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飞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谈的是作家与退稿的关系问题。也许是戳中了创作中的一些痛点、难点，文章在《云南日报》“读书”版发表后，竟产生了一些反响，被多家网站转载，几位作家朋友在谈话交流中多次提及，一位文学评论家还将此文在自己的微博中收藏展示。由此，我有意识地开始了对写作中更多问题的思考。
一天，在翻阅一本作协办的内部刊物时，一篇由农民作家写的谈论农民作家创作问题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文章说当地不少农民作家痴迷于文学创作，将写长诗或长篇小说等大部头作品作为首选，盼望一鸣惊人，但由于文化积累不够、视野不够开阔等原因，作品质量普遍不高，因而他们想靠作品改变自身和家庭命运的期盼就成了遥遥无期的梦想，不少人成了当地最低收入者。这促使我思考起另一个问题：当今时代，靠一部作品改变命运的想法还靠谱吗？
小时候，这个问题在我心中的答案是肯定的。那时我曾读过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小数学迷》，讲的是数学家华罗庚的故事。华罗庚从中学时代痴迷上了数学，但因为家庭贫穷的原因，他只好退学了，到家里的小店当学徒。但他痴迷数学的劲头依然没减，经常边干活边看书、思考问题。一天，他在一本很权威的杂志上看到一位教授写的文章出了错，便鼓足勇气写了一篇纠错文章给杂志社寄去。幸运的是，这篇名为《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的文章，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
更幸运的是，这篇文章被清华大学计算系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看到了，他很欣赏华罗庚的才华，尽管华罗庚当时只有初中学历，他还是聘请华罗庚到清华大学担任数学系助理员，为他提供了一个优越的发展平台。后来，他又促成华罗庚去英国剑桥大学进修。最终，华罗庚这位只有初中学历的勤杂工，成为了享誉世界的数学家。
这个故事实在太励志，它让一个理念从小在我心里扎了根——一篇（部）文章（作品），是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后来读到的一些故事，继续加深着我的这种认知。这其中，作家刘亮程的创作经历较有代表性。
刘亮程出生于新疆沙湾县一个叫黄沙梁村的小村庄。在那片黄沙与绿树交织的乡间土地上，他萌发了自己最初的文学梦想。长大后他种过地、放过羊，当过十几年乡农机管理员。1998年，他出版了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起初并未产生多大反响。1999年，《天涯》杂志从这本书中选出一组散文，作为“刘亮程散文专辑”隆重推出，并配发了李锐等作家、评论家的推荐文章。刘亮程由此引起文坛的关注。此后，《大家》《北京文学》《散文选刊》《南方周末》等报刊都对他作了隆重推介，他一举成名，作品荣获鲁迅文学奖等大奖。
从刘亮程的创作经历来看，说一部作品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是成立的，但这其中有着机遇或运气的因素。毕竟，《一个人的村庄》刚出版时并未引起文坛重视，据说几千册书一直压在仓库里卖不出去。直到《天涯》杂志隆重推介后，它才有了知名度，短时间内就被订购一空，多年来不断再版。可无名作者又能有几人像刘亮程那样幸运，能得到在国内文学界享有盛誉的《天涯》杂志如此隆重的推介！
文学创作是艰辛而寂寞的。对绝大多数创作者来说，文学之路是一条布满荆棘的羊肠小道，得有一种“埋头耕耘、莫问收获”的痴迷劲，才能走下去，那种渴望凭一部作品一鸣惊人、名利双收的想法已越来越不切实际，特别是在进入全民写作、而文学又日渐边缘化的的当下，就更是如此。对此，我深有感触。
我从念初中时开始文学创作，念高中时开始在《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溪流》等国家级、省市级刊物发表小说，在云南大学中文系念书时发表的小说曾获得《人民文学》原常务副主编、著名编辑家崔道怡的评析肯定，也成为在大学时代就加入省作协的为数不多的云大学生之一。但我的文学之路一直走得磕磕绊绊，多年来光写下的废稿就有半米高。
为圆中学时代就萌发的出书梦，2018年我一口气分别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现代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集《爱或不爱都刻骨铭心》、散文集《月山下的帆影》两部书。出版社在审稿时对书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质量较高。一些看过书的朋友也给予积极评价，一位朋友说我那些写个人成长经历的散文对他触动很大，他专门把我的书放在书柜的醒目位置，不时地还把它作为教育孩子的“教材”，激励孩子要发愤图强。
但由于生性不喜张扬等原因，我既没请名家为自己的书作序，也没对书作过像样的宣传，因而这两部书也谈不上什么知名度，当然销售情况也不理想，犹如厨师信心满满地做了一桌菜，但却食客寥寥，心里很是失落、郁闷。一次跟做出版的朋友交流，他直言现在图书市场不景气，除名家名作或早已形成的畅销书外，一般的书大都不好卖。知此情况，我心里虽然多了一丝慰藉，但对从小就笃信的“靠一部作品改变命运”的说法却打了个大大的问号。
行文至此，突地发现笔调似有些悲观，觉得还是应说些鼓劲的话。其实，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千百年来，文学始终陪伴着人类，表达着作家独特的精神追求和对世界的独到发现，再现着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某部契合了时代潮流或触动了社会痛点的作品突然爆红，而作者凭借火爆的文化IP（知识产权）而改变命运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因为撇开书畅销后的高额回报不说，单是围绕着这些高人气的作品而开发出的电影、电视剧、网络文学、游戏、动漫等文化产品，带给作者的收益就相当可观。但这要有一个前提——“作品为王”，作品内容要足够好、作品质量要足够高。当然，也还要有那么一点好的机遇、好的运气。
这就要求作家要少一些功利之心，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雄心，勤读苦写，熬过青灯长夜的寂寞，战胜无人赏识的悲凉，创作出真正的“拳头产品”。当然，这其中还要处理好创作与生活的关系，要做到二者兼顾，特别是对那些创作条件比较艰苦的农民作家来说，就更是如此，要通过多种经营手段提高生活水平，避免出现因埋头创作而导致家庭一贫如洗的窘况。
一棵文学之树的成长，离不开阳光、雨露和土壤。各级文学组织和文学机构要做好服务工作，通过开展重点作品扶持、组织文学评论、举办文学采风、创作座谈会、专题培训班和改稿班等，提高作家的创作水准。各级报刊要多做雪中送炭之事，多扶持文学新人、无名作者，坚定他们的创作信心。
人，生而为人，是不能失去抗衡命运的能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作者渴盼通过一部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作品来改变命运的愿景，是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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