贊服魏公子
首先，孔子在世未成聖。儒家在春秋戰國時只是一個小小的不入流的流派。亂世爭戰，光靠說的沒用，要靠做的。
光靠理論沒用，要靠實際。
光靠軟的不行，要來硬的。
嘴巴比不過刀。
你講仁義道德，他拿大片刀殺過來，是嘴巴厲害還是刀厲害。
涼月滿天
關於這個問題，王陽明在《答顧東橋書》中已做了詳細解釋。這裡做個簡單的摘錄和說明，如果覺得我說不明白的，可以參考《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篇章。
首先是什麼是聖人？網絡小說中聖人是通天徹地、無所不能，洪荒流說：聖人之下皆螻蟻。這些看法其實和叫一個程序員去修電腦差不多。
王陽明很好介紹了聖人的定義，給儒者指明方向：
“夫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
“謂聖人為‘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
這裡說明，儒家認為的聖人，是天生德行完備的人，是 知義知理的人。理是“存天理，去人慾”的理，義是“義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義。跟社會能力大小無關的。
孔夫子和王陽明雖然不是天生就德行完備，但他們經過後天的修煉，也達到一定程度，所以後儒也尊他們為聖人。
王陽明也舉了例子說明有能力的人和聖賢的差別：
羲和歷數之學，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偏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佔侯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邪？
這個例子說明，人的能力千差萬別，賢惠的人不一定最為超群，但他們的德行都一樣讓人尊敬。
瞭解了這些，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孔夫子和王陽明被尊聖，而對當時社會起作用的商鞅和張居正反而沒被尊聖。
指尖上的守望者
孔子王陽明不行，商鞅張居正行，正是空喊口號與實幹之間的區別。
空口否定別人很容易，自己實踐則困難重重。
孔子到各國尋師學禮，也最強調禮。結果怎樣呢？繁瑣複雜的禮，除了勞民傷財，留下華而不實的外表和習俗，對強國富民毫無作用。他根本不明白，社會生產力低下的時代，人民首要的問題是如何活下來，三跪九叩二十四拜能當飯吃嗎？
他連問題的本質都看不到，所推行的解決方法能有效嗎？
孔子克已復禮的興滅國就是恢復分封制，舉逸民就是起用亡國的舊貴族重掌權力，繼絕世就是繼續奴隸主的世襲地位長存。他的思想就是封建王朝的護官符，底層民眾的死對頭！什麼人才會尊他為“聖人”？
當年的秦國和如今的美國崛起之路何其相似，變舊法而非復周禮，重實際而非空演禮，才最終問鼎天下，這不得不讓人深思。
另外，孔子在世時並未成聖，是後世儒家越傳越拔高，硬是通過跪拜皇權造了個聖出來。
猛哥厲史
問的好，好問題。簡單說吧，不論孔子也罷王陽明也罷，還是朱熹也好，他們的思想理論都是提高學習者的個人思想修為，更多的是告訴你遇到問題應該以怎樣的心態去對待。他們不是當時社會的問題解決者，他們的思想是後世人的指路明燈，而張居正等則以解決當時社會最突出的問題為己任，著重點不同，境遇不同，命運不同。
峰147977431
一，商鞅：我誰都不信，我信我自己。
二，商鞅：是人都有弱點，我能治。
商鞅的人性觀是認為人性趨利避害，這是弱點，也是律法設定的原則，跟我混有錢，有地位，不跟我混，窮死你。所以軍功授爵，種田授爵，發家致富只能這麼幹。
孔子和王陽明都是儒家聖人，儒家有個大毛病，尊聖賢！尊古人！這是法家強烈反對的，聖賢之道未必適合今天。其侷限性在於不能全面整體的處理“聖賢”的問題，把尊古演化成了守舊不變，或者害怕改變，這就是大問題了。
相反，商鞅代表的法家和張居正都是變法求存的人，由於商鞅動作更大，更徹底，就用商鞅代表的法家來簡述一番。
目的鮮明
法家思想的出現是伴隨著強烈的反儒色彩的，其言論中處處拿話“懟儒家”。甚至在韓非子的《五蠹》篇中，把儒家說成是社會的蛀蟲之一。
商鞅為首的法家思想具有強烈的自主精神和銳意的改革精神，主張“不法古，不循今”，意思就是古代聖人的話我不信，現在賢人的話我也不信，我信我自己。
相信自己總有根據吧？有！實踐出真知！是的，法家主張實用主義，法家可謂是先秦最早的實踐派了，他要證明的東西就是“我”能幫助國家實現強大，所有行為都圍繞國家強大來做，凡是不能讓國家強大的行為，都不許做。
所以法家有個很剛的論調，《韓非子》有言：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意思就是，國家民眾的一切言論都必須遵循法令，—切行動都必須有助於為國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須用到軍事戰爭上。
這種極端的功利主義，具有超高的效率，得以迅速使國家強大。整個國家就是以戰爭為目的而存在的，不強那是不可能的，當然人的壓力也是極大的。
比較
法家“懟”儒家的例子，從有巢氏、神農氏，到堯舜禹，再到商湯和姬發，都是諷刺儒家“尊聖”的思想。舉例來說吧，有巢氏教人樹上搭窩避野獸，神農氏教人鑽木取火烤食物避免疾病，儒家說這是聖人。
但法家說商周時代的人，若還在樹上搭窩或者鑽木取火生活，那就是傻了。同樣，大禹用挖河方法治水，到了姬發時代還是用挖河治水也是傻了，修堤壩也是有用的。
這叫：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就是說聖人用照搬古法，不死守陳規舊俗，而是根據當前社會的實際情況，進而制定相應的政治措施。這是法家的改進思想，兩千年前就知道“改革開放”了，不強都不行。
同時法家也壓根不信“仁德”那一套東西，諷刺孔子也挺來勁。如韓非說，孔子的仁德要是有用的話，那麼魯國國君應該是孔子，而不是魯王，因為孔子說過仁德高，別人就服你。
可事實是魯王就不服，反是孔子服從魯王，可見孔子尊的也是權威，而不是仁德。
齊國攻打魯國，魯王派機智善變的子貢用仁德去勸服，齊王說子貢的話是真好聽，但我就是想打你，怎麼辦？結果就是齊國打到魯國國都附近，差點亡國。
法家總結的結果就是：仁德沒用，拳頭大才是硬道理！
總結
一般主張變法的都比較有實踐精神，也願意去思考嘗試新的方法，更有用的方法。反而儒家一出生就代表著守舊勢力，儒家思想也不是首創，核心內容就是周禮那一套東西，屬於西周時代的貴族精神，你說它好嗎?
個人認為是真的好，人人有禮儀，守規矩，講道義，那是真正的禮儀之邦時代。但問題是時代在發展，那一套沒啥用了，孔子只說了人要有禮儀，現在大家都沒禮儀，這怎麼解決就沒說了。
法家能脫穎而出就在於它的務實性，甚至考慮到人性層面來解決問題或者制訂國策，且執行超強，說了就去做，不幹的法律制裁你。儒家就差點意思，天天喊著堯舜禹，讓人學好的東西，你要是不學，那他一點辦法都沒有。歷代儒家人物都有這樣的問題，說得多，做得少，缺乏實踐精神。
所以有“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的這樣的金玉良言。
書僮聊歷史
商鞅滿腦子害人思想！奴才味十足！向皇權獻媚！迎合統治者需要！致百姓於水火之中！所以商鞅死的很慘！孔子的思想不合皇權的口味，孔子反對暴政！他說：嚴苛的政府勝過吃人的老虎！孔子有骨氣！諸侯不釆用孔子的思想學說，孔子就離開了昏君！另投他分！
事實雄於雄辮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時間也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從實踐上來看，孔子，王陽明的那些東西當時當世沒有人認同，或者說沒有統治者認可。但是後世卻大行其道。
張居正，商鞅的變法理念當時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富國強兵有奇效。但是人亡政息。
那怎麼說誰的好，誰的壞呢？或者說誰的思想更長久，更正確呢？
孔子之說不能行於當世，主要原因在於當時的是亂世，諸侯間相互攻伐，國家弱小的戰慄不安，一不小心就國破家亡。強大的整天窺伺四鄰，伺機謀奪他人國祚，這個情況下誰會搭理這個不合時宜的傢伙？
這不是你滿身是血，孔子再說能做多少毛血旺的事麼？
為啥後來漢代採取了孔子的學說，作為國家正統，主要還是國家已經統一了，接下來都是人民內部矛盾了，怎樣理順內部不同集團利益就成了當務之急，以皇帝為代表的利益集團需要一個學說，或者說是一個理念來作為自己統治的合法性來源。
法家的商鞅變法就是治理亂世的良藥，核心就是說到做到，法，不但約束平民，也一樣約束執法者，更能約束立法者。是強制性的約束，事事時時都被管束，結果在統一之後人民不堪被管束的這麼嚴格，正所謂天下苦秦久矣。滅秦時老秦人也是作壁上觀，但凡有統一時一半的幹勁，恐怕那個不讀書的痞子劉也坐不上皇位。甚至有可能閉關西而自守。重新分裂成東西兩大國，效東西魏南北朝之故事。
治理國家不能一味的嚴格，這不僅僅是對民，即使對官也一樣，換句話說，當官就是為了有特權，現在特權沒有了，那做官有啥意思？誰給你奉獻？而且做錯了隨時命不保。成了高危職業。誰會做賠本的買賣？
對比看，儒家就要輕鬆的多了，因為選擇哪種思想作為國家的正統思想，不是小民決定的，既要能穩固統治，又要能最大限度的保留統治階層的特權，法家肯定不行，其他雜家各有所專，在當時的背景下也就是儒家能適合。
給我的感覺，亂世用法家，治世用儒家，大治之世用道家。這是一個層次上的問題。或者說等到了共產主義在用道家吧😄
王剛41310
你所說的這四個人，我認為孔子應該是理論上的聖人，他是儒家思想的創始人，同時還是思想家和教育家，但生逢亂世不受重用，主要是因為他的理論學說是教化人心，不適用於大爭之世，聖人的稱號也是漢朝天下一統之後儒家思想逐步確立之後才確定的。
王陽明的聖人是實至名歸的，瞭解過王陽明的人都知道，王陽明在年輕的時候發過宏願，就是要當“聖人"，這和當時讀書人普遍性要入仕當官、建功立業的理想截然不同，這是他在科舉之前的事，在經歷了官場的挫折後，他不以為意，努力鑽研學問，成為儒家心學集大成者，並提出了著名的“知行合一"。在江西任職期間，他以一介文官的身份，連續連續剿滅多股盜匪，保一方百姓平安正德14年寧廣舉兵叛亂，王陽明運用智謀，僅用35天就平息了叛亂，為大明江山立下不世功勳，在他的身上，知識和行為得到了最完美的結合。
商鞅和張居正兩人情況大體相似，都是政治家和改革家，雖然相處不同的年代，但都是為了國家的強盛奮發進取、銳意改革，併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儘管如此，他們仍然贏得了後世公允的評價，客觀的從成就上來說，他們離聖人還有一定的距離。
用戶屌兵T34
這就是政治家與思想家的區別。政治家既可以改變當世還能影響後世，而思想家通常是影響當世而改變後世！
這是因為政治家改變的是你的行為，而思想家改變的是你的思維！行為可以立即見效，而思維需要時間！
歷史上既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還是哲學家軍事家的人有誰呢？唯有毛主席，他不僅改變了一箇舊時代，他還創立了一個新時代，他還會影響今後的時代！
聖哲同學
孔子的思想是儒家思想。主要表現在仁政、有序、三綱五常等方面，所以是維護統治秩序的。但他的理論適宜守成，不適於開創。他所在的春秋時期，比較成功的是魏文侯，魏文侯的所有措施是最適合春秋時期的開創新局面的。
商鞅是戰國時期，其時是戰國七雄並列，既有劍拔弩張，又有合縱連橫。這時候是實力至上，強者為王。所以商鞅的富國強兵思想及一系列舉措是最適合的。但商鞅的成功還在於他的思想和措施能夠被連續貫徹下去。以後的秦惠文王、秦昭襄王等都是堅持執行富國強兵的政策的。同時期的燕國、齊國、趙國等分別有樂毅、田單、趙奢李牧等輔佐，但都沒能持續貫徹正確的治國思想。
王陽明和張居正就更不同了，王陽明重在探討心法，張居正重在治國理政。也就是一個是思想家，一個是政治家。心法還是要求人的良知和自律，對沒有良知和自律的人是沒用的。張居正治國理政是實用，他的用循吏不用清流、一條鞭法和考成法都是從實際出發的。一條鞭法相當於後世的銀本位法，考成法就相當於現在的公務員管理法。
所以，思想方法和治國理政是不同的，有時虛實相宜，有時不合時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