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的態度：為什麼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史記》的內容和寫作方式，與司馬遷的個性、寫作態度有很密切的關係。如果不能好好認知並感受到司馬遷就像我們身邊的人，就很難深切地理解《史記》。

感人的是，他的非常之志不是空想、空言。他自命為太史公，認為在孔子之後五百年，自己有書寫歷史的使命，而且真正用生命完成了《史記》。在《報任安書》裡面，他透露了自己寫歷史最重要的精神，即“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司馬遷

究天人之際

“究天人之際”是相對最不容易理解的一個原則。司馬談是道家，但司馬遷卻是不折不扣的儒家，這一點在《太史公自序》裡已經表現得相當清楚。他的儒家精神堅持“天人之際”，不講怪力亂神的東西，也不是藉由歷史說明存在於上天的神秘力量能夠介入我們的人生，改變一個人的命運。

• 理解司馬遷講的“天人之際”有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就是秦的興起。

戰國時期，秦只是一個邊遠的小國，東邊這些正統的國家將其比之戎狄，視為西陲的野蠻之邦。然而到了秦獻公之後，秦竟然能夠經常打贏這些中原諸侯。

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並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執利也，蓋若天所助焉。

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

如果用道德與正義做標準，秦國守道德的人連魯、衛最沒有德義的人都比不上；講兵力，秦孝公時也沒有韓、趙、魏強大。秦能統一六國，好像上天有什麼神秘力量在幫助它。有人用類似風水的概念解釋秦的興起，事物會從東南方開始，但是最後在西北收成。秦佔據了正確的位置，所以能夠得到好的結果。這段話有意思的地方是“天”的用法，在整部《史記》中非常典型。司馬遷什麼時候會講“天”？如果窮盡人事的道理仍然無法解釋，那就叫“天”。

司馬遷像

• 還有一個非常精彩的例子，在《高祖本紀》中，司馬遷不只是用“天”來形容秦，也用來形容漢。

“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他這樣寫是有深意的，裡面有一種評斷。秦並不是一個好的國家，從任何標準看都不應該取得這麼大的權力，但它畢竟最後統一了天下；漢高祖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聖賢，一生中有太多的理由失敗，但是他竟然也沒有失敗。如果單純以人事作為研究和記錄的對象，這個時候司馬遷恐怕要雙手一攤說，這個事情在我能力範圍以外，我沒辦法單純從人事上解釋秦為何能統一天下，也不知道劉邦為何能成功。

漢高祖

這裡面有一些無法解釋的神秘東西，所以“豈非天哉”事實上是一種評斷，認為單純從人事的道理看這些事本不應該發生。

作為史學家，他在歷史資料裡看到了許多人，而且認真整理了這些人做了什麼事，得到什麼待遇，由此看到的是——天不可能公平。人能決定的是要不要做好人，可是，做好人就能保證一定能得到好結果嗎？顏淵就會擺脫貧窮，伯夷、叔齊就能不餓死，而盜蹠就會得到報應嗎？這些其實與人無關，人不能夠決定一切。可是正因為這樣，我們才能夠回到本原上，瞭解人事上的是與非。之所以要“究天人之際”，是因為只有把天的部分和人的部分徹底隔開，我們在人事上的判斷才不會受到干擾。很多時候，我們做人事上的判斷時會看到偶然的東西——有人做了那麼多壞事也沒怎樣，如果相信這些偶然，就不會相信原則，就看不到人事的教訓，也不會相信人事的道理。所以司馬遷清楚地告訴我們，寫歷史首先要分清什麼是天，什麼是人。

司馬遷寫《史記》

通古今之變

從古到今有種種的變化，其中有很多有趣的東西，但這不是歷史的主要任務。歷史不只是告訴我們朝代的興廢、皇權的更迭，以及戰爭、饑荒、婚喪嫁娶……這些都是古今之變，可以無窮無盡地記錄下來，但並不是歷史的真正核心。我們要超越表面的變化，探究歷史背後的通則——什麼樣的人，碰到什麼樣的狀況，依照什麼樣的信念，會有什麼樣的行為，因而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化——這才叫作“通古今之變”。

司馬遷像

成一家之言

《史記》是司馬遷在很清楚的自主意識下創作的，與後世的史書寫法很不一樣，他並不是簡單地把手上的材料按時間順序編排在一起。在司馬遷眼裡，歷史沒有那麼容易，更重要的是，要把從古到今的歷史寫進一本書裡，不可能用這麼簡單的方式。除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還要能“成一家之言”。

在兩千年前，他已經在清醒地思考史家與歷史的關係。一個稱職的史家寫出來的東西並非就是歷史，史家寫出來的歷史也不會都一樣。有時候，我們可能比司馬遷更落後，或者更天真，常常以為歷史可以有定論，歷史學家寫出來的歷史應該都一樣。這怎麼可能呢？一個歷史學家如果沒有清楚的個人理念，如何能夠寫出像樣的歷史呢？寫歷史的人背後必然有一種精神和價值觀灌注到他的歷史裡。相當不幸的是，“成一家之言”這簡單的幾個字，在中國後來整個史學裡面反而成了最難理解的一件事。

司馬遷寫《史記》

在這一點上，《史記》有著巨大的弔詭之處。司馬遷從一開始就要寫一家之言，換句話說，他的寫作不是歷史的定論，更不是標準答案——歷史沒有標準答案，不一樣的人看歷史會有不一樣的評斷。對於史書來說，重要的不在於寫下來的歷史不能更動，而是在歷史記錄與探究中“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挖掘出一些智慧，讓讀者可以通過對歷史的理解與思考加以吸收。這個智慧比“歷史究竟是什麼”更加重要。正是在鋪陳這種智慧的時候，才需要“成一家之言”。

司馬遷

然而，用這種精神寫成的《史記》，在中國傳統史學中竟然變成了“正史”的起源——二十四史之首就是《史記》。事實上，《史記》變成正史的起源，大部分是來自它在體例上面的貢獻。接下來，每個朝代就只有一部，頂多有兩部（如《新唐書》《舊唐書》）正史。再後來，中國傳統史學認為正史裡寫的東西都是真相，都是事實，都是標準答案。

《史記》

這剛好與司馬遷寫《史記》的態度相反。不管是什麼人，甚至不管是什麼委員會或者集體把這個事情寫下來，它就代表真實發生過的事嗎？如果我們不能有“成一家之言”的精神，去質疑歷史上真正發生了什麼事，探索各種人物與事件的關係，那還學歷史做什麼？“成一家之言”不只是說這本書是有作者的，更重要的是在提醒讀者，讀這本書要有謹慎、恐懼和自我準備的精神，不能完全被動地接收它，而應該以一種主動的精神去思考，司馬遷到底想說什麼，為什麼要這樣寫，這樣寫對我們的意義又是什麼。換句話說，在讀《史記》時，我們應該跨越兩千年的時空，與偉大的司馬遷進行一種歷史式的心靈對話。

《史記》涉及的重要體例分為本紀、表、書、世家、列傳。本紀是從三皇五帝講起，基本上是以政治統治者作為單位。這一部分在歷史敘述上的功能，按司馬遷的說法，叫“陳其科條”，即以統治者為線，將重要大事列於書的最前頭。因此，我們看到從夏、商、週一路下來，哪些人當了皇帝，又做了什麼大事。本紀是大綱，其他重要的事情則被分散在世家或列傳中進一步介紹。

不過，這個體例裡有一些有趣甚至怪異的安排。例如，《史記》是在最強調大漢光榮的漢武帝時代寫就的，然而司馬遷在本紀裡放進了一篇“項羽本紀”。按照原則，只有皇帝或者統治者才能被列在本紀裡，那為什麼會出現項羽？

《項羽本紀》

漢朝是靠打敗項羽而建立的。在五行安排上，漢代認定自己是土德，也就是直接接在秦後面，中間沒有項羽。換句話說，漢代的官方意識形態不承認項羽。但是太史公寫《史記》時，寫的不是“項羽世家”或者“項羽列傳”，而是“項羽本紀”。在此，

此外，按照剛剛講的基本體例，應該是一個一個皇帝接續下來，高祖之後應該是漢惠帝，但是《史記》中又有很明顯的“一家之言”的破例——我們找不到《惠帝本紀》，接在《高祖本紀》後面的是《呂太后本紀》。換句話說，《呂太后本紀》取代了《惠帝本紀》。

《呂太后本紀》

在漢興的歷史上，對比《史記》與《漢書》會看到非常清楚的差異。《漢書》裡有《惠帝本紀》，同時前面有一篇《高後本紀》，這是《漢書》所排列出來的正統。依照原來的體例，既然惠帝當了皇帝，就不能沒有本紀，可是《漢書》又繼承了《史記》（甚至有一些部分是直接抄《史記》的），覺得必須要把呂后放在這裡。班固的評斷與司馬遷不一樣，他把這篇稱作《高後本紀》，“高後”指的是“高祖皇帝的皇后”，即依隨劉邦而來的身份，這是一個正統的概念。但是司馬遷的價值判斷不一樣，從頭到尾稱她為“呂后”，標題也叫作“呂太后本紀”，這就意味著，在司馬遷眼中，呂后與項羽基本上是同樣的。呂后要建立呂姓王朝，而且實質上已經把劉家天下改造成呂家天下了，只不過最後劉氏勢力重新集結，她終歸失敗，呂家天下又變回了劉家天下。對司馬遷來說，這個不應該忽略，他要藉此彰顯出“成一家之言”的重大評斷。

司馬遷

“成一家之言”最特別的貢獻是書。本紀、世家、列傳、表基本上都是以人為主，但書以事件為主，它把一個事件，甚至是跨越時代的重要制度聚攏在一起，這本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史學體例的發明。《史記》所寫的八書，尤其是《封禪書》，《封禪書》之所以那麼有意義，那麼重要，是因為司馬遷在裡面表達了他對於操有生殺大權的漢武帝的歷史評斷。

《封禪書》

從這些事情上面，我們可以瞭解司馬遷的精神有多麼偉大。“成一家之言”，意味著他在寫史書時一定要提出自己真正相信的、對歷史事件或者人物的評斷，不受別的人、群體或者權力的影響。他大可以不必評論漢武帝，但如果不評論，在他的標準裡，這本書就不能夠真正稱為“成一家之言”，所以他要表達對漢武帝的是非評斷，要把漢武帝相關的行為與歷史收納在《封禪書》這篇奇特的文章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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