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所著的《史記》是歷史愛好者最為喜愛的一部史學著作之一，每一次閱讀都是一次全新的體驗，都有全新的感悟，書中的人物和故事更是讓人慾罷不能。
同樣的史書，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同樣令人心馳神往。
當個人感情色彩濃郁的《史記》和理性評論為基調的《資治通鑑》相遇，同是史學"司馬"所著，你更喜歡哪一部？
就從幾個不同的角度，來看看《史記》和《資治通鑑》的同與不同。
一 《史記》和《資治通鑑》的同
《史記》和《資治通鑑》都是修撰描述歷史的正史史書，在內容上，都是通史，涉及到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為後世研究古代政治經濟文化提供了書面材料；在文學價值上，文筆生動，語言簡練，都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修史態度都極為嚴謹。
《史記》和《資治通鑑》的這些同僅僅只是表象上的同，其實，《史記》和《資治通鑑》的最大的同則是來源於兩司馬借古通今的史學觀點。
01 司馬遷的史學觀點
司馬遷像
《史記》作者司馬遷具體的生卒年還是疑問，但司馬遷的一生基本上是在漢武帝時代度過。所以，司馬遷是漢武帝時代的目擊者和見證者。
漢初沿用秦朝曆法，到漢武帝的時期，決定改革曆法，編訂《太初曆》，而主持這項工作的正是司馬遷。所以，司馬遷也是這個時代的參與者。
司馬遷的《史記》花了很多篇幅來記載漢武帝這個時代。而且司馬遷看漢武帝，有其他歷史學家不具備的特殊優勢。他就生活在漢武帝時代，就生活在漢武帝身邊。正因為如此，如果我們光看文字的話，會發現司馬遷對漢武帝的態度是晦澀不明的。很多話不能直接說，直接說有壓力。但透過字裡行間，仔細分析，就會察覺到司馬遷對漢武帝也是很有看法的。
司馬遷作為目擊者、見證者和參與者，以一個思考者應有的冷靜眼光，記錄著歷史，以為當世和後世所用。
02 司馬光的史學觀點
司馬光像
宋神宗剛繼位的時候，司馬光職務是"翰林侍讀學士"，就是為皇帝講歷史，《資治通鑑》就是在此時編修成的。
宋神宗稱讚《資治通鑑》："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
宋代和漢唐相比，疆域狹小，特別是燕雲十六州，在宋以前就被契丹人控制。宋神宗要完成這個任務，無論是練兵，還是打仗，都要花銷。
熙寧二年，宋神宗授意王安石推動新政，頒佈了七條幫助政府增加收入的法令，目的就是要用這個錢來打仗。
司馬光認為，所謂的理財手段就是變相增加苛捐雜稅。國庫越豐實，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受到影響就越大。就算收復燕雲十六州，代價也是民不聊生，又有什麼意義？
司馬光的一個基本觀點：民生是一切政治的根本。
司馬光除了是《資治通鑑》的編者之外，他更重要的身份是參與當時政治的大臣。
宋神宗既然要用歷史經驗來幫助自己治理國家，那麼怎麼用《資治通鑑》去影響宋神宗，怎麼用歷史經驗來干預政策制定，才是司馬光要考慮的問題。
03 兩種觀點的異曲同工
從以上可以看出，司馬遷和司馬光都是時代的目擊者、見證者和參與者，他們都想用記錄的歷史去表達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借古通今，進而去影響時代。
司馬遷說編修《史記》的目的在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司馬遷所說的"通古今之變"，這個"今"司馬遷講得很清楚，編修《史記》重要的目的之一，是探索漢武帝這個時代之所以形成的歷史淵源。
再看宋神宗的政治抱負和漢武帝很象："外服四夷"。明白了這一點，再來看，司馬光為什麼這麼激烈地批評漢武帝"繁刑重斂"、"外事四夷"，差一點就重蹈了亡秦的覆轍。
司馬光重點是在說漢武帝嗎？
他是在借漢武帝勸告宋神宗，所以，《資治通鑑》中漢武帝的形象，必然受到司馬光現實政治態度的影響。
因此，我們又可以說，司馬遷和司馬光都是時代的思考者，他們都想用歷史告訴歷史的規律，為今人和後人所用。
《史記》和《資治通鑑》正是他們借古通今的史學觀點影響下所著作的，用來揭示歷史經驗的工具書。
二 《史記》和《資治通鑑》的不同
有相同之處，就會有不同，那麼感性的《史記》和正統理性的《資治通鑑》不同在什麼地方呢？
01 體例
二者都是通史，但是其記載的歷史時間段有所區別，體例也有所不同。
《史記》記載了從三皇五帝到漢武帝時期的歷史，記錄了過去，也記錄了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新聞"；《資治通鑑》記載了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的"三家分晉"到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徵淮南16朝1362年的歷史。
《史記》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是以人物為中心反映歷史的"紀傳"體，強調歷史是由人所創造。自此以後，從東漢班固的《漢書》到《清史稿》均採用此體例，對後世史書編撰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史記》分為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個部分，全書共130卷，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其中"本紀"、"世家"、"列傳"以歷史上的帝王將相和英雄豪傑人為中心，佔全書內容的比重最大。
"本紀"按時間順序記述帝王的言行和政績。"世家"記述世襲王侯、封國重要人物的事蹟；"列傳"是帝王、諸侯外其他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蹟；"表"以表格的形式列出世系、人物和史事；"書"記述禮樂、天文、律法、社會、經濟等。
《資治通鑑》是第一部官修的編年體通史。是借鑑《春秋》、《左傳》手法，年經事緯，反映歷史的"編年"體，通過對事件的摘錄、描述和評價，強調對歷史的態度。《資治通鑑》最重要的特色就是不侷限於對歷史事實的簡單描述，而在於司馬光對重要歷史事件的精闢評論："臣光曰"。
《資治通鑑》按朝代分為十六紀294卷，即《周紀》五卷、《秦紀》三卷、《漢紀》六十卷、《魏紀》十卷、《晉紀》四十卷、《宋紀》十六卷、《齊紀》十卷、《梁紀》二十二卷、《陳紀》十卷、《隋紀》八卷、《唐紀》八十一卷、《後梁紀》六卷、《後唐紀》八卷、《後晉紀》六卷、《後漢紀》四卷、《後周紀》五卷。
02 傾向
《史記》和《資治通鑑》同為記載歷史，且史事有重合之處，但由於作者經歷、心境等不同，因此，思想傾向有區別。
司馬遷是子承父命，屬於私修寫史，而司馬光是替官家辦事，屬於官修寫史。
中國的儒生人生目標有三個境界，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叫三立。
立德不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能立的，堯、舜這樣的聖人才會在歷史上立德。
立功也是要有機會的，在亂世才可立功。當然這個太平時代也可以立功，可是立功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
立言每個人都有機會。
《史記》是司馬遷"立言以不朽"的真實表現，而且司馬遷之父司馬談曾擔任太史令，以修史為己任，他把修史作為自己的遺命交給司馬遷完成。
寫《史記》時，司馬遷因替李陵鳴不平，經歷了巨大的恥辱和痛苦堅持完成了《史記》，個人思想必然發生裂變。
在對歷史感慨的同時，有強烈的怨憤情感，人物傳記充滿英雄豪邁之氣，被後人稱為"無韻之離騷"。
司馬遷《報任安書》道：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
從而可以看出，司馬遷把歌頌正統轉變為強烈的批判進而注重記錄歷史本身，如將正史所否定的刺客載入列傳，將霸王項羽、呂雉列入本紀，都是創舉，對他們的人生觀和行為也予以肯定和讚揚。
《資治通鑑》雖是司馬光承官家之命編撰，也是他立言的機會。
《資治通鑑》有歌頌功德之意，篡改了司馬遷《史記》中的一些觀點，令《資治通鑑》更加符合封建正統思想。而《資治通鑑》表現出的思想和《史記》中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異端思想不同，它的主導思想是宣揚"禮"、"信"等正統觀念。
司馬光是在與政見不同的王安石的鬥爭中主動退出後，依然一腔熱血，想為神宗皇帝繼續做事而編撰的《資治通鑑》，其目的還主要是為警鑑皇帝，其次才是自己的立言抱負。
所以，《資治通鑑》則有強烈的正統思想。
司馬遷和司馬光的角度不同、立場各異。
司馬遷命運多舛，本身已經擺脫了自己的儒者之位，不再是忠君的儒者，蛻變成冷眼旁觀的史家。
司馬光則是一副敦厚的儒者之風，是封建統治衛道者的角色。
03 手法
司馬遷著重於傳奇故事，人物刻畫栩栩如生，而司馬光顯然就沒有這麼"熱心"，注重的是"評論"。
司馬遷傾畢生心血，忍辱負重，以鏗鏘筆力完成了《史記》這部鉅著。他更擅長講故事，創新地用文學的手法，講述從黃帝到漢武帝3000多年的歷史。
在文學渲染上，司馬遷出於個人悲劇命運的原因，在《史記》的記述中充滿了悲情。歌頌英雄的悲劇命運，如霸王別姬的悲愴和傷感；如荊軻的："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更是讓人感嘆。
司馬遷將自己命運的悲涼，完全融入《史記》之中，以細膩的情感和獨特的角度，表達了愛憎分明的真性情，使《史記》成為了"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司馬遷的《史記》，不僅將歷史描寫得跌宕起伏，還通過場景和內心描寫來渲染氣氛或烘托人物，在史實敘述的同時，刻畫出具有強烈生命力的藝術形象，其文章表現出濃烈的藝術感染力。
因此，《史記》不僅是一部偉大的史學著作，同樣也是一部文學鉅著。
與《史記》相比，《資治通鑑》的正統色彩強烈，只著重於根據需要記史，大多是禮、信等相關的歷史事件，沒有悲情和跌宕起伏之氣。
全書用大量"臣光曰"的形式論述對歷史事件的看法，其中心思想只有一個：按儒家思想辦事。
朱熹在在《朱子語類》中對此也有過批評："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只讀著都無血脈意思，何如存之，卻別作論說以斷之。"
《資治通鑑》著眼於政治、軍事大勢，有關政治、戰爭方面的內容比較集中，主要取材於歷代正史，書中的歷史事件基本上也是正史中有記載的。
在材料取捨上司馬光也下足了功夫，他注重交代歷史事件的借鑑意義，其史學性更強，而且感情色彩不如《史記》表現的那樣直白，文字之間的細微變化中蘊含褒貶，以"禮"、"信"為基點，表現出了司馬光敦厚的儒家特色。
三 《史記》和《資治通鑑》是留給後人的歷史
歷史上每一個有責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學家，都會以他們的心血凝聚起來的思想，留給後人許多有益的啟示。
《史記》和《資治通鑑》展示的都是輝煌的中國通史，凝聚了作者對史學和歷史的深刻理解與認識。
不同時代的人都會有他那個時代的思想範圍內的一些認識，而從不同角度看問題的人也會有屬於他那個領域或視角範圍內的一些認識，《史記》是一部說不盡的"史家之絕唱"。
在司馬遷的深邃的思想領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對不同時代的不同的人們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觀念。
司馬光編《資治通鑑》的時候，是中國學術史上最具有學術追求的時代，是一個最不追求某種功利的著書立說的時代。
如果說他也有功利，他的功利是要寫出一本讓從此以後的封建帝王都必須讀的書。所以，他的時代背景不一樣，他的編纂宗旨就是要寫給治國者看的。
綜合來看，《史記》和《資治通鑑》的寫作目的有所不同，因而影響到其風格有所不同；作者身處的時代不同，因而立場也不同。
從文學角度看，《史記》更具人情味，表現的是作者強烈的情感；從歷史角度看，《資治通鑑》更強調史實的嚴謹，其史學成就功不可沒。
《史記》和《資治通鑑》都是古人留給我們今天的歷史和巨大的財富，不能因為對比而厚此薄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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