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的朦朧詩晦澀難懂,是怎麼形成的?看他的仕途經歷就知道了

公元838年的甘肅涇原,縱然邊塞春遲,但依然有水波淼淼、楊柳依依的春日景象。新婚未滿一年的李商隱,獨自登上涇原古城樓——安定城樓。他遠眺看到“綠楊枝外盡汀州”,卻想起了自己的政治遭遇,於是不禁泫然欲泣。

這時候的李商隱,初入黨爭漩渦就頻頻遭讒。在受官考試中被除名的他,不得不再次投靠到岳父王茂元幕下。

在《安定城樓》這首詩中,李商隱集中抒發了“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這樣的歸隱思想。但是,之後的李商隱依然在官場摸爬滾打,雖然仕途不順牢騷滿腹,卻並沒有真正落實這一“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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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鵷雛竟未休”——他假裝自己不稀罕功名,但是其實心裡對“腐鼠”還是垂涎三尺。

《安定城樓》說不上是李商隱的詩作轉向“違心”的轉折點,但是,838年前後,確實是李商隱政治生涯的轉折點。此後,他的詩作越發含蓄,坐實了“朦朧詩人”的人設。而之所以造成這樣結局,與他的政治人格分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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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暗不明的仕途路

李商隱幼年喪父,長時間隨母親寄人籬下。這樣的成長環境形成了李商隱敏感脆弱的性格,固然與他名傳後世的“朦朧詩人”的人設有關。但是,結識了恩師令狐楚後,他也有過一段針砭時弊的“憤青”時期。

829年,年僅17歲的李商隱隨令狐楚去往山東。時值朝廷剛剛平定了一場藩鎮叛亂,雖然叛亂得以鎮壓,但是唐軍軍備鬆弛、謊報戰功的弊病顯露無遺。李商隱一路看多了民生凋敝,對軍隊的憤慨盈溢筆端,寫下了一首七律《隨師東》,前兩聯就直白地指出了軍隊人心渙散、謊報軍功的事實:“東征日調萬黃金,幾竭中原買鬥心。軍令未聞誅馬謖,捷書惟是報孫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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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年,朝廷內大臣們企圖結束宦官專權的窘況,反而被宦官殺害的“甘露之變”發生後,節度使劉從諫兩次上表言明要“清君側”,手握重兵卻遲遲按兵不動。

李商隱有感於此,寫下了一首《重有感》,詩中抨擊劉從諫說:“玉帳牙旗得上游,安危須共主君憂。竇融表已來關外,陶侃軍宜次石頭”——劉從諫明明實力雄厚,條件優越,應該與君主共安危。但是你兩度上表以表忠心,為何還按兵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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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李商隱的早期作品已經有隱晦的跡象,比如取題曖昧——和老師一起東行,叫《隨師東》,對什麼事情激情澎湃,就叫《有感》;對同一件事再次有作詩的衝動,寫詩就叫《重有感》。這和寫詩乾脆命名《無題》,或者是取詩作前兩個字命名《錦瑟》,幾乎是同一種作風。

這時候的李商隱,雖然的確喜歡用典故暗戳戳罵人,但是詩作中還是會有直接指斥的部分,和後期經常通篇用典的風格很不相同。最多說是委婉,還說不上是朦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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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鬥爭的犧牲品

李商隱仕途的轉折點,發生在恩師令狐楚身故之後,他做了王茂元的幕僚,繼而成了其女婿。

李商隱的應舉之路並不順利。由於身微位陋,他擠不進晚唐科舉錄取上流關係網中的學生的圈子。而他最後能夠成功考取進士,仰賴的還是令狐楚、令狐綯父子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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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李黨爭在中晚唐歷史上持續了十數年,李商隱娶妻的尷尬之處就在於——令狐父子是堅定的“牛黨”成員,而他的岳父王茂元則被認為屬於“李黨”。做了王茂元的女婿之後,李商隱很快因為“背叛恩師”而被牛黨拉入了黑名單,而因為牛黨背景,他也入不了李黨的白名單。

儘管對李商隱偏袒有加的人會用各種理由為李商隱開脫:他單純,他冒失,或者乾脆說兩黨都對他有誤解,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李商隱給牛李兩黨都寫過干謁詩。

李商隱任弘農尉移家長安時,對昔日友好、如今已經有隔閡的令狐綯在仕途上有所求,寫干謁詩求薦;甚至是李商隱公然做了李黨的幕僚,再回長安後依然“明示”令狐綯“幾時綿竹頌,擬薦子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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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昌年間,李黨得勢。李商隱雖然一直沒有得到李黨的重用,但是也感受到了時局的變化。在隨李黨人物鄭亞赴桂林之前,李商隱寫下了《海客》,表明自己願意為鄭亞效力的決心。

這樣的李商隱,被重重地打上了“詭薄無行,放利偷合”的烙印。聯繫李商隱的政治理想和現實的狀況,以及晚唐的政治局勢,他這樣的行為或許可以理解,這樣的評價的確過重,但是李商隱政治人格的缺陷,也不可否認。

大多數中國文人最推崇的政治品格,是像張九齡、蘇軾這樣。不管政見對錯,但是有自己堅定的政治立場,而且不排擠持有其他政見的人。像李商隱這樣有騎牆嫌疑的,很容易遭到史學家的抨擊。

而對於李商隱這些有點翻雲覆雨的干謁詩,文學界卻評價甚高,常常說李商隱詩文中沒有逢迎之態——不管真實情況如何,作為文人的面子是保住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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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志難酬的朦朧詩

可以說,政治失意成了李商隱詩風轉變更加朦朧的一個重大因素。在黨爭的夾縫中頻頻碰壁,不敢再直抒胸臆,在之前詩作堆砌典故、委婉含蓄的基礎上,李商隱的詩作變得更加朦朧。與前期諷刺政治的詩作有著明顯不同,李商隱的畫風成了這樣: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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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類型上,這首《賈生》算是詠史懷古詩。但是李商隱以賈誼自比,抒發不得重用的愁思、諷刺君王迷戀長生不老之術而忽視任用賢才的事實,又有作為政治諷喻詩的深刻含義。這樣的寫法雖然不少見,但是像李商隱這樣寫作數量之多、用意之曲折的詩人,確是不多。

除了《賈生》這樣的作品之外,李商隱還留下了諸多除了他自己之外無人能解的詩作。雖然那些作品的真實情況我們無從得知,但是我們從中看到了,在唐王朝“近黃昏”的薄暮之中,一個“口是心非”的朦朧詩人,一邊貪戀烏煙瘴氣、無人能全身而退的官場,一邊寫下煙火氣全無的詩句。而這個詩人,正在離我們越來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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