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由北宋时期的程颢、程颐哥儿俩开创，再加杨时、罗从彦等人传承，到了南宋朱熹终于集大成，这种新儒学被后世的元朝列为官学，明朝亦是沿袭，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阳明心学，这就导致一个问题，这种儒学对人的各种行为进行了诸多约束，所以整个明朝看起来“死气沉沉”。
那么，人的思维一旦被限制，其创造力就很难获得开拓。但是，纵观明朝科技成就，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似乎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
比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药学名著；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是地理学经典；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是农学翘楚；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技术百科全书。不仅如此，明朝还翻译了大量的外文著作，比如《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
由此看来，明朝的技术成果很多，能持续输出这么多人才，这从侧面说明，明朝的教育事业相当成功，那么，明朝是怎么塑造了这么强盛的教育呢？
一、历代统治者的重视
南京国子监帝王碑林中，有一块格外引人注目------《五朝上谕碑》。那是洪武三十年的时候，朱元璋在国子监颁布的敕谕。其碑文是这样写的：
恁学生每听着：先前那宋讷做祭酒呵，学规好生严肃，秀才每遵规蹈矩，都肯向学，所以教出来的个个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后来他善终了，以礼送他回乡安葬，沿路上着有司官祭他......
是不是有一种“乡野村夫”在唠家常的感觉？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喜欢用“白话文”颁诏，比如，有次倭寇杀来，他宣布了如下圣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告诉百姓每(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
明朝的创建者朱元璋，可谓是起于微末，长在行伍，成年之前虽说也曾读书写字，但毕竟时间短，也不是系统性的教育，别人对他难免就产生了一种“学历歧视”。后来在征战天下甚至登基大位后，虽然他经常向冯国用、宋濂、刘伯温等人请教，不过，实在是因为基础太差，导致朱元璋文化素养较低这也是事实。
正是这种刻骨铭心的经历，让他对教育抓的格外严格。
有次，朱元璋让周王、晋王、燕王的几个世子检阅军队，燕世子朱高炽回来的最晚，他就问怎么回事。
朱高炽说，我看那些士卒都很辛苦，就让他们吃饱饭才开始。
朱元璋闻言大喜，就想考考这孩子的学术水平，把他领到书房，命人报来一堆奏折让朱高炽批奏。
朱高炽只是挑选了一些与民事相关的折子。
这引起了朱元璋的兴趣，就随口出了一道题，尧、汤之时各地大旱，应该怎么对待民众呢？
答曰：“恤民之政。”
轻易不夸人的明成祖不由说了句“孙有君人之识矣”。
显然，一个十多岁的孩子能有如此见地，这和长期的教育脱不开干系，要知道，朱元璋这么大的时候还在辗转各地要饭呢。
到了朱棣这一代，条件比朱元璋要好多了，但在教育这一块儿丝毫没有放松。为了教育好皇孙朱瞻基，朱棣哪怕是在北征的路途上，都让金幼孜、胡广等人轮番教导朱瞻基。
明朝教育不仅仅是对朱姓子孙抓的严。朱元璋很早就意识到，若想长治久安、国祚永祥唯有靠人才、靠教育。
因此，在明朝尚未立国的时候，朱元璋于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将集庆路儒学改为国子学，这成为当时的最高学府。明朝建立后，又建立了府、县之学。此外，还有各种宗学、社学等，从中央到地方，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建立了起来。
二、制度保证，全方位覆盖
各级教育机构建立后，如何才能保证它正常运转、为大明持续输出人才呢？明朝主要在两个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
1、加强考核
衡水中学将各种时间细化到了分，学校对老师更是提出了方方面面的要求，在这个校园的每个学生、老师都是紧张、亢奋的，他们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完成每个指标，这就是考核。
明朝的考核制度相当严格，它具体细化到了生员数量。
王阳明是明朝一位大儒，其实，与他齐名的还有个人，叫薛瑄，当时人称“南阳明北薛瑄”。有意思的是，薛瑄年轻的时候并不热衷于功名。
在薛瑄年近三十的时候，他父亲调任鄢陵县教谕。这个地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考上举人、贡生了，根据大明律令，凡所在县长期没能提供诸生的，其教谕要发配边关服徭役。
为了“拯救”父亲，他参加了科举，次年八月参加河南乡试，考中头名解元。转年参加殿试，获得甲榜进士及第。
明朝对教育的重视，不仅仅是教谕的职责。
历朝历代，御史的职责都是考察官吏和省察民情，明代亦是如此，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明代御史出巡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他首先要去的是学校，要了解所在地的生员情况、师资力量，然后登记造册上报朝廷。
2、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
自唐宋以来，南方经济活跃度已经明显超越北方，相对应的，南方的文教开始崭露头角，到了洪武三十年丁丑科放榜后，人们发现，榜上五十一名全为南方人，这就是南北榜之争，最终导致南北分榜录取，并成后世惯例。
如果说南北榜是出于缓解南北矛盾、在教育程度不均衡下的一种妥协的话，那么，在西南土司统治区域进行大面积推行教化则是明朝的高瞻远瞩之举。
土司制度，是当年元朝为了加快灭亡南宋采取的权宜之策，并在明朝得以沿袭，在明初，西南几省的土司数量高达上千。
从历史上看，每当中原王朝式微的时候，边远地区皆叛。基于这个现状，明朝决定在土司区域推行文教。
在洪武十五年（1382)，普定府知府者额入京朝贡，朱元璋对他说：“今尔既还，当谕诸
酋长，凡有子弟皆令人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在弘治十六年，朝廷更是以律法的形式推行开来：
以后土官应袭子弟，悉令人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如不人学者，不准承袭。
当朝廷把“人学读书习礼”作为土司袭替的制度后，其结果就是土司将参加科举视为提高自己社会身份的途径，这种文教政策也成为土司官族入仕的保障。
同时，这种政策在土司群体中起了重要示范作用。比如，史书记载：
巡抚杨一汉请如武举袭荫例，加升一级，以为远人向学之劝。
从上述表格可以看到，云南、贵州、广东、江西等地解额呈逐年走高态势，一方面是朝廷加大对这些省份的政策倾斜，另一方面则是多年推行文化的结果。
结语
四大名著，其中有三本成书于明朝，这也从侧面反应了明朝百姓的文化素养要比前朝高。统治阶层的重视再加上各级学校为载体，使得大明才俊不断涌现。
另外，明朝虽是八股取士，但是里面不乏一些思想开明之士，对于当时的一些学术思想和技术加以吸收利用，比如明朝的部分火器，就是来自当时葡萄牙、荷兰的技术。
总体而言，明朝在当时世界属于发达国家，在造船业、医药学、天文学、农学等皆为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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