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的地位
西周時"工商食官"制下賈人的主要職能是負責王室和貴族的生活所需，而其家屬則有農業份地，手工業、商業和畜牧業都沒有完全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周禮》中官賈的地位在上士、中士、下士之下青徒之上，與府史同列，孫詒讓認為此賈人亦庶人在官者。《禮記.王制》載"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鄭玄注:"庶人在官者，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說明當時的官商只是貴族生活的附庸，權利受到很大的限制，地位較低。
自西周至春秋末，伴隨著土地制度的變革和宗法制的崩潰，"工商食官"制逐漸退出時代的主導地位，官商的主要職責是到市場上採購自己部門所需物品並對物品進行價值判定，其中大多數賈人只買不賣，只有泉府、巫馬兩職所屬賈人有既買且賣的活動。《周禮.夏官.巫馬》日:"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於校人。馬死，則使其賈誓之，入其佈於校人。"。其行為是被動的並非以盈利為目的，春秋時期官商所受的約束和限制較少，有時可以獨立經營商業貿易甚至參與一些外交事務。
私商的地位
中國的傳統觀念裡商人身份低賤，處於社會的最低層，但據大量的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記載可知，在春秋時期商人的地位並不低，《逸周書》載周文王為爭取滅商的各種力量支持，"於是告四方:遊旅旁生忻通，津濟道宿，所至如歸。".使各方遊旅到周境內進行商貿活動。交通上的通暢為商業活動提供了便利，而且規定鄉野中的商人可遷居到市中，這就保障了物品的集中貿易:"乃令縣鄙商旅日:'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闢開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遠旅來至，關人易資，舍有委。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來，振乏救窮。"可知周王室對商人非常重視，商人的社會地位必不會低，商人在社會變革中也發揮了不小的作用。
春秋時期國民有貴族與非貴族，貴族大多處於統治階層，而非貴族則是被統治階層，又有國人與野人之分，"國人"一般指居住於城內或近郊的人，主要是指士、工商或許還包括一部分近郊農民，他們雖然也受貴族的控制，但還保留著許多原始民主權利。"野"或"邴"是指四郊以外的地區，"野人"或"鄙人"主要指在"野"的農業生產者，童書業指出春秋時期的商人，除小部分可能是商奴外，大體都是"自由民"身份，"這種觀點是有道理的。
春秋時期國人在社會政治經濟活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田昌五指出國人最基本的權利和義務就是"執干戈以衛社稷"，也就是參加"祀與戎"這樣的軍國大事。"也只有國人才可以對治政之得失進行議論，《左傳》襄公十四年"士傳言，庶人於道，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注曰"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增一議字釋讀此句，文意聚通，可謂精當。
《左傳》定公八年衛侯不堪忍受晉國侮辱，欲背叛晉國，"公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版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日:'五伐我，猶可以能戰'，乃叛晉。"衛候因得到包括工商在內的"國人"的支持遂有叛晉的決心和信心，說明衛國的工商乃是"國人"的重要組成部分，統治者每"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日詢國危，二日詢國遷，三日詢立君。"在國家面臨重大抉擇的關鍵時刻，國人的態度和立場舉足輕重。
春秋時期隨著社會制度的變革和經濟的發展，各諸侯國兼併戰爭迭起，各國統治者已明顯感到原有戰鬥力的不足，需動員更廣泛的階層參與軍隊，庶人、工商都在發動之列。"商旅於市"的常規隨即被打破，脫離官府束縛的私商越來越多，子貢、陶朱公皆經商致富，均屬新興的自由大商人，而且子貢曾學於孔子，後又在衛國做官其身份是士大夫，比平民略高，范蠡的情況類似，他們都屬士人經商。這一部分士人的加入給商人隊伍注入了新的活力，商人身份更加多樣，同時也反映出在劇烈的社會變革之際，士階層中的一部分人放棄傳統入仕的觀念，將自己的聰明才智用於經商，通過別的途徑去追求實現自身的價值。這些新生力量融入商人行列不僅提高了商人階層的素質，而且擴大了商人的影響，使這一一時期的商業發展呈現出新的特徵。
春秋之世商人活動的環境比較寬鬆，各國對工商業的發展都持一-種積極的鼓勵態度，未見有抑商舉措，商人也未受歧視，最典型的是鄭國商人與官府建立了明確的權利義務關係，這種關係一方面使商人有了很大的自由，商人利益始終得到政府的保護，另-方面官府從這種關係中獲得了商人階層的支持,鞏固了政權，桓公與商盟誓、弦高智退秦師就是明證，這也是鄭商與其他國傢俬商的不同之處。
齊國曆有重商傳統，開國封君姜太公早年曾在朝歌經商。因自然環境的限制齊地很難發展農業，太公因地制宜發展商業，使齊國富民強確定了大國地位。桓公當政時，名相管仲早年和鮑叔牙曾一起經商，後來都成就了一番霸業。可見管鮑早年的商人身份並未對他們的仕途有什麼不利的影響，齊國也無鄙視商人的觀念，《呂氏春秋.舉難》中說甯戚生活貧窮，雖為一小商卻胸懷大志，曾駕牛車從衛去齊做買賣，住在城外的旅店，夜起喂牛之時巧借桓公開城迎客之機入宮，敲著牛角唱著歌向桓公推薦自己，遂使桓公發現此人非同一般，並決定召見。甯戚向桓公陳述治理國家和經略天下大計，桓公極其欣賞並欲委以重任。但有大臣阻撓說甯戚乃衛國人，不知底細，應派人調查清楚再任職，但桓公排除異見重用了甯戚。作為一個商人，甯戚多才多藝富有政治謀路和遠見，桓公並未因其商人身份而埋沒他。
儒家思想濃厚的魯國曾經也是商貿繁華之地，《荀子.儒效篇》日:"魯之鬻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史記。孔子世家》中日:"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途，途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在孔子的治理下，商人的欺詐行為有所約束，商品交換得以正常進行，市場上的貨物都能"布正以待之也"。
楚國一度採取"撫民"政策，儘管所撫之民不限於商人，但商人所受之惠往往大於農工，商人活動以國際市場為舞臺，商業的發展尤其需要比較安定的國內國際環境，楚之"撫民"最主要的措施是緩和征戰和減輕徭役，這為改善商貿環境創造了條件。同時，楚人對棄農經商者也給予較大的自由選擇權，《管子.輕重戊》曰:"桓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楚農見養鹿之利大大超過躬耕，便紛紛棄農田鹿，正是由於這種棄農從商追求財富的行為得到社會的肯定和支持，楚國的生鹿交易才獲得了迅速發展，極大地活躍了楚國的經濟。故又日:"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事商所帶來的利潤由此可見一斑。
縱觀春秋之世幾乎各國都採取了有利於商人的政策，商人在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中起重要的作用。從士人的思想中也看不出有賤商觀念，孔子也對春秋時期自由商業的興起和商人的活動持一種肯定的態度。"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若是輕視商人就不會如此對談。另外有學者指出孔子思想的傳播和子貢的經商有著密切的關係，司馬遷也曾評價說:"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若無子貢在財力上的鼎力支持，孔子則難以帶領眾多弟子周遊列國，宣揚自己的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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