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化”是由维克多·鲍里索维奇·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提出的。意思是把众人熟悉的事物，进行独特的“异化处理”，从而引起人们的关注，产生更大的艺术效果。
也就是说，通过陌生化的创作方法，那些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平淡事物，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也变得“神奇”了许多。而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也能更加深入地了解主题。
事实上，中外许多佳作，都运用到了陌生化的创作方法。本文以钱钟书的《围城》，和卡夫卡的《变形记》为例，从叙述视角、人物塑造、语言风格三个方面，分析一下陌生化的独特之处。之所以会选取这两部小说作对比，主要是因为这两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讽刺性。
英国现代主义小说家梅瑞狄斯说：“讽刺家是一个道德的代理人，往往是一个社会的清道夫，在发泄着心中牢郁不平之气。”
《围城》的故事背景，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转型阶段，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下，钱钟书对各个阶层暴露出来的丑态，进行了讽刺。
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变形记》，创作于一战前夕，那时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开始崇尚金钱、物质且唯利是图。作者通过这部小说，讽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的扭曲、以及人们真性情的缺失。
这两部小说皆选取了平淡生活中的小事，通过偏离常规的陌生化技巧，让读者在琐碎的小事里，深刻理解主题，并品尝人性本色。
1. 叙述视角陌生化
在《围城》和《变形记》这两部小说中，作者通过多变的叙述视角，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并实现了讽刺的目的。
·《围城》中的全知视角
他的药是带到学校去卖好价钱的，留着原封不动，准备以十倍的原价，去卖给穷乡僻壤的学校医院。虽然一包仁丹值钱无几，他以为孙小姐一路上对自己，也不够一包仁丹的交情。而要是不给她呢，又显出自己小气。鱼肝油当然比仁丹贵，但已打开的药品，好比嫁过的女人减低了市价。
在《围城》中，作者采取了多变的视角。在全知视角，和“方鸿渐”视角的切换中，揭露了现实的灰暗，和人性的丑恶。这一段以全知的视角，挖掘了李梅亭的内心活动，并讽刺了当下人情不如金钱重的丑相。
李梅亭与孙柔嘉同行去学校赴任，孙柔嘉生病时没有药，出于人道主义，李梅亭本该送药帮忙，但李梅亭却不愿意。作者将“打开的药品”，比喻成“嫁过的女人”，减低了市价。
既赋予了“药”新的意义，也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更讽刺了李梅亭被异化后的自私自利。 ·《变形记》中“甲虫”的视角
“如果作者想使日常世界陌生化，那么，这一世界就必须落入非同寻常的眼中”。
《变形记》中非同寻常的“眼”，就是“甲虫的眼”。卡夫卡以一只拥有人类思维的“甲虫”作为主人公，从荒诞的甲虫视角出发，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随着“甲虫”的感受，看清人性的异化，体味世间的冷暖。
“对着这个怪物没法开口叫他哥哥，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一定得把他弄走。”
自从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妹妹一直负责照顾他。想着自己以前为家庭的付出，格里高尔想当然地认为，家人们是会照顾自己的。但，妹妹的这句话，却令格里高尔崩溃，同时也粉碎了格里高尔生存的最后希望。卡夫卡通过“甲虫”的视角，将日常平凡的生活，变得荒诞、神奇。既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也由此讽刺了亲情的冷漠。
在《围城》中，钱钟书大多使用的是全知视角，进行讽刺；偶尔也会以“方鸿渐”的视角，对周围的事进行反思；而在《变形记》中，卡夫卡则以“甲虫”的视角为主，偶尔转变为全知视角，荒诞地呈现了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家人、同事对他的冷漠和嫌弃。这两部作品，不仅都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还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讽刺的意义。
2. 人物塑造陌生化
一部小说的精彩之处，离不开作者对人物独具匠心的塑造。《围城》和《变形记》之所以能在文学界大放异彩，与作者的人物塑造分不开。在人物的塑造过程中，为了能达到陌生化的效果，人物不再是单一的平面人，而是更趋于圆形的立体人。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到：圆形人物是指那些具有复杂矛盾性格的人物。
也就是说，在《围城》和《变形记》中，因为主人公们矛盾、复杂的性格，他们的形象也由此而变得更为饱满、真实。而这种多变性的性格，才更加贴近现实生活。这样一来，不仅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有了新奇的体验。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还能通过人物，对主题有更深刻的认识。
·《围城》中矛盾又真实的方鸿渐
方鸿渐作为小说中的主人公，不仅与周围社会的价值观有冲突，与自己本身，也存在矛盾。
在小说中，我们可知方鸿渐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在欧洲游学期间，他放飞自我，辗转了多个学校，但却没有什么心得，最后甚至连学位都没拿到。其实，他并不在乎什么学位，也想逃离世俗。但是，他又没勇气做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局外人。所以，他买了一张假文凭，并安慰自己这并非不道德。
但文凭是假的这件事，却一直让方鸿渐感到心虚，所以每次在外人面前，他都尽量不提文凭的事。这样的方鸿渐既无法心安理得地融入“社会”，也无法遵从自我，既矛盾又真实。其实，一直以来，方鸿渐都处于一种本我、自我、超我无法调和的状态。既不符合他留学生的身份，又讽刺了当时人们盲目跟风、虚伪的一面。
·《变形记》中复杂又纠结的格里高尔
一场噩梦后，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这原本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格里高尔却并没有着急想要变回去。反而担心自己赶不上车会迟到，后来，想到自己未来会受人照顾，他竟感到了一丝窃喜。
格里高尔是一名销售员，他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但是为了家人的生计，他还是牺牲了自己。常年的早出晚归、与工作地点的多变，让他觉得人生无望；与家人只剩下钱的羁绊，又让他感到既恐惧、又想要逃避。
变成甲虫后的格里高尔，反而努力适应甲虫的生活，并不符合常理。而家人们对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的嫌弃态度，又表现出了人性温暖的缺失。格里高尔并没有挥动翅膀离开，去追寻他想要的幸福。相反，他很想和家人在一起，但是他又不愿成为负担，于是选择了绝食自杀。
矛盾又纠结的格里高尔，通过自己“变身后”的新奇体验，让读者品尝到了，金钱引起的亲情淡薄、和人情疏离。
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哪里有形象，哪里就有陌生化。
方鸿渐和格里高尔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作者通过对他们性格的塑造，既让读者感受到了他们与社会环境冲突时，内心的纠结和矛盾，也让读者体会了现实的残酷，和人性的异化。
3. 语言风格陌生化
什克洛夫斯基在谈到“陌生化理论”时，曾指出：艺术陌生化的前提，就是语言风格的陌生化。
为了达到陌生化的效果，让作品更贴近现实，也更能突出作者想要讽刺的部分。在《围城》和《变形记》这两部小说中，语言风格方面做到了独具匠心。
·《围城》中的比喻句
什克洛夫斯基认为, 文学作品中的比喻就是一种“语义的转移”。即“故意不说出熟悉事物的名称, 使熟悉的也变得陌生了, 它描绘物品, 就好像是第一次看见这物品,描绘事件就好像是第一次发生那样”。
和陌生化相似，比喻句的出现，既能让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也能给人有一种新的体验。
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官员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或者是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拇指，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
男女之间的“吻”原本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而“宣誓人吻圣经”“信女们吻活佛或是罗马教皇的大拇指”原本是一件很庄重的事情。这两种吻本身没有任何相关性，而在这里，钱钟书却分别给它们冠以“本体”和“喻体”，并赋予“男女之吻”新的意义。
即它不一定是美好的，还有可能是不情愿的、敷衍的。方鸿渐并不喜欢苏文纨，一切都是苏文纨的自作多情，但是方鸿渐却没勇气拒绝她，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吻就失去了美好，而变得滑稽、讽刺。而这种失去美好的“吻”，在“庄重”的包裹下，也令人耳目一新。
·《变形记》里的零度语言
零度写作，来源于法国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195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写作的零度》。现在零度写作方式多指作者在文章中不掺杂任何个人的想法，完全是机械地陈述。零度写作并不是缺乏感情，更不是不要感情;相反，是将澎湃饱满的感情降至冰点，让理性之花升华，写作者从而得以客观、冷静、从容地抒写。
一个荒诞的变身故事，本该讲得激情澎湃。但是，卡夫卡却用最没温度的笔调，叙述了出来。无论是格里高尔卧室的陈设：样品、桌子、贵妇人的画，或是他努力适应甲虫的身体时的动作，都找不到任何比喻、或富有感情色彩的词汇。
要掀掉被子很容易，他只需把身子稍稍一抬被子就自己滑下来了。可是下一个动作就非常之困难，特别是因为他的身子宽得出奇。他得要有手和胳臂才能让自己坐起来；可是他有的只是无数细小的腿，它们一刻不停地向四面八方挥动，而他自己却完全无法控制。
这一段描写了格里高尔想要坐起来，却发现身体不受控制。零度的语言，寻常的动作，反倒令读者感到新奇，并跟着格里高尔，走进了他的甲虫世界。而他不急着变回人类，却努力适应甲虫身体的原因，也成了一个谜团，引起了读者的关注。
不管是《围城》里面频繁出现的比喻句，还是《变形记》里零度的语言风格，钱钟书和卡夫卡，都因为语言风格的独具匠心，而实现了陌生化的效果。在引起读者更多关注的同时，讽刺了当时的丑相，并让读者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小说的主题。
4. 写在最后
其实，无论是《围城》还是《变形记》，
作者想要表现的主题，都是人的生存困境、事与愿违、人与人之间心灵上的距离等等。而通过陌生化的创作方法，不仅引起了读者更多的关注，同时也讽刺了当时社会上的丑恶现象。既具有文学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好的故事，也要有好的艺术手法，才能恰如其分地呈现出来。陌生化的创作手法，正是给了平凡故事一个“化平淡为神奇”的机会。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仅能接收到作者想要传达的主题，更能通过人物和故事情节，自行体会出人性的本色。
一个好故事，也需要一个好的讲述者。而陌生化的创作技巧，就是这个好的“讲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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