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秀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东汉都是一个相对平稳与保守的朝代。与西汉诸帝相比，东汉的皇帝们仿佛更加尊崇黄老之道——清静无为。其实东汉的皇帝不是不愿意"为"，而是没有能力"为"。
东汉号称"与太监、名士共天下"，这些所谓的名士，一般都是一县乃至一郡中大家族里的精英或者皇帝的外戚亲家。
一、如何掌握权力？
汉朝没有科举制度，当官一般靠高官推荐和考察。久而久之，这些世家大族便掌握了上到中央政府、下到郡县乡村的实际权力，连皇帝对此也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推行任何大的政策改革都会触动某些大家族的利益，引起强有力的反抗，从而导致改革破产。就拿之前提到过的西汉制度"常平仓"来说，东汉建立之后，刘秀的儿子汉明帝也试图建立过，但是刚刚颁布这个诏令，朝堂就炸开了：
先是开国功臣之首、坐拥数万亩良田的太傅邓禹痛心疾首苦苦进谏，说常平仓以利民之名行侵刻之实，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请陛下务必三思。
汉明帝刚刚把邓禹扶起来，还没来得及安慰，那边南阳大族出身的太尉赵熹又深深跪拜，也是口称常平仓误国，长此以往，国进民退，而公忠体国的赵太尉也深深地为皇帝感到担忧。
汉明帝有个"明"字做谥号，自然也不是笨人，马上也看出了端倪，只是手下群臣如此，汉明帝又有何办法？只能长叹一声，黯然作罢。
东汉前半段大抵如此，名士与外戚一个掌地方，一个掌中央，皇帝更多的是垂拱而已。
到汉桓帝时代，皇帝知道外戚势大，朝臣各有各的利益，不可依靠，于是联合手下的五个宦官发动变动，诛杀了外戚梁冀。五名为首的宦官同日封侯。
宦官在史书上总是被痛斥乃至于谩骂的角色，各种贪污腐败、横征暴敛似乎都与宦官有关，而宠信宦官的皇帝，无不在史书上落得个昏君的名声。读汉唐史书，常常看到作者痛心疾首于皇帝宠信宦官、祸乱天下，仿佛只要皇帝罢黜所有的宦官，朝政就会焕然一新。
二、宦官的行为和朝臣有什么区别
如果每个人都是标准的经济人，即只在乎自己物质利益的人，那么所有人都应该在死之前花光所有的积蓄，因为人死之后货币毫无疑问都是不能给本人带来任何效用的。但是通常人们不会这么做，因为大家会在乎基因的延续，也就是会留下来一部分遗产给子孙后代，让他们在未来的生存竞争中有一些优势。
同样的道理，如果在一个地方世代为官为侯，也会想办法照顾一些本地百姓的利益，让他们能够延续下去，供子孙后代继续收税。这种照顾自己基因延续的倾向越强，这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就会表现得越目光长远、越稳重，因为自己的安全是整整一系基因延续的保障，对其他人也相对越友好和仁慈。
但是宦官因为生理上的阉割，其实已经丧失了延续基因的可能，所以更容易有"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这种生活态度，表现在行为上自然是拼命地追求权力，然后横征暴敛，即生活方式更冒险，因为冒险成功的收益高。
另外，宦官的外部选择很低，皇帝几乎不需要支付任何报酬就可以将宦官牢牢地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一朝天子一朝臣，身为一个与现任皇帝朝夕相处的人，除了当今皇帝，还有谁能收留和提拔自己？
但对于朝臣来说，休说是外戚弄权，即便是真的换了皇帝，可能也只有一部分朝臣会受到影响。所以在他们事前看来，只要没有直接地参与到拥立皇权的行动中，那么自己只有一个较低的概率牵连于风波中。
皇帝想从外戚手中夺回权力，这毫无疑问是一个高风险的目标。如果有可能，皇帝当然也想找朝臣做盟友，但是，朝臣不但会顾虑他们自身，更会考虑后代、家族以及与其他朝臣的政治互动，所以会更加地保守。因此皇帝要驱使他们就要给出切实可行的承诺，以给朝臣更多的事后补偿。而这所谓的事后补偿，往往是皇帝最难做到的事情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宦官就成为了皇帝最好的天然盟友，尤其宦官与皇帝朝夕相处，更容易有感情上的亲近以及性格上的熟悉。
可见，如果权力本身就在皇帝手里，皇帝当然会主要依靠朝臣来做事，因为朝臣受教育的程度和选拔机制都是宦官无法比拟的，这种时候一般是后世所称的"治世"；而对于没有太多权力的皇帝，一旦要有大动作，往往就只能借助于宦官的力量。
史官们都看到了皇帝罢黜宦官外戚、重用朝臣的时候，四海晏然、权归中央，于是痛骂宦官为祸乱朝纲的小人，殊不知这才是颠倒了因果。正是因为权归中央，皇帝才能放心大胆地冷落宦官，倚重外庭。
不单单是汉朝，整个皇权当道的两千年，莫不如是。利用宦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没有重权在握的可怜皇帝没有办法的选择。
所以，汉桓帝在位期间，宦官当权，才有了后来的"党锢之祸"，也即是宦官把士人的领导者都抓了起来，家族也受到牵连不被允许出来做官。
三、铸大钱想法的诞生
不过，汉桓帝也算幸运，能够在死后拥有一个"桓"字做谥号，"桓"作为谥号，一般是指皇帝本身有开疆扩土的功业，放在这么一位帝王身上，颇有些讽刺意味。要知道，大名鼎鼎的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小白，谥号也不过就是一个"桓"字而已。
当然，汉桓帝在位期间，平定了西羌少数民族的反复叛乱，也的确算是辟土有功。可是打完了政治仗，经济账一算汉桓帝就哭了，连带赈蝗灾和平叛，国库的开支好几百亿钱花出去，中央政府也穷了。汉桓帝琢磨来琢磨去，又开始想学习王莽的故智——铸大钱！
幸好东汉政府这时候还是有明白人的，有一个叫刘陶的人，估计自幼熟读弗里德曼的货币中性理论，站出来劝谏汉桓帝说："陛下千万不要有铸大钱这样的想法啊，货币是中性的，其数量不会影响社会产出总量的变化，多铸多少钱，社会的总价格水平就会上涨多少，最终空废劳力，吃亏的还是贫民百姓。所以靠铸钱救市，纯粹是扬汤止沸啊，恳请陛下收回成命！"汉桓帝是个没主意的人，不像王莽那样心智坚定，所以铸大钱这事也就搁置了。但是国库空虚的问题总要解决，既然搞通货膨胀不解决问题，那么只好搞金融衍生物了，谁让金融衍生物没有管制呢？
于是汉桓帝又打起半国债半期权的"爵位买卖"的主意，东汉承西汉旧制，爵位一直可以买卖。在汉景帝时期，平民能买到的爵位仅仅到第八级公乘，而现如今连第十九级的关内侯都可以买到。而关内侯破天荒的九千六百亩土地期权也让大地主们轻易做到土地"跨州连郡"，富比王侯。
东汉中央政府的权力相对于西汉后期而言本来就弱势，而汉桓帝这一政策，让其在地方上本来就不算强势的控制力更减弱了不少。到黄巾起义的时候，地方豪强都可以组织起几百人乃至上千人的私兵，由此便可见一斑。朝廷外危机四伏，而朝廷内汉桓帝任由宦官败坏朝纲，自己沉溺于后宫美色，东汉王朝的国运自此开始江河日下。
参考文献：
《宦官在史书上总是被痛斥乃至于谩骂的角色》
《古代官与吏的区别》
《重读中国历史上的中兴之主》
閱讀更多 笑面讀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