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自古以来就在中国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从夏商西周奴隶制社会中，贵族式精英教育，到春秋战国时期，学在官府到学在民间转移，私学开始大量出现，再到后来科举制度建立，官学成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主流力量，中国的教育至今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史时间，秦汉时期的官学更是一大亮点。
一、秦朝完成大统一以及“汉承秦制”的大背景下，官学逐渐壮大，“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应运而生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学术研究和教育多半被官府所垄断，这就是“学在官府”，学在官府的特点就是于政教合一和官师合一。而官学是指朝廷或者其管辖的领地政府所开办的学校，这其中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
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最主要的官学制度。在官学里面任职担任老师的既是老师同时也是政府的官员，像师氏，保氏，大司徒和乡大夫，他们既是官也是师，治民也治世。
在奴隶制为代表的夏商西周王朝，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度”，贵族阶层统治社会，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界限明显，等级森严，社会阶层流动小。而教育主要是为了给国家培养后备的管理人才，为国家的延续发展做的准备。
因此在这一个历史时期，教育主要被贵族阶级所垄断，平民百姓没有享受教育的权利。再加上政府严禁地方私自办学，因此“学在官府”是奴隶制社会最主要的教育特点。
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旧的社会制度遭到了破坏，新的社会制度还没有建立，社会四分五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各诸侯王拥兵自重，周天子失去了管辖天下的权威，诸侯争霸，各个诸侯王都想在乱世之中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为了强大自己的队伍，诸侯王对于人才的需求异常强烈，只要有新颖的治国理念和才干，就有可能立刻被诸侯王赏识，入朝为相。“有需求就有市场”，私学出现，“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学术下移，教育开始走向民间，政府的变相鼓励，民众的需求，这一时期出现了“学术繁荣，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大学术流派的思想家开始聚众讲学，著书立说。
秦朝时期，秦始皇完成了大一统，秦始皇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自己的统治，实行多项政策，汉朝时期统治者奉行“汉承秦制”，官学的地位大大提升，成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秦汉时期，官学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官府严禁私学，“以法立国”、“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施，官学在这个过程中虽受到冲击却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一）秦王完成大统一，“以法立国”深入人心，官学占据主要地位
秦王扫六合，完成了国家的大一统，天下四分五裂的局面宣告结束，也宣告了奴隶制度的结束，迎来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制的时代。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确立了以法立国的基本思想。秦朝建立初期，也基本延续秦国的立国思想，以法立国，但是对于其他学家的学术思想，秦朝人保持着“博学而寡要”的态度。
也就是说，秦朝的立国思想还是法家思想为准，但是对于其他学术思想，作为法家思想的“备用思想”，以备不时之需。为此，秦王朝还在中央设立了博士这一官僚体制，其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于通古今，以作顾问之需。秦三年，中央就在齐鲁大地招了70多名儒生入朝，以参加祭祀之礼。
虽然秦朝对于其他非学家的思想，保持着“与法并存，相互补充”的态度，但是在立国的思想上，各学家思想之间还是会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史书上记载，秦二年，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在治理国家的问题就发生过较大的冲突。
（二）秦朝“焚书坑儒”，统一天下思想的同时，官学地位得到恢复
儒生认为，秦朝应该效法周朝建立分封制，而秦朝的宰相李斯认为，西周之所以灭亡，就在于诸侯国的权利较大，中央无法控制地方而导致中央集权衰微，地方权利过大，最后才导致，周天子式微，诸侯纷争的情况出现，因此效法古制不可取。
而且李斯还认为“语皆道古以害今，人善所私学，非上所建立”。李斯觉得私学中儒学思想的影响过大，而且儒学思想倾向于效法古制，这个与秦国的立国思想法家思想背道而驰，因此建议废除它。
秦始皇听了李斯的建立，焚儒学经典书籍，焚书令和后来极端的坑儒举措，使得秦朝的儒学发展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秦朝焚书坑儒的举措，目的是为了统一天下思想，学术的统一也是秦朝恢复官学为本的前提。不管是学术上的大一统，还是恢复官学的统治地位，其根本的目的就是在于维护自己的统治，维护已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
汉初的时候，由于天下刚刚经历一场风波，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个时候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是当时的主导思想，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生息，恢复社会的生产力。
（三）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五经博士的确立，官学达到顶峰
在无为而治的主导思想下，私学得到了发展，先前被秦所毁灭的儒学思想，在这个时候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在经历了多年的休养生息之后，社会秩序，生产力水平也逐渐得到了恢复，还出现了“文景之治”。
无为而治的思想在汉初的时候，对社会的休养生息还是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但是到了汉中期的时候，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逐渐不适合汉代的发展了。在无为而治的理念下，社会上出现了新的问题，北方匈奴不断骚扰，分封的诸侯国也逐渐不安分，因此道家的治国理念不再适应汉代的后期发展了。
这个时期，私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儒学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加强中央集权，统一思想也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实行儒学治国的理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把加强皇权和统一学术思想的措施紧紧放在一起。他认为，统一思想，学术上的统一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发展，也有利于皇权的集中。汉武帝采取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央设立五经博士。五经博士的建立，使得国家的教育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官僚阶级也逐渐儒学化。
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的举措，对后世士大夫阶级取代贵族阶级，官学地位长期趋于国家教育制度的霸主地位有着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三、“官学”不仅成为秦汉时期统治者牵制思想的工具，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而且丰富了秦汉时期教育体系，同时对后世教育起到了借鉴作用
秦汉时期政府大力倡导官学，严禁私学，他们认为私学的存在是统一思想的巨大阻碍，应该给与取缔。私学在这一时期曲折发展着，汉初的时候政府的无为而治，官学一度衰微，私学得到迅速发展。汉武帝时期，听取董仲舒的意见，统一全国思想，独尊儒学，官学又重新走向了教育的主导地位。
教育通过官学的渠道掌握着国家士大夫阶层的任命权利，通过封建士大夫阶层的养成，强化了封建阶级的控制结构。可以说官学的存在是强化封建阶层控制权利的重要工具。
教育直接影响甚至塑造着人类的思想意识，思想意识又左右着人类的行为模式。教育对人的塑造作用是巨大的，因此在统治阶层的治国理念中，教育是治国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当中，教育被当成控制人们思想，压制底层百姓的工具。
不管是在奴隶制社会还是封建制社会早期，还是在国家四分五裂的动荡时代，教育一直都是为政治体制服务的。动荡的时期需要不同的思想来辅助不同的政治阶层，私学的盛行满足这一需求，但是在国家稳定，四海统一的时期，统治者需要学术上的统一，思想上的高度统一，迎合自己的治国理念，有利于自己政治制度的实行，便于自己的统治。官学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丰富了秦汉时期的教育体系，同时为后世的教育起到了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汉书》
《后汉书》
《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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