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3月26日，中國現代作家林語堂病逝於香港。
林語堂是第一位以英文書寫揚名海外的中國作家。他將孔孟老莊哲學和陶淵明、李白、蘇東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學作品英譯推介至海外，是集語言學家、哲學家、文學家於一身的著名學者。
林語堂在文學上的重要貢獻，一是他的散文創作，二是他的英文小說創作。其中Moment in Peking（《京華煙雲》）是林語堂最負盛名的一部小說。該小說於1939年在美國出版後， 取得了巨大成功，被美國“每月讀書會”選中，成為該年度12月的特別推薦書。美國《時代週刊》發表書評稱：“《京華煙雲》很可能是現代中國小說的經典之作”，“極有可能成為關於現代中國社會現實的經典作品”。美國著名作家賽珍珠高度評價這部作品，並推薦林語堂為諾貝爾獎候選人。實際上，《京華煙雲》曾經四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 為中國人獲取諾貝爾文學獎的夢想道路上走出了可貴的一步。
林語堂與賽珍珠
林語堂曾四次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之一。第一次是1944年，由賽珍珠提名；第二次、第三次是1972年與1973年，由國際筆會臺灣分會提名，第四次是1975年，他以國際筆會臺灣分會會長的身份擔任了國際筆會第四十屆大會副會長，再次列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結果仍未入選。
——郭濟訪
在國內，《京華煙雲》則被稱為現代版的《紅樓夢》。林語堂通過小說弘揚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 讓世界瞭解中國的努力是成功的。《京華煙雲》的成功，奠定了林語堂作為小說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京華煙雲》是林語堂旅居巴黎時，於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用英文寫成的長篇小說。其創作年代正值日本侵華戰爭爆發，中國國內掀起全民的抗日浪潮。中國抗日戰爭開始以後，林語堂在國外密切關注國內抗日戰爭的進展，從外國報刊上獲取信息，瞭解戰事的發展。遠在海外的林語堂，也想為祖國的抗戰貢獻一份力量，作為一名文人，最好的武器莫過於手中的筆。他曾於1937年8月29日在美國刊物上發表名為
《日本徵服不了中國》的文章，分析中日戰爭的形式，揭露日本侵略中國的罪行，向世界宣告中國必勝。林語堂認為為了更好地宣傳抗戰，獲取國際的同情，最好的宣傳形式莫過於小說，小說的社會宣傳效果要高於政論文章，這就是這部小說創作的時代背景。1938年，從未寫過小說的林語堂，嘗試寫作長篇小說，並非一時心血來潮。他認為一位作家在四十歲以後開始撰寫小說為佳，理由便是長篇小說的寫作需要豐富的人生積澱，經歷世事人情的磨鍊。他在動手寫作之前，曾花費五個月左右的時間擬定計劃、準備材料，那時的林語堂年屆43歲。在《我怎樣寫瞬息京華》一文中林語堂曾經有所交代：
以一個向來不曾寫過短篇小說的人，裝著偷天的膽量，突然嘗試長篇小說，似乎太不自量……我認為長篇小說之寫作，非世事人情，經歷頗深，不可輕易嘗試。而理想中批評長篇小說，尤以故事人物之生動為第一要義，結構猶在其次。人物生動活現，小說就算成功；人物不生動，故事結構雖好，終算失敗。這是與戲劇重情節顯然不同的地方。因此，素來雖未著筆於小說一門，卻久蓄志願，在四十以上之時，來試寫一部長篇小說。而且不寫則已，要寫必寫一部人物繁雜，場面寬曠，篇幅浩大的長篇。所以這回著手撰著瞬息京華，也非竟出偶然。
顯然，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林語堂認為自己已經具備撰寫小說的人生閱歷和磨練，再加上其深厚的英文功底，足以具備寫作的內在條件。
林語堂原本打算把《紅樓夢》譯成英文，但由於《紅樓夢》與現代中國距離太遠，再三考慮認為不合時宜，所以決意借鑑《紅樓夢》的藝術形式寫一部英文小說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由此可見， 《京華煙雲》的英文寫作機緣並非偶然。作者所處時代環境和個人條件等因素，最終成就了這部聞名世界的小說。
很明顯，林語堂的創作動機之一便是為中國的抗戰做宣傳，博得國際的同情與支持。對此，林語堂在給郁達夫的信中說得很明白：
紀念全國在前線為國犧牲之勇男兒，非無所謂而作也。…蓋欲使讀者如歷其境，如見其人，超事理，發情感，非借道小說不可。況公開宣傳，即失宣傳效用，明者所易察。
也就是說，從讀者的閱讀興趣和宣傳的效果來說，小說感人的力量要比理論文章大，宣傳的效果就會明顯，更符合林語堂文藝為抗戰服務的初衷。在給陶亢德的信中也曾提到“公開宣傳即失宣傳”，因為西方媒體講究客觀性，如果直接宣傳，則會適得其反，失去說服力。因此，林語堂選擇了小說進行宣傳。小說作為一種文學文體能夠深入民眾，其中的故事情節首先能夠吸引、感染讀者，與其他文體形式相比，更能在潛移默化之中激起讀者的情感，贏取他們的同情和支持。如此一來，該小說一方面可以適應在國外宣傳的文體形式需要，取得更好的宣傳效果，讓世界瞭解中日戰爭的真相併獲取其支持；另一方面即便翻譯成中文面向中國讀者群，小說中蘊含的對日軍殘忍行徑的描寫與揭露，以及對抗戰必勝的堅定信念，必將在中國民眾當中迅速傳開，激勵著中國官兵和民眾的抗戰熱情和信心。
《京華煙雲》（2005）
作者為中國抗日戰爭做宣傳，為中國人民的抗日鼓勁吶喊的創作意圖，在小說扉頁的獻詞中就明確表現出來：
To the brave soldiers of China who are laying down their lives that ou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shall be free men and women.（獻給英勇的中國士兵，他們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我們的子孫後代才能成為自由的男女。）
林語堂一生最喜歡兩部書，一部是曹雪芹的《紅樓夢》，另一部則是沈復的《浮生六記》，相對而言，他平生最愛還是前者。林語堂與《紅樓夢》這部中國古典小說的不解之緣，可以在林語堂的生活道路、文學創作、學術研究、文化思想等許多方面體現出來。
他最早對《紅樓夢》產生興趣是在他到清華大學任教期間。當發現自己中國傳統文化嚴重缺乏時，發奮一定要補上這一課，於是便從讀《紅樓夢》開始。因為《紅樓夢》這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博大精深，作為中國古典小說的最高峰，對於林語堂這樣一位從小受西式教育成長起來的人來說，確實是開始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範本。此外，那個時期正處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高漲期，大力提倡白話文，而《紅樓夢》中的白話，尤其是北京話，是無可比擬的傑作。“襲人和晴雯說的語言之美，使多少想寫白話的中國人感到臉上無光。”（林語堂）
《紅樓夢》（1987）
因此，林語堂藉此也可以學習北京話。從此以後，《紅樓夢》成為林語堂的枕邊書，也是他後來研究《紅樓夢》和進行小說創作的基礎和前提。晚年出版了《平心論高鶚》這樣的紅學著作，使他成為一名紅學家。在林語堂的許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對《紅樓夢》的引述和評論，如《吾國與吾民》的“小說”篇中，林語堂對作者曹雪芹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他無疑是中國最偉大的散文作家之一，也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惟一散文大師(就是白話文而言)”(林語堂)，“《紅樓夢》殆足以代表中國小說寫作藝術的最高水準，同時它也代表一種小說的典型。”（同上）林語堂對《紅樓夢》的熱愛，再加上他向世界介紹中國文化的熱心，使得他想把《紅樓夢》翻譯成英文。但是由於《紅樓夢》距離現代中國太遠，難以被西方讀者所接受，所以他決定模仿《紅樓夢》的思想和藝術形式寫一部英文小說，那就是Moment in Peking（《京華煙雲》）。從小說佈局、人物設置、人物對話等等都體現出《紅樓夢》的痕跡，並且小說中多處出現小說人物談論《紅樓夢》，都可以體現出作者對《紅樓夢》有較為深厚的情愫和研究基礎。
西方人最初對中國的瞭解，主要是通過在東方的旅行見聞、殖民地的政府報告、傳教士的書簡。通過這些書簡與報告，再加上西方人對東方的想象傳說，形成對東方形象的認識。這些書對中國的描述不外兩種情況，一種是最初的對富饒中國的讚美。這種對於中國的介紹，比較重要的一位是威尼斯人馬可·波羅在元朝時到中國的遊歷。作為商人，他是一位文化傳統與偏見最少，但物質慾望最強烈的遊歷者，因此他觀察到的東西最多。他寫的《馬可·波羅遊記》像是一部通商指南或旅遊手冊，描述了中國的富庶與繁榮，使西方人相信中國是富饒的人間天堂，建立了一個傳奇的中國形象。
與此相反，另一種情況則是對中國及中國人形象進行大肆的貶低與歪曲。尤其是啟蒙運動以後，西方普遍認為中國是一個充滿欺詐、愚昧、骯髒、墮落、貧窮的地方，“黃禍論”充斥著西方世界。中國人及其文化都是劣等、落後的，需要西方文明尤其基督教的拯救。西方殖民主義者以此為藉口，各國派出傳教士以傳教為名進行殖民活動。他們對中國的這些認識主要還是來自傳教士的書簡和派駐官員的報告，當然他們的描述有真實的一面，但整體上還是扭曲變形否定較多。西方人把中國文化放入其本國文化文明的視域之中，難以接受東方的異域文明，極力進行否定與貶低。19世紀末，美國傳教士
阿瑟·史密斯(明恩溥)撰寫的《中國人的性格》，雖然主觀上力圖客觀、真實，但是由於時代的偏見和其固有的西方文化的優越感，對中國文明和文化缺乏真正的認識，其中不免有不少歪曲的地方。對此辜鴻銘用英文撰寫的《中國人的精神》可以說是針對此書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維護。
阿瑟·史密斯
▼辜鴻銘
在此情況下，林語堂懷著文化送去主義的理念，自己用英文創作文學作品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和中國文化，擔負起文化傳譯的工作，力圖扭轉中西文化交流的單向傳播的趨勢。林語堂曾提到《京華煙雲》這部小說是“有意”為外國讀者創作的。在此之前，林氏創作的《吾國與吾民》《生活的藝術》等作品，描繪一個充滿智慧與和平精神的中國形象，試圖把它介紹給西方世界，扭轉西方人對中國由來已久的輕蔑看法，實際上也是針對西方誤解中國的一種辯解。
另一方面，西方工業文明本身具有很大的缺陷，二十世紀初西方工業社會帶來人的異化，造成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關係的緊張。林語堂試圖通過中國文明拯救西方文明的頹廢與空虛，凸顯東方文明自身的價值和意義，使西方人更好地瞭解和接受東方文明。為了使西方的工業文明與中國的農業文明形成互補，林語堂意識到中國哲學中道家的無慾無為、順其自然的精神，正好彌補西方工業文明的缺陷。林氏又十分了解西方人的接受心理，在其傳播中國哲學和文化思想的過程中，採取一定的策略，即，把中國文明化解在西方文明的期待視野中，利於西方人接受， 弘揚中國文化， 因為林氏的英文作品是“有意”為西人而作，《京華煙雲》是作者“文化送去主義”理念的產物。
林語堂的《京華煙雲》是用世界通用語英語寫成的小說作品， 而且還被翻譯成其他多種語言，明顯具有跨文化傳播的性質，體現了當時的時代精神，理應屬於世界文學的一部分。
“世界文學”這一術語由德國的大文豪和思想家歌德於1927年提出，後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使用這一術語，以概括資產階級生產的世界性特徵。但是，二者對於世界文學的使用並不一樣。歌德是從民族文學/國別文學的廣泛交流與互動而言，強調超越民族文學的狹隘性；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物質生產的世界性將超越精神生產的世界性，其所指的世界文學則是超越民族文學之上的一種新的文學形態。
歌德
世界文學的界定是動態的、多元的，它可以是所有國別文學/民族文學的總稱，也可以是各民族文學的精華，但是世界文學應具有跨民族、跨文化傳播的性質，能夠在世界範圍內被傳播併產生一定的影響。某一國別文學要想走向世界，翻譯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除了翻譯能夠通向世界文學之外，另一條途徑便是作家直接用英語創作進入世界文學。
這樣《京華煙雲》就不必經過翻譯這一環節而直接走向世界文學，可以說是一種通達世界文學的直接途徑。中國文學若想走向世界，需要走非常漫長的路。正如魯迅所說，中國作家必須通過外語和外語文學豐富他們自身。一方面，作品本身文學性強具有很高的借鑑意義，另一方面也需要有水平較高的譯本。對於林語堂的英文著作屬於世界文學的問題，德國著名漢學家顧彬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民國時期(1912一1949)的作家是多語作家。他們通常不只掌握多種語言，也以各外來語文書寫文學藝術品。林語堂(1895一1976)和張愛玲(1921—1995)寫英文小說，而戴望舒(1905一1950)以法文、郭沫若(1892—1978)以德文寫詩。
今天大多數現代中國文學領域的中國學者沒能通過原文閱讀這些作品，這是那些屬於世界文學，也創造世界文學的作家們的災難。這不只荒唐，海峽兩岸林語堂或張愛玲的所謂全集並沒有包括他們的英文作品，而只有別人所翻譯的蹩腳中文譯本，中國學界這情況，也是荒涼的。從一個歐洲的視角看來，現代中國文學領域的中國學界極少稱得上學術嚴謹。
這位歐洲學者指出了中國學界學術上的欠嚴謹性，更為重要的是，他還指出林語堂、張愛玲等人的英文創作屬於世界文學的一部分，眼光犀利，見解獨到。用英文直接創作文學作品，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一條快捷有效的方式。
（本文摘自《京華舊事譯壇煙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略有編輯，以原文為準。部分圖片來源於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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