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刊文強調，要正確看待“新基建”的功效，必須考慮政府大規模投入新基建是否會產生強烈的擠出效應，產生新的市場扭曲。
劉元春認為，需理性評估目前包括“新基建”在內的各種新刺激規劃和政策建議，防止在“後疫情”期間出現“過度刺激”與“擴展不足”的困境。
近期，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經濟突如其來的衝擊，不少研究機構提出投資刺激等建議，其中又以5G、大數據中心等“新基建”概念最為火爆。
劉元春認為，2020年經濟運行面臨高度不確定性，當前經濟工作的重點在於有序展開復工復產，使經濟循環儘快常態化，不宜在經濟社會秩序沒有常態化之前展開大規模的經濟擴張計劃。
劉元春認為，應理性、審慎地評估類似2008年“4萬億刺激計劃”的新刺激方案。他認為，中國目前不僅沒有實施類似4萬億刺激計劃的更為積極的刺激政策的政策空間，也沒有出現類似2008年的持續的、全面的、以外部需求和內部房地產為主導的負面衝擊，更沒有重蹈當年刺激政策覆轍的必要性。
他分析稱，4萬億刺激計劃的重點是“鐵公機+十大產業振興計劃”。2009年基建在4萬億刺激計劃的作用下月度增速超過50%，年度增速達到42%，但總額僅為5.8萬億，佔GDP的18%。2019年基建投資總額已經達到17萬億，與GDP的比值接近18%，基建增速要提升10個百分點就需要2萬億的資金支持，如果提升20個百分點，其資金的來源以及佔GDP的比重可能就會過大。
他還分析稱，4萬億刺激計劃的工具是以極度擴張的貨幣政策為主，輔之以積極的財政政策。到2019年，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均沒有類似空間。
近期全國31個省份宣佈的投資總額已經超過40萬億。對此，劉元春認為，如果據此得出“中國將展開比2008年多十倍的疫後超級刺激計劃”的認識是錯誤的。因為所謂40萬億是各省的新投資計劃，覆蓋未來4至6年，必須要認識到各省市所拋出的計劃投資總額比實際投資大得多，其目的是為爭取中央項目和相關資金支持打下基礎。
對於“新基建”是否需政府作為主角“操刀”，劉元春的觀點之一是，必須考慮政府大規模投入新基建是否會產生強烈的擠出效應，產生新的市場扭曲。
他認為，事實上，新產業在很多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與傳統產業的基礎設施具有本質性的差別。一是大量的新產業核心短板並不在於物質資本，而在於技術、軟性基礎設施以及研發投入；二是很多新產業的基礎設施與實際產業生產很多是一體的，而不像傳統產業很多具有基礎性、公共性，並與市場運行行業有截然的分離。
因此，這些新產業的硬件基礎設施、軟性基礎設施、實際物質資本以及其他營運成本往往是由企業根據市場原則進行一體化投資和營運，如果政府大規模進行這些行業的基礎設施投入，將產生兩大問題：第一，政府將大規模擠出現在經營十分成功的企業；第二，很多技術很可能被政府鎖定，導致這些產業難以在競爭中進行創新和擇優，導致新的市場扭曲。
劉元春同時認為，應探討大幅度擴展新基建是否會打破很多新產業自身發展的市場規律。目前中國在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領域的市場發展十分迅猛和成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產業遵循了市場和產業發展的規律，政府利用大規模的投入來加大這些領域的發展是否會導致這種良好的發展勢頭受到干擾，這值得研究。
最後，劉元春建議，應設計一個能夠應對未來不確定性衝擊、有彈性的擴張方案，建議彌補疫情損失和提升經濟增速可以堅持短期與中期結合，以“3萬億減稅降費”+“2萬億基建擴展”為基礎來進行設計。
具體而言，3萬億減稅降費主要瞄準短期疫情救助和經濟循環的常態化，核心落腳點在於：疫情阻擊戰所發生的各項財政支出；復工復產所採取的各項補貼和稅費減免；2019年底計劃的減稅降費項目。中期基建擴展導向則可聚焦：以5G和大數據中心為重點的新基建；以現代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的各項投入；以全面脫貧為導向的扶持；包括教育在內的新型民生工程；促進新型消費的各項工程等。
資金來源方面，他對財政政策的建議是，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計劃財政赤字從2019年2.8%擴展到3.5%，直接導致預算支出水平可以提升1萬億左右；二是將地方專項債券額度從2019年的2.15萬億提升到3.15萬億，擴大1萬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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