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錢就買好享受,領先時代的“服務業”,讓宋代市民活出了現代範

一場席捲全球的疫情讓人們突然發現,中國作為“產糧第一大國”以及“世界工廠”

的地位是多麼的寶貴。遇到危難之時,中國竟然完全做到了令全球所為之豔羨的“自給自足、穩定有序”。當然,只有強悍的農業和工業,顯然還是不夠的,只能保證我們安度危機。目前在很多城市疫情得到控制之後,大家發現“服務業”逐漸的復工,才真真切切的提升了我們在“抗疫”之後的生活品質。

清華大學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多年專注於研究中國曆代經濟狀況,他曾從枯燥的數據中總結出了非常直白的結論:

“我們的團隊系統測算和研究了北宋、明、清的GDP總量、經濟結構、增長格局以及公共財政等問題……通過國際比較發現,北宋中國生活水平世界領先”

正如李稻葵教授所說,宋代人在生活水平上,的確領先於同時期的世界當我們翻開《東京夢華錄》、《夢梁錄》這些記錄宋代城市風貌的史籍,我們能清晰地看到宋代人的生活水平之高,不僅僅是因為經濟總量上的“富”,關鍵是城市中發達的“服務業”以領先於時代的姿態讓老百姓們能充分發揮手中“銀子”的長處。

說到這裡,您是否有興趣隨我一同“穿越”到人類史上首個突破一百萬人口的巨型城市——北宋都城汴梁,去領略一下宋人豐富的物質精神生活呢?在這裡繁華似錦的商市,為廣大市民階層提供了應有盡有的服務。

花錢就買好享受,領先時代的“服務業”,讓宋代市民活出了現代範

商業繁華的汴梁是人類史上首個突破百萬人口的城市


發展要碰歷史機遇?宋代人可是靠自己來創造

推倒“坊牆”之後,宋代“服務業”迎來井噴

前期熱播的《長安十二時辰》讓我們瞭解到了盛唐時期“坊市制度”。在那個時期,不論是在經營的空間還是時間上,每種生意的發展都被極為嚴苛的進行了限定。說直白點,“坊市制度”就是每一種類型的店鋪必須在畫好的“格子”裡展開經營活動,不得越過分隔的“坊牆”,因此很難擴大生產經營的規模。而且因為宵禁的存在,營業時間也被嚴格的限定。

這種制度並不是唐代所專有的,最早萌芽於西周時期,是“抑商”傳統思想背景之下的產物。然而,“坊市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存在長達一千多年之後,於晚唐時逐漸衰敗。

在北宋立國之初,就已定下重視商稅貼補財政的方略,從而把這道限制商業發展的“坊牆”給徹徹底底地推倒了。

傳統的束縛被打破之後,由此“服務業”迎來了歷史性的井噴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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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方格”打造的唐代都城長安,實際上這種空間佈局對服務業發展產生了極大的限制

列營京畿的禁軍,為“服務業”帶來了龐大的客源

從宋太祖、太宗時期開始,為了防止像唐朝那樣藩鎮坐大的局面,不僅把全國最具戰鬥力的部隊歸入禁軍,還大肆擴編,並且全部安排到京師附近進行駐紮,以此來形成中央高度壓制地方的作用。

在小說《水滸傳》中所描述的80萬禁軍的數量並非空穴來風,甚至在在宋仁宗期間還不止,達到了141萬這麼一個空前的數量,即便在 國力衰微的南宋期間,依然保持這60-70萬這麼一個規模:

“從宋初到宋仁宗時期,宋代軍隊數量保持持續增長,最高達 141 萬。……南宋後期軍隊一直保持著六七十萬的規模。”

——程民生《宋代兵力部署考察》

光是禁軍的數量就已經令人咋舌,如果算上隨軍家屬的話,即便並不都安排住在汴梁城內,那麼禁軍為整個京師周邊區域所帶來的直接人口增量,是可想而知的龐大。此外,眾所周知城市服務業是需要周邊地區農業和工業的支撐才能有效的運作發展,禁軍的家屬同時也為京郊地區的農業和工業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對京城服務業的繁榮起到了有力的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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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雄厚的財政勢力養活了龐大的禁軍

宋代的“服務業”顯現出那些現代化的特徵?

宋代對服務業的管制很寬鬆,主要依靠市場化來調節。相比前朝,夜市成為宋代服務業鼎盛發展的顯著特徵之一。

北宋汴梁城的夜市的已經延伸至江橋邊,市中心更是熱鬧非凡,可謂風雨無阻、通宵達旦。一個城市的發展水平,有時透過夜生活的繁華程度就可見一斑。

“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宵不絕。”“雖有大風雨,亦有夜市”

——《東京夢華錄》

服務業的最大特徵即是重視和關注人的感受。宋代不僅餐飲業、娛樂業、城市服務業蓬勃發展,甚至房地產業也頗為興盛,這些無不體現宋代在社會服務方面的貢獻,彰顯了以人為本,關注市民的幸福的特徵。

另外,宋代服務業具備高度市場化的特徵。例如餐飲業和娛樂業可以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促進人口的流動,有利於打破城鄉二元結構,使城市擁有更強的人口吸納能力,促進城市化的發展。

花錢就買好享受,領先時代的“服務業”,讓宋代市民活出了現代範

服務業的興盛並不主要服務於權貴,而是普惠平民階層


繁華的零售、批發市場,是服務業的“根基”

零售和批發市場,這些基本的商業模式向來是服務行業的基礎,北宋都城汴梁不僅商戶聚集的商業街十分的繁榮,而且走進小巷的話,也會發現店鋪眾多,且各類市場和居民區、官署紛紛融為一體。雖然取消了坊市的諸限制,為了便於百姓採買,具體在城市商業規劃上還是有區域分類的。

如汴梁城主要街道,比如御街南去過州橋,直到朱雀門,兩邊的酒樓、飯店、香藥鋪、茶館和其它商店,生意興隆。在東大街,經相國寺前門至宋門,有魚市、肉市、金銀漆器等鋪,交易繁盛。另外,西大街珠寶玉石琳琅滿目,虹橋上有很多鋪位甚至是地攤,以致於妨礙到人們的正常通行。沐河各橋附近更是百貨齊聚,人聲鼎沸。這些景象我們通過保存下來的歷史長卷《清明上河圖》就可以清晰的看到。

在另一個大城市杭州的商行有團、行、市、作之分。稱為“團”的有城西花團、泥路青果團、後市街柑子團……等。稱為“行”的有銷金行、菱行、雞鵝行、城北魚行、城東蟹行……等等。

一般“團”和“行”的意義,相當於我們今天的大宗批發市場,當然其中也有不少商行是“批零皆營”模式。在南宋時的杭州城,其實商業發展更加的繁榮。杭州的中心在自官巷至羊壩頭一帶,這裡諸行百鋪,樣樣齊全,大小鋪席,處處密佈,據《夢梁錄》的記載,該區有店名可考的商店就有一百二十餘家,可見商店之多。杭州城南市場多半是銷售高級消費品:

“珠玉珍異及花果時鮮、新鮮海味、奇器,天下所無者,悉集於此。”

——《夢梁錄》

花錢就買好享受,領先時代的“服務業”,讓宋代市民活出了現代範

汴梁城中汴河虹橋上,商鋪雲集,生意好不熱鬧


成體系發展的餐飲業,是服務業的“昇華”

餐飲行業是最為古老的的服務業,從古自今都是服務業的核心支柱。在宋代,可以說經歷了從一家一戶的自然消費飲食業,從而蛻變成為具有相當規模的餐飲行業,並且在營銷手段以及店內服務方面非常健全,自成體系。

宋代較有規模的酒店稱為“正店”,在汴梁城約有七十二家,諸如:

“州東宋門外的仁和店、州西的宜城樓、金梁橋下的劉樓,曹門蠻王家、州北八仙樓,鄭門河王家,李七家正店,景靈宮東牆長慶樓、乳酪張家等”

——《東京夢華錄》

汴梁的這72家大型的“正店”,和幾千家家規模較小的“腳店”,乃至種類豐富且不計其數的路邊小攤一道構成了規模龐大的餐飲業。

由於市場競爭激烈,從事餐飲的商家不僅注重室內外的裝飾而且在營銷和服務上煞費苦心。營銷方面,常用歌妓和樂隊來招攬顧客,輕歌曼舞,吹奏助興。當然,這還不夠,

餐飲行業甚至還發展出了我們今日習以為常的餐飲外賣業,以及器具和場地租賃業等諸多衍生業務。

在宋代,規模較小的“腳店”有時候承接了較大業務之後,時常向“正店”去租借一些椅桌的陳設,器皿碟盤等器具,甚至是昂貴的銀製餐具。另外,不同規模的酒店都會承辦各種活動,比如家庭宴會、貴族的酒會、各類婚喪嫁娶聚餐……等等,包括酒店所屬的園館庭院等也會出借給有需求的客人。足以可見酒店營業規模之大,盈利渠道之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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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圖》的局部細節中的外賣小哥,圖中從“腳店”走出,左手抓兩隻碗,右手拿雙筷的就是他


服務業的高端發展——千奇百態的娛樂業

當娛樂活動的場所固定的時候,則意味著文娛生活上了新的臺階,同樣也說明宋代的服務經濟較前代有了很大提升。瓦舍、勾欄的出現,正是城市規模擴大、市民生活水平提高、商品經濟繁榮的產物,同時也為娛樂服務業的壯大提供了有益的土壤。

所謂的“瓦舍勾欄”也就是大家常說的“城市娛樂中心”,裡面設有酒肆、食店、攤鋪、茶坊、看棚等遊樂設施。“勾欄”則是設於“瓦舍”之內的演出場所,在這裡,每天都會有各種表演,雜劇、雜技、魔術、武術、滑稽戲、歌舞、說書等節目應有盡有。

“御街應市,兩岸術士有三百餘人設肆,年夜抱燈,及有多般,或為屏風,或做畫,或作故事人物,或作傀儡神鬼,驅邪鼎佛。守歲飲酒,須要消夜果兒每,用頭合底板,簇諸般採果、鬥葉、頭子,萁豆市食之類”。

——《西湖老人繁盛錄·瓦市》

娛樂業既然有利可圖,在市場經濟之下就會商業化得非常徹底。因此符合市場需求的娛樂內容就會不斷的推陳出新。比如相撲運動,以其激烈的競技性吸引觀眾,籌得資金。再用豐厚的獎金吸引相撲高手,獎金越高,競技水平越高,激烈程度越大,越是可以吸引觀眾,不斷形成了良性循環,獲利最大的自然是商家。

正是因為娛樂活動商業化的成功,不少商業活動為更充份的吸引人氣,娛樂性質也越來越濃厚。比如一些大型店家開業的商業活動,常常聘請歌女、舞隊來進行表演,以及進行聲勢浩大的掃街商業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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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舍勾欄”無疑就是宋代市民階層的歡笑源泉


遍地開花、種類繁多的城市服務業

牙人——房地產及勞動力中介

人口的膨脹讓宋代城市經濟出現土地兼併嚴重,地價、地租和物價急劇增長的現象,在仁宗時期尤為顯著。到南宋時這一現象更加白熱化,致使房地產的需求量,中介服務從業人數都大大增長。

宋代,管中介叫作“牙人”,他們的工作就是在買賣雙方之間,從中撮合,以獲佣金。當然,“牙人”要乾的活,絕不僅僅是房地產行業,在人才市場的中介工作中,他們也表現得相當的活躍:

“凡僱覓人力,幹當人、酒食、作匠之類,各有行老供僱。覓女使即有引至牙人”。

——《東京夢華錄》

牙人在宋代數量較多,從事的範圍較廣,反映了宋代服務行業的專業化。

宋代市民的生活極為方便,得益於市場提供方方面面的服務,貼近人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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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圖》的局部,圖中有兩位袖子特別長的人就是“牙人”,他們習慣在長袖中以摸手的方式議價

一條龍服務的洗浴業,堪比現代

宋代的洗浴業非常發達。在汴京,就有一條公共澡堂非常多的街巷叫做“浴堂巷”。而且通常澡堂裡面前半部分就是茶館,可供人休息喝茶,茶館後面是洗澡的地方。到浴堂洗澡,大概一個人需要10文錢左右,費用也不算高。所以說,遍地都是的澡堂其實融入了平民生活中,普通百姓沒事都可以去澡堂泡個澡,放鬆放鬆。

除了和茶館二合一之外,這些公共浴室甚至還提供搓背服務,蘇軾在泗州的澡堂洗完澡後就美滋滋的寫詞一首:

“寄語揩揹人,盡日勞君揮肘。輕手,輕手,居士本來無垢”

——《如夢令·水垢何曾相受》

而且由於宋人注重個人衛生,還發明瞭“肥皂”。這是一種比皂莢更多油的莢果,稱為 “肥珠子”,其實就是將天然的皂莢搗爛,研磨粉碎,加入香料,揉搓成球狀,專門用來洗臉浴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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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左邊門上寫了“浴堂”入口,右邊旗幟上的文字是有香皂廣告

租賃和外包服務,想有就能有

汴梁的租賃服務業十分發達,以至於百姓只要逢遇大事,根本不需要自己破費去購買很多很多東東西,去租過來臨時用用就好。比如說,但凡遇吉凶之事要承辦筵席時,茶酒司、廚司可提供外包服務:

“凡民間吉凶筵會,椅桌陳設,器皿合盤,酒簷動使之類,自有茶酒司管賃。”

——《東京夢華錄》

還有如婚嫁所需要服裝,不管是衫、帽、各種內外衣服都可租借,另外包括花澹、酒簷、首飾、衣服、被隊,轎子、布囊、酒器、偉設、動用、盤合、喪具……等等,應有盡有。

宋時,杭州西湖就天下聞名,遊人如織。租船生意十分興隆,租船上備有各種需用物件及飲食。除了遊人,富裕的本地人在池苑內的活動也通常租賃小船,因提供的服務質量不同,租船的價格檔次也很多,這反而體現了租賃業的高度市場化。

興旺的倉庫儲存業

宋代從事倉儲業的大多數是豪富,因為市場的巨大需求,他們在京師開設堆放貨物的貨棧——邸店。見獲利豐厚,很多官吏也參與到此行業中,《夷堅支丁》中記載了當時的官吏楊戮甚至利用職權想把太平興國寺改為邸店來牟利。

另外,根據《夢梁錄》的記載,在杭州的馬頭和集市附近,還建有諸多塌房或簡易堆貨棧代為經商者保存貨物,收取保管費用:

“城郭內北關水門裡,……有慈元殿及富家內侍諸司等人於水次起造塌房數十所,為屋數千間,專以假賃與市郭間鋪席宅舍,及客旅寄藏物貨,並動具等物,……極為利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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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梁主幹道旁的邸店非常多,方便往來客商住宿和存貨

靈活方便的維修服務業

在汴梁,無論是請人修繕屋宇、泥補牆壁、整理雜貨,只要是需要用到勞動力或者技工,都可以在橋市街巷口看到各種匠人和勞工,在等待著需要的人來請喚,隨叫隨到,極為方便。

其它比如錮路、打鉸、箍桶、修整動使,掌鞋、刷腰帶、修袱頭帽子、補衣冠、使漆、打釵環、荷大爺訴柴、換扇子柄……等等老百姓日常生活中需要修修整整之類小事,也是隻需呼喚,便有人上門提供服務。


服務業的關鍵——服務質量!

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之下,服務業比拼的不僅僅是規模,關鍵還是服務質量本身。宋代服務業的態度熱情、技巧嫻熟、方法多樣,根據不同對象有不同的服務設施,形成了一整套經營技巧。

如在酒樓,顧客落座之後便有人會提瓶獻茗”倒上好茶,然後招呼點酒上菜。夥計們往往是精通業務、頭腦靈活,上百樣的菜名是背得滾瓜爛熟。點好之後,小二們傳唱如流,即使烹製上席,不讓顧客久等,

服務可謂極為周到熱情。

除上述服務周到以外,還有很多體現出服務質量的細節。比如餐飲行業相關服務人員都會穿戴乾淨整潔,食品本身和包裝都會格外講究清潔衛生:

“凡百所丈飲食之人,裝鮮淨盤合器皿,車蟾動使,奇巧可愛,食味和羹,不敢草略。”

——《東京夢華錄》

當然,怡人的消費環境也是服務質量的高度體現。酒肆店門會置設彩畫歡門,設紅綠權子紛綠簾幕,並設金紅紗桅子燈,使店鋪“花木森茂,酒座瀟灑”,給顧客以清鮮爽目之感。經營茶肆的,往往會掛出名人畫、設花架、插四時花草及安頓奇松異檜,用於營造典雅的飲茶氛圍來吸引顧客。

宋代的商家還非常重視廣告作用以及品牌效應。從《清明上河圖》中可以看出,張傘賣飲料的,懸掛著“飲子”的小市招。大酒店門口結著高高的“綵樓歡門”,彩旗下標著“新酒”二字,門前寫著“天之美祿”四字,還有“十千腳店”的大標幟……等等。

花錢就買好享受,領先時代的“服務業”,讓宋代市民活出了現代範

《清明上河圖》中描繪的一家大型“正店”,往往優質服務是規模化經營的保障


後記——“從民欲”的宋代,市民才能活出現代範

“沿革盡從民庶欲,更無壅遏下情通”

——宋徽宗《宮詞》

雖然世人普遍認為宋徽宗趙佶整體上是個昏君,但我們可以從他所作的上述詩句中明顯看出,自幼接受帝王教育的他,遵從了大宋歷代帝王

“從民欲”的核心治理思想。

“從民欲”這一點,聽起來簡單,但並不是每個朝代的帝王都能做到的,如後世的明太祖朱元璋對宮廷和民間的管制較為嚴格,在建國之初禁止了“瓦舍勾欄”這種市民娛樂場所,又因個人厭惡,取締了“牙人”這一職業,給整個明代初期的服務業發展帶來了不小的阻力。

回看宋代,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的確帶來了富庶和繁榮,但這些只是普通市民過上好日子的基礎。此外,最為重要的因素就是統治階層有著根深蒂固的“從民欲”思想,即依從百姓的願望。所以,宋代政府在各類日常消費、文化娛樂等服務產業上的管理非常的寬鬆,在這個大背景之下,老百姓才能做到“花錢就買好享受”,並且能夠“活出現代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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