了明朝，科舉考試就已經變得十分僵化了。考試的內容與形式變得單一，我們需要注意八股文並不是明朝的時候才出現的，而是在南宋時期就已經有了的一個東西。在南宋時期，八股文是一種寫文形式，就類似於我們現在的總分總格式。等到了明朝，這一格式變成了僵化的、毫無生氣的一種考試標準範式。同時考試的內容變成了皇帝或者主考官從四書五經中任選一句或者一段話，讓考生通過八股文的形式按照朱熹的《四書章句集註》寫朱熹是怎樣理解這一段聖人文字的？而為政府提供科學技術服務的工匠以及科學家，則被以匠戶等戶種登記在冊，永世不得改變。
在此我們已經把朱元璋建立王朝以後的主要政治、經濟舉措都已經進行了一些簡單的歸總，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朱元璋的各種舉措具有明顯的理想化傾向，他希望能夠定國安民，因此制定了很低的農業與商業稅率，這就實際上導致了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國家龐大的支出與微薄的收入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結果就導致了他不得不通過給官僚極低的薪俸來解決這一問題，這使得中下層官吏如果僅憑工資連維生都做不到，結果反而導致了官場貪腐現象橫行。使得明朝人民理論上享有極低的稅率，但是卻必須要負擔極高的附加稅率。
在政治上，他無限增強皇權各種舉措導致了皇帝與臣子之間關係主僕化、奴化現象的進一步加深，使得唐宋時期臣子與皇帝是良師益友的關係徹底瓦解，使得明朝的政治進一步野蠻化。同時他在制定法律的時候，往往冠以祖宗之法不可變，進一步明確的阻礙了大明王朝一切政治改革的可能。同時由於帝國的最高權力掌握在皇帝手中，因此一旦皇帝懶政或者為權臣所矇蔽，那麼帝國整體的政治局面就會變得極其惡劣。我們可以看到明朝權臣雖無篡位之想，但是其官僚政治、統治腐敗也可以說是中國之最，同時明朝的宦官專權更是到達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巔峰。
而在軍事上，自宋朝開始中國便開始重文輕武，軍人的社會地位難以提高。在明朝明太祖不但無意改變，更是從實際上將軍人的社會地位貶至最低。對於通過招募而來的士兵來說，他們仍舊可以通過自己在戰場上英武表現以獲得榮譽、地位。但是軍戶他們只能充當軍隊之中的底層士卒，也就是炮灰，在戰場上表現優異，也不能改變他們的社會地位和處境。同時軍戶需要務農，同時在國家徵召的時候往往要自備糧草，這也就導致了軍戶的生活壓力是巨大的。
一旦軍戶家庭之中的男性被徵召入伍，而家中又缺少勞力，那麼整個家庭的經濟就有可能崩潰。再加上儘管朱元璋一開始制定制度時規定了軍戶只需要承擔很少的甚至是不用承擔徭役，而且明文禁止了土地兼併，保護了軍戶所擁有的土地。但是隨著明朝中後期政治的腐敗，軍戶也必須要承擔徭役，並且還要忍受官僚盤剝以及土地兼併所帶來的困擾。這就導致了軍戶長期處於貧困狀態，並且由於明朝的戶籍是定死的，也就是說實際上是將軍戶置於奴隸地位。
而且朱元璋在軍事上也犯下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這個錯誤導致了明朝軍隊戰鬥力在永樂以後迅速銳減，那就是朱元璋從制度上允許軍官的職位，也就是千戶、百戶這些基層軍官世襲。這種本來應該靠著職業軍人的專業能力來獲得的職位，現在卻通過世襲的方式來繼承並選拔所謂的人才，這不得不說是開了一個歷史倒車。由於朱元璋在一開始制定政策的時候並沒有規定究竟是家族中的哪些父祖的軍職，因此就導致了明朝初期軍官的數量大幅增長。我們都知道一支軍隊的戰鬥力的下限並不取決於上層的將帥指揮能力，而取決於基層軍官和兵員的質量。如果你讓諸葛亮指揮一支清末八旗部隊，那麼諸葛亮的表現可能比不上最平庸的將軍。
明朝軍人形象
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過作為基層士兵的軍戶。在明中後期不僅沒有作戰意願，更沒有作戰的基本條件，很多軍戶因為土地兼併和官府盤剝而破產，淪為了佃農甚至更慘，這些人既不能保證基本的營養條件，也不能保證其全心全意為國家出生入死。這樣的士兵再加上完全依靠世襲祖先蒙蔭而上來的基層軍官，即便是古代任何一個名將也無法指揮得了這樣的部隊去打勝仗。而明朝軍事制度的迅速敗壞，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朱元璋對於基層軍官和士兵的政治制度設計出現了明顯的問題。而朱元璋自己還洋洋自得地認為自己不費一分錢糧，便養百萬兵。
淺顯的總結一下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朱元璋的各種政治制度設計，實際上反映了他是一個十分幼稚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他的很多政策都具有理想化的傾向，更像是為他一人專門定製一樣，他完全沒有考慮過自己設計的這套政治制度子孫後代要如何運行。而且他對於元朝制度的承襲性遠遠大於他對於唐宋制度的復原性，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朱元璋政權是最後一個漢人建立的政權，但是明朝的政治基礎是建立在元朝的政治基礎之上的，而元朝的政治基礎是講中國傳統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以草原民族的形式，野蠻化、落後化、殘暴化後的結果。
明初疆域變遷
因此朱元璋本人並不算是什麼天才的政治家，只不過是將元朝的政治制度，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方便加以改革，雖然滿足了自己的一廂情願，認為自己治理的天下太平，但實際上，已經為明朝的覆滅來下了禍根，為明朝的基本矛盾打下了基礎。
他本人在政治上、在經濟上甚至在文化上沒有創造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反而是在不斷的開歷史倒車，不斷地對於唐宋時期的優秀的文化與政治遺產加以破壞和踐踏，可以說他將中國最後的開明化的希望徹底葬送。
當然了，朱元璋的個人能力是毋庸置疑的，本文只是就明朝初期制度建設進行淺析。
我們從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中可以看到：一個開明的君主統治他的國家，依靠的是美德。而一個暴君統治的國家則依靠恐怖。因此，我們可以將朱元璋視為漢民族的民族英雄，但是他本身就是一個暴君。
筆者一家之言，看官姑妄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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