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之豫史话
凡事有利皆有弊，从汉武帝开始到民国时期，中国古代朝廷一直都是儒家士大夫在掌握着天下，尤其是宋朝一直文官在压制武官，文官的地位尤其突出，然而仁宗皇帝又是千古仁君，心肠实在是太好了。总所周知，吏治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在没有了法律的支撑，所谓“仁”不过是妇人之仁，久而久之，吏治就会越来越腐败。康熙往年亦是如此，才会有了“不近人情”的雍正皇帝。
翰墨余香
北宋时期，作为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宋仁宗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把北宋带到颠峰时期。
宋仁宗赵祯，初名受益。他降生以后，举宫欢庆。
真宗更是喜悦非常，把儿子视为掌上明珠。真宗三十岁即皇帝位，多年来，东封西祀，屈己睦邻，期致天下太平。直到晚年，虽未达到天下大治，却还算政通民安。只是苍天不佑，他先后出生的五个儿子，相继夭折。他为此曾忧心似焚，寝食不安。真宗宠爱的后宫刘修仪，在皇后郭氏死后，恃宠专横，势动后宫。她觊觎皇后之位，倾身待上，满心期望能为真宗生一儿子，心安理得地做皇后。怎奈秀而不实，诞育无期，便心生一计，选择了一直跟在自己身边的侍儿李氏，作为真宗的“司寝”御侍，让李氏替自己生儿固位。
李氏是杭州人，出身官宦之家。李氏被选入宫后，分给了刘修仪做侍儿。她庄重寡言，品貌端正，很快为真宗所喜欢。不久，召幸有娠，愈得真宗疼爱。真宗把生育皇子的期望寄托在李氏身上。
不久，李氏临产，果生一子。真宗心花怒放，亲自为儿子取名受益。
受益出生后，刘修仪即将他抱入自己宫中，作为己子，亲选乳母加以抚养。受益的生母李氏以刘修仪当时正为真宗宠爱，慑于刘氏的威势，也不敢多说什么。不久，刘修仪进位德妃，寻立为皇后。而李氏并没因为真宗生了儿子而得显贵，直到大中祥符九年(1016)受益七岁时，才被定为才人。以后即默默无闻的与其他大多数嫔妃一样，在寂寞的皇宫中，度过了凄凉的一生。晚年病重临死前，由刘皇后加恩，进位宸妃，死时年仅四十六岁。而受益作为真宗的唯一继承人，被优待，被宠爱。从其懂事起，他就知道刘皇后是自己的母亲。当然，他更对乳母许氏、林氏等有感情，直到他后来做了皇帝，为报答乳母的扶养之恩，对她们先后加封。大中祥符九年(1016)三月，真宗命在皇城内元符观以南，专为受益建造了读书学习的学宫“资善堂”。受益开始接受正规而严格的儒学教育。
受益开始的学习内容，是先念《孝经》，继续《论语》，兼习书法、诗赋。大概是遗传了其母李氏性格的缘故，受益禀性敦厚，为人较深沉，喜怒不形于色，又天资聪慧，刻苦好学。初为诗，即自成章，真宗曾亲自笔录受益的诗篇赏赐诸臣，亲作《恤黎民歌》等诗篇交受益诵读。
天禧二年(1018)二月
真宗又采纳宰辅向敏中、王钦若等人的建言，以升州(治今南京市)为江宁府，设建康军，作为受益的封地。同时授受益为建康军节度使，加官太保，封升王。命直昭文馆张士逊、直史馆崔遵度为升王府谘议参军，直史馆晏殊为记室参军。
当时，真宗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受益虽被封王，却没有被明确确定为皇位的继承人。在朝大臣以国是为忧，但慑于真宗的喜怒无常，无人敢言早立皇储之事。倒是知梧州陈执中首先发议，他以《演要》三篇上奏真宗，以早定天下根本为说。天禧二年八月，真宗在崇政殿召见宰相向敏中等人，出示陈执中的《演要》，决定立皇太子。八月十五日，真宗下诏，立升王受益为皇太子，赐名祯，增月俸为二千贯。同时任命了张士逊、崔遵度等东宫官吏。九月，又举行了隆重的皇太子册封礼，赵祯被正式确立为帝位继承人，这年，他才九岁。
天禧四年(1020)六月
真宗病重，不能御殿视事。复任宰相寇准力请皇太子监国，以系人望。引起真宗的猜忌，罢寇准相，并欲罢黜皇太子赵祯。最后在宰相李迪的劝谏下，真宗始有所感悟，赵祯的皇太子地位才获保全。到这年冬天，真宗大概自知快不久于人世了，于是诏命赵祯监国，两府大臣就资善堂议政处事。不过赵祯当时年仅11岁，自然处理不了国家大事，真宗遂又召见宰臣，谕令皇后刘氏与太子同莅国政。形式上赵祯位居于外，实际上则由刘皇后居中决断，开了宋代太后垂帘听政的先例。
乾兴元年(1022)二月
真宗在延庆殿病逝，赵祯奉遗诏即皇帝位，年仅十三岁。赵祯即位后，奉遗诏尊刘皇后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太妃，军国大事则与皇太后一起听奏处理，实际上，军政大权已完全掌握在刘太后手中。宰相丁谓等人对刘太后也极尽奉承之能事。第二年正月改元，丁谓为取悦刘太后，议改“天圣”(取“天”字析为二人，二圣人同执政之意)，得太后赞同。丁谓既得刘太后欢心，在朝中也更飞扬跋扈。为了达到固位专权的目的，他进一步排斥异己，把先已被排挤出朝的前相寇准再贬为雷州(今广东湛江)司户参军，前相、知郓州李迪再谪为衡州(今湖南衡阳)团练副使，必欲置其死地，以防他们重被起用。知青州周起责、知杭州王随、知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王曙等地方官因激愤而直斥丁谓的专擅，也被目为“寇党”，先后被贬黜、流放到边远州郡。甚至连镇州都部署曹玮因被怀疑不听丁谓调遣，也被解除兵权，谪为容州(今广西容县)观察使。内侍雷允恭更与丁谓内外勾结，日益骄恣，无所惮惧。丁谓的所作所为很快激起朝野的愤慨。当时京城流传一句话说：“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丁谓)；欲要天下好，莫如召寇老。”此话传到刘太后的耳中，开始对丁谓有所不满。不久，王曾借雷允恭擅移真宗陵穴一事，奏明刘太后，说是丁谓与雷允恭相互勾结，包藏祸心，欲为不轨。太后听后大怒，杖杀雷允恭，贬丁谓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又贬崖州(今海南崖县)。丁谓所亲信的参知政事任中正、刑部尚书林特等人，也先后被贬。王曾被擢与冯拯为相，权知开封府吕夷简、龙图阁直学士鲁宗道被擢为参知政事，任副相。赵祯也改为每逢三、五与太后一起御承明殿听政。
对当时朝廷中发生的变动，年幼的赵祯既不过问，也无兴趣，除了陪太后例定的坐朝听政外，仍专心于练他的书法，致使他后来的飞白书，体势遒劲，颇有功力，在宋代皇帝中，勘称首属。刘太后虽然擅权，却比较注重赵祯的文化学习，规定在不听政的日子里，由近臣入宫为赵祯讲读经史。王曾也很关心年幼皇帝的成长，奏明太后，择名儒孙、冯元为翰林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为赵祯进讲儒家典籍。
刘太后虽然专权，但在宰相王曾等人的尽心匡翼下，政局倒也相安无事。刘太后曾问参知政事鲁宗道：“唐武后是什么样的人?”鲁宗道正色回答说：“武氏幽毙嗣主，擅改国号，几危社稷，是唐朝罪人。”太后听后默然无语。最初御殿处政，太后欲穿帝服，参知政事夏竦上疏力谏，乃止。刘太后曾为自己专门制造了名为“大安辇”的轿舆，亲定出入仪仗人员八百人。有一回与赵祯同往慈孝寺烧香，要大安辇排在赵祯的銮驾之前，为大臣们所反对，只好作罢。因此，刘太后的纳谏和任贤黜邪、抑制皇亲国戚，为时人称道。后人也评价她为“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
随着日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赵祯逐渐成熟，处事有了自己的主见和思想。从乾兴元年(1022)起，他开始练习处理政事。开始逐渐摆脱太后的约束和管制。十五岁时，由太后作主，为他立前勋戚郭崇的孙女郭氏为皇后，他十分不满。因他此时正热恋着与郭氏一起入宫的张才人。他以疏远郭氏，进张氏为才人，又进为美人的办法，来表示对太后专擅的不平。尤其是刘太后掌权既久，百官群臣慑于太后的独断，多不敢言朝政得失，言路闭塞。赵祯借唐代设匦函的故事，与参知政事共商，禀明太后，特诏设置了理检使，由御史中丞兼任，职掌上诉朝廷的冤枉之狱及有关谏奏朝政得失的上书。明道元年(1032)，又诏设置谏院，知院官规定由皇帝亲自任命差遣。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用不当、三省至各官署事有违失等，都可以上书谏正。
刘太后对赵祯的变化也有所察觉。她命侍臣加强对赵祯“孝养”的教导，让人选录了儒家经典如《孝经》、《论语》中有关孝道敬上的言辞，又亲选了唐代谢偃所撰《惟皇诫德赋》以及唐太宗所撰《帝范》等文章，让赵祯反复诵读，与此同时，朝臣中力请太后撤帘还政的呼声也越来越多。
天圣七年(1029)
秘阁校理范仲淹上书，请太后撤帘归政，触及太后忌讳，被出判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次年，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宋绶上书，建议除军国大事外，余皆由赵祯独自处理，又忤太后意，被贬知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南)。接着再有林献可、刘涣等人先后上书，力请太后还政，引动刘太后肝火，把他们远贬岭南。对发生的这一切，赵祯虽没有明确表示，但心中更增加了对太后专擅的不满。两宫间的矛盾日渐加剧，但却很快随着太后的去世不解自消。
〖HTH〗明道二年(1033)三月〖HT〗〓刘太后病卒，赵祯结束了他的儿皇帝生活，独立主政。
刘太后死后，由参知政事晏殊奉命撰太后志文，写了“生女一人，早卒，无子”一语，使赵祯看后大惑不解，认为晏殊疏忽至极，自己明明是太后的儿子，怎说“无子”呢!即欲诏罪晏殊。这时，闭门谢客十余年的荆王元俨进见赵祯，始把赵祯生母李氏的前前后后讲了出来，而李氏已在前一年二月病逝。当时，刘太后要按照一般宫人礼仪悄悄将李氏埋葬，宰相吕夷简进宫力争，才许为李氏穿后服、用水银棺、按一品礼，把李氏权殡于洪福院。赵祯闻听生母本末，恸哭不已。下诏追尊其母为皇太后，追谥庄懿，亲到洪福院祭告，改易梓宫，重新治丧，把李氏陪葬于真宗永定陵。朝中一些人为速求进用，这时纷纷上书，指斥刘太后垂帘听政。一时人言纷纭，流语布道。被太后贬黜、又被赵祯首先召回任为右司谏的范仲淹对此上书劝谏说：“太后受遗先命，保陛下十余年，应该掩其小过而全其大德。”赵祯以范仲淹之言为是，诏告群臣，对太后垂帘时的政事，从此以后都不要再妄加评议。宰相吕夷简在赵祯亲政后，也手疏条陈八政，曰正朝纲、塞邪径、禁货赂、辩佞妄，绝女谒、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为赵祯所采纳。然后大规模地进行人事调整，首先罢黜内侍罗崇勋等人，接着把被刘太后所亲信的人如枢密使张耆、枢密副使夏竦和范雍、参知政事陈尧佐和晏殊等人，全都贬为外官。宰相吕夷简虽力助赵祯，也因被怀疑曾阿附太后，罢相，贬出判陈州。重新起用张士逊、李迪为相，任用翰林侍读学士王随、权三司使李谘共参国政。因劝太后撤帘归政而被贬的宋绶、孙祖德等人，也先后被擢重用。
赵祯对由刘太后作主，为他立郭皇后一事，始终耿耿于怀。赵祯亲政前，畏于太后的管教，不敢多亲近女色。但太后死后，便无所顾忌，开始放纵色欲。他仍极力疏远郭皇后，宠爱迷恋后宫尚氏、杨氏等人。为此，郭皇后心怀愤懑，有一次当着赵祯的面，竟与尚氏打骂起来。赵祯袒护尚氏，挨了郭皇后一巴掌。赵祯不禁大怒，立即要废郭后。右司谏范仲淹上疏奏谏，以为郭皇后无大过，不可轻易废立。宰相吕夷简却因与郭后有隙(吕夷简前罢相即是郭皇后首先提出的)，支持赵祯，故赵祯最后还是以郭后无子为借口，废郭氏为尼，幽居长宁宫。范仲淹也因谏被贬为外官。
郭后既废，赵祯专宠尚氏、杨氏等人，酒色度日，钟鼓弦乐之声，昼夜不断，闻于宫外，政事渐疏。百官群臣以国是为忧，纷纷上书，要求整肃后宫，杨太后也亲劝赵祯。迫不得已，赵祯令尚氏、杨氏等出宫。一个月后，赵祯病愈，又宠幸寿州茶商陈氏女，并要立之为后，为吕夷简、宋绶极谏而罢。后宫空虚，赵祯复思郭氏，派内侍阎文应去把她接回，遭到郭氏拒绝。赵祯愠恼，把阎文应斥责一顿，说他办事不力。阎文应本与郭氏有隙，被责骂后迁怒于郭氏，寻以郭氏有病，他奉赵祯之命赐药之机，将郭氏毒死。闻郭氏暴卒，赵祯悯悼不已，命以大礼敛葬，把阎文应贬死岭南。景元年(1034)九月，诏立刚刚入宫的前勋臣曹彬的孙女曹氏为皇后，后宫之争暂时平息。
不料“内忧”刚平，“外患”踵至。这时，宋朝的西邻党项政权迅速发展起来。党项首领、宋封西平王德明死后，其子元昊继位，开始谋求摆脱宋朝的控制。对内，推行党项传统的秃发方式，禁用汉人风俗结发；废除唐宋两朝所赐李、赵姓氏，改用党项姓“嵬名”；废用宋朝年号纪年，自立年号；升兴州为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扩建宫城殿宇。对外，连续向吐蕃、回鹘等族用兵，领土扩至“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占有银、夏等十余州在内的广大区域。景五年(1038)十月，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号大夏，改年号“天授礼法延祚”，设官立职，创制文字、礼仪制度等，完成了建立西夏国的事业，成为宋朝西邻的强大竞争对手。
元昊已开始派兵入侵宋朝边地，并把数十万军队布置在宋夏边界，使赵祯感到是一个威胁，元昊的称帝，更使他震惊。遂急忙作部署，重新起用前相王曾(时判河南府)为枢密使，专典军政。诏令陕西、河东整饬边备，任命知延州范雍、知永兴军夏竦为西面最高军事长官，并断绝与西夏的互市和榷场贸易。
宝元二年(1039)四月
元昊派人使宋，要求宋朝承认夏国，册封帝号，打探宋朝动静。赵祯与诸朝中大臣久议不决，直到六月，才决定削去宋封元昊官爵，备兵对夏征讨。十一月，元昊却先发制人，率兵入侵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分兵三万围攻承平寨(今陕西延安西北)，并声言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延州是宋朝西部的边防重镇，阻挡夏军出入之冲。但宋朝在此地的防守却很薄弱，既无重兵，又无宿将。元昊为了出其不意，攻之不备，派人来宋，表示愿改过归命，与宋讲和。赵祯信以为真，厚赏夏使，不再认真备战。次年二月，元昊亲率十余万大军大举侵宋，仍首攻保安军。因宋方松懈不备，措手不及，使拥兵十万、号称“铁壁相公”的宋将李士彬不敌夏军的猛烈攻势，战败被擒。夏军乘胜攻陷安远、塞门、永平等塞堡，直抵延州城下。延州守将范雍见夏军兵临城下，恐惧异常，急忙檄令屯驻于庆州(今甘肃庆阳)的宋军救援。在三川口(今延安西北西河口)一带，宋军与夏军决战。鏖战中，宋将黄德畏敌遁逃，宋军阵脚大乱，一溃而不可止。宋将刘平等人被擒。时值天降大雪，夏军撤退，延州城才赖以保存。
延州之战，宋军损失严重，关辅震动。赵祯忧心忡忡，召诸臣商议对策。参知政事宋庠，以陕西形势危急，建议重兵把守潼关，确保京城。知谏院富弼反对这一弃陕西于不顾、消极防守的主张，但赵祯还是采纳了宋庠的意见。元昊却趁机继续对延州以北的广大地区发动攻掠，各寨堡相继被攻破。不得已，赵祯起用主战的韩琦为陕西方面的统帅。韩琦又举荐了范仲淹。范仲淹奉命知延州，率兵攻打西夏，才得以收复失地。
康定元年(1040)九月
元昊在延州遭到挫折后，转兵攻打秦风路，在三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与宋军交战。双方激战三日，宋军损失五千余人，宋将杨保吉战死。面对西夏的强硬攻势，赵祯再派翰林学士晁宗悫去陕西，与夏竦、韩琦、范仲淹等人商议进讨攻守之策。有人主和，有人主战，久争不决。正当赵祯君臣进兵之议未决之时，元昊却再次倾兵入侵，以主力攻打泾原一路。韩琦急忙部署抵抗，命宋将任福领兵拒敌。庆历元年(1041)二月十一日，宋夏双方战于张家堡(今宁夏隆德县境)，战至傍晚，宋军收兵屯驻于好水川，(今隆德县东二里)。次日，夏军丢弃羊马橐驼，佯作北撤。任福不知是敌诱兵之计，领兵猛追，直至六盘山下(今隆德与固原交界处)。夏军伏兵四起，围攻宋军。任福自知中计，退兵已晚，挥军与战。怎奈宋军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抵不住夏军的强大攻势，宋军大败，任福等将领阵亡。好水川之战导致了宋夏交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赵祯以韩琦指挥有误，罢其陕西经略安抚使之职，贬知秦州(今甘肃天水)。以范仲淹拥兵不进，贬知耀州(今陕西耀县)。其余陕西方面的将帅也逐一贬降。元昊则乘好水川之胜，举兵攻打麟州(今陕西神木以北)。麟州依山建城，颇为险固，夏军攻之不克，转攻丰州(今陕西府谷西北)。这年八月，丰州陷落，知州王余庆等战死。元昊复派骑兵围攻麟州、府州(今陕西府谷)。两州守将婴城自守，坚壁不出，但很快断粮缺水，到了黄金一两、易水一杯的境地。朝廷中有人主张放弃麟州，而赵
祯以麟州为河东地区的战略桥头堡，决不能放弃，命鹿阝延都铃辖张亢、知并州杨偕先后率军救援麟、府，宋军在琉璃堡(今陕西府谷西北)败夏军，元昊西退。
宋军稍获胜利，赵祯以为元昊惧宋，又派人潜入西夏，挑动西夏自相残杀，希求坐获渔人之利。此举使元昊恼怒非常，于庆历二年九月，又一次大规模出兵侵宋。赵祯命镇戎军守将葛怀敏率军抵御，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被夏军围攻，部伍相失，阵乱溃败，死伤兵士九千四百余人，损失战马六百余匹。夏军乘胜直驱渭州(今甘肃平凉)，幅员数百里，庐舍焚荡，居民遭掳。
经定川一战，夏军声势日振，宋军益衰，赵祯不得不谋求与夏议和，密诏知延州宠籍谕意元昊，说西夏只要息战称臣，其帝号、国号尽可保留。频年的征战，元昊虽屡屡获胜，但国力消耗也很大，军士死亡、创伤过半，境内又发生鼠疫旱灾，处境亦日益困难，便答应议和，可但坚不称臣。几经往来，赵祯退让，欲答应其条件议和。枢密副使韩琦、范仲淹等力争元昊不称臣，不可与和。谏官欧阳修也力谏不可负辱而和。赵祯犹豫未决。直到庆历四年(1044)，元昊迫于辽朝的进攻，急于和宋抗辽，始答应称臣，同时提出巨额“岁赐”。赵祯满足于西夏称臣，连忙回书元昊说：“俯阅来誓，一皆如约。”答应了元昊的求和条件。这年十月，宋夏和约达成，夏对宋保持名义上称臣，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每年“赐”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另加节日“赏赐”。
在宋夏胶着困战的同时，北方契丹政权也对宋朝虎视眈眈，抱有觊觎之心。赵祯亲政后，曾采纳知成德军刘平的建议，密敕河北沿边复建水田、广植树木，以备辽骑突入。景元年(1034)，契丹以祭天为名，在宋辽边境屯结军队，作出兵侵宋的准备。赵祯闻报，命河北整饬军备，调夫役修治河北沿边城池、关河壕堑。庆历二年(1042)初，契丹大军压境，派人面见赵祯，质问宋朝出兵伐夏和增修边防，要挟宋朝把后周时收复的瓦桥关以南的十县之地割让于契丹。赵祯派右正言富弼出使契丹，提出或和亲或增“岁币”议和。几经交涉，契丹方面答应不割地，只增纳岁币重订和好。富弼力争不可言“纳”，契丹方面则坚持或称献，或称贡，或称纳。赵祯最后屈从契丹之意，许称“纳”字而和。这年十月，双方缔结和约，宋朝以后每年增纳契丹银绢二十万两匹。契丹竟趁宋朝困于西夏之际，不费一兵一卒，凭空取得了巨额贡纳，这对宋朝来说，无异又一次“澶渊之盟”。
与契丹议和之后，赵祯欲擢富弼为翰林学士。富弼以增岁币与敌和为耻，卒不受迁擢，他向赵祯上书说：“愿陛下益修武备，无忘国耻。”赵祯竟不以“国耻”为耻，反觉得北盟契丹，西和党项，大功告成，沉浸在所谓“胜利”之中。朝中一些有识之士，却清楚地看到了宋王朝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他们图谋改革、富民强国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震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其中的突出人物就是范仲淹。
赵祯亲政后，擢范仲淹任谏职。当时范仲淹就上疏，力请裁抑冗滥，提倡节俭，主张变法图强。赵祯欣赏范仲淹的为人和胆识，又迁任他为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景三年，范仲淹针对吕夷简任人唯亲的作法，上书论用人之道，条上《百官图》，为吕夷简所忌恨。继之，赵祯畏惧契丹南侵，要修建陪都，以备缓急所用。范仲淹因上疏论洛阳为帝王之都，负关、河之固，可渐广储蓄、修缮宫室，据险固以守中原。赵祯以此询问吕夷简，吕夷简回答说：“范仲淹迂阔，务名无实。”范仲淹闻说，复上疏力辩，反被吕夷简指斥为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特别是“朋党”一说，为赵祯之大忌，又不辨黑白，将范仲淹贬知饶州(今江西波阳县)。
吕夷简的专横，赵祯的颟顸，引起众臣的不满，纷纷上书赵祯，为范仲淹鸣不平、作辩护，更使赵祯相信吕夷简的“朋党”之说。集贤校理余靖、馆阁校勘尹洙、欧阳修等人均因此获贬。赵祯还采纳阿附吕夷简的御史范镇的建议，把指为范仲淹朋党的名单榜列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这样一来，朝野为之咋舌，无人敢议朝政。身居亚相之职的王曾，对吕夷简的擅权专横越来越不满，两人论政日益不合。当时朝野多传吕夷简纳赂市恩，王曾以此密奏赵祯。赵祯召吕夷简诘问，并让王曾与之对质。吕夷简极力托辞开脱，王曾再不能克制，当着赵祯的面与吕夷简争吵起来。一怒之下，赵祯把王曾和吕夷简同罢相职，贬为外官。参知政事宋绶和蔡齐也被认为各自党附吕、王，同时俱贬。赵祯任命知枢密院事王随、知郑州陈尧佐同为相职，同知枢密院事韩亿、龙图阁学士石中立、吏部侍郎程琳并为参知政事，共参国政。
岂不料赵祯此次人事大变动，擢任失当，用非所才。王、陈、韩、石、程之间矛盾重重，互相倾
夺，凡有政事，多争议不决。王随上任几个月，便以病告假，陈尧佐年事已高，事多不举。当时朝野把宋朝政府称为“养病坊”。右司谏韩琦上疏赵祯，极论王随等执政大臣平庸无能，不足以当国政。赵祯于是再把王、陈、韩、石等俱罢，第二次起用张士逊为相，以同知枢密院事章得象同平章事，为次相，权知开封府李若谷、同知枢密院事王錡为参知政事，并同时重申朋党之禁。这时正值西夏频繁进攻宋境，张士逊居相位不久，即被谏官弹劾庸碌无为，不能为国消除外侮。在此后一次上朝中，张士逊又因马惊坠地受伤，便乞求致仕。在无可奈何之下，赵祯第三次起用吕夷简为相。吕夷简复居相职，大权在握，更加专决。同列论事不敢持反对意见，只能唯唯诺诺签名画押而已。庆历二年(1042)年底，吕夷简因病罢相，赵祯再相章得象和晏殊。频繁的上层人事变动，加剧了原有矛盾的发展。严酷的现实使赵祯也隐约地感到了统治危机，开始有意更张政事，革除弊端。他想到了主张变法革新的范仲淹、欧阳修、余靖等人。于是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增加谏官人额，选拔素负众望的集贤校理欧阳修、余靖以及职方员外郎王素等人，供职谏院。四月，又擢任长期被贬外官的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七月，复迁范仲淹参知政事，以翰林侍读学士富弼为枢密副使。亲赐范仲淹等人手诏，让他们条奏当世急务，并诏谕各地守臣，凡民间疾苦，有利国家之事，务公心咨访奏闻。九月三日，还在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富弼诸臣，赐坐和笔札，令他们疏奏革新政事。
范仲淹随即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疏，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一曰明黜陟。改变文官
三年一迁的磨勘法，功高才大的人可破格任用，老弱愚昧之人可另行安排，有过失甚至有罪
之人按情节轻重加以处分。二曰抑侥亻幸。改变贵族官员子弟“恩荫”做官的旧法，严加限制此类人物的入仕额，以减冗滥。三曰精贡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经学。同时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四曰择官长。严加选择转运使、提点刑狱及各州县地方长官，任用其才。五曰均公田。各级官员按等级高低给以多少不等的职田，用以养廉。严惩贪污。六曰厚农桑。每年秋天，提倡各地开河渠、修陂塘，筑堤堰，发展农业生产。七曰修武备。京师召募禁兵五万人，以捍卫朝廷。八曰减徭役。裁并州县建置，使地方徭役负担相对减轻。九曰覃恩信。朝廷每有敕令，各地必须认真执行。
十曰重命令。各地法令、政策，由朝廷统一，严禁各行其是。与范仲淹上书的同时，富弼、欧阳修、余靖、韩琦等人也相继提出一些改革建议。赵祯一一采纳，然后颁发诏令，推行这些主张和建议，号称“新政”。
九月二十二日，赵祯采纳富弼严明法制的建议，命史馆检讨王洙、集贤校理余靖、欧阳修等人，把先朝典故及诸司所行可用的条例文字汇编成册，以为法典纲纪。最后成书《祖宗故实》二十卷。
十月十二日，采纳范仲淹、富弼通选转运使的建议，首批任命以工部郎中张之、知谏院王素等精干廉明的官员为河北、淮南诸路都转运按察使。又复置诸路转运判官。在这之前，赵祯还采纳欧阳修设立按察之法的建议，明令各路转运使副交兼按察使副，负责巡察各路官员贤愚善恶，督察吏政。十月二十八日，诏令实行范仲淹所提“明黜陟”的主张，更定磨勘法。十一月二十三日，诏令实行范仲淹所提“抑侥亻幸”的主张，更定荫子法。十一月二十八日，颁行范仲淹提出“均公田”的主张，限定职田。庆历四年(1044)三月十三日，颁行范仲淹提出的“精贡举”、“兴学校”的主张，令州县皆立学，兴办太学、医学，实行科举新法。五月，采纳范仲淹“减徭役”的主张，诏令并省河南府颍阳等县为镇。
但是，新政的实施从开始之日起，就遇到朝廷中保守势力的反对。还在谏官王素、欧阳修等人上疏建议改革弊政之时，翰林学士苏绅就指斥他们是“虚哗溃乱”、“谋而僭上者”。当时因赵祯正欲重用欧、范等人，力行新政，便罢黜苏绅为外官。采纳范仲淹“修武备”的建议，赵祯曾令设武学，又令翰林院、史馆共同编修兵书，引起一些人的非议。武学仅立学三个月，就又废置。大理寺丞郭谘等人创立千步方田法，以均田赋。赵祯采纳这个做法，派郭谘等人再行试点推广，遭到抵制和反对，推广工作受阻。尤其是反对派为抵制新法的实施，借赵祯最忌讳、几次下令申禁的“朋党”一事，掀起波澜。“汗臭汉”。同时，“新政”也触及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如实行“明黜陟”、“抑侥亻幸”便使一大批贪官污吏和高官贵勋的利益受到损害，致其首先发难，毁谤新政，且愈演愈烈。加之朝中“朋党”之论更如雷灌耳，使赵祯对新政由疑虑进而为动摇。而这时京东地区又发生了以王伦为首的兵变起义，陕西地区发生了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还有不少地方发生蝗旱之灾，赵祯都与实施新政联系起来，更失去了推行新政的信心，最后竟决意牺牲革新派，妥协反对派。
庆历四年(1044)六月
赵祯以陕西备边为借口，命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八月，以富弼为河北宣抚使，以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按察吏。九月，先前任命的各路转运按察使张之等人也先后被撤职、贬官、罢黜。宰相晏殊罢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十月，谏官余靖改判国子监。庆历五年(1045)正月，范仲淹再被贬知颁州(今陕西彬县)，富弼贬知郓州(今山东东平)。晏殊罢相后，枢密使杜衍被擢为相，上任仅四个月，就被人指斥为“党顾范富”，也被贬知兖州。三月，枢密副使韩琦上疏为富弼辩护，不料自己却被贬知扬州。四月，章得象也罢相，出判陈州(今河南淮阳)。欧阳修上书为范仲淹辩诬，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县)。各项实施着的新政，赵祯也先后下诏罢行。范仲淹提出的新政，前后仅一年左右，便因守旧官僚的反对、赵祯的动摇而失败。皇四年(1052)五月，范仲
淹在由青州改官颖州的途中病卒，诏赠兵部尚书，谥曰文政，赵祯还亲书其碑额“褒贤之碑”。
“庆历新政”似昙花一现，赵祯励志图强的信念也旋踵即逝。宋王朝仍沿着老路子继续走下去。
赵祯虽深明“朝廷得失在任人，得人则政治，失人则政堕”的道理，却不能用于实际。
正当赵祯为朝廷内部矛盾所困扰的时候，又传来使他更为震惊的消息：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二十八日，贝州(今河北清河)宣毅军发生了王则领导的起义。王则本是涿州(今河北涿县)人，逃荒到了贝州，自卖给地主家放羊，后应募参军，隶宣毅军为小校。贝州一带历来有弥勒教秘密流行，民间盛传“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王则入教，利用弥勒佛的传说，宣传变革世道，组织起义。他离家来贝州时，他的母亲曾在其背刺有一个“福”字为记，众信徒便推他为教首，成为起义的领导人。王则以州吏张峦、卜吉为谋士，先后联络了德州、齐州等地的驻军和群众。起义发动以后，王则率领起义士兵打开兵库，夺得了武器，攻下监狱，释放囚犯，占领了贝州城。王则自称东平郡王，建国号安阳，改元得圣，以张峦为宰相，卜吉为枢密使。起义士兵和群众都在脸上刺上了“义军破赵得胜”的字样，表示他们推翻宋朝统治的决心。赵祯闻变以后，遂急令两府大臣选择将领，调集各道禁军兵马连夜赶赴贝州。诏河北各州县皆作守备，预防起义的扩大。又委派权知开封府明镐为河北体量安抚使，主持镇压起义。宋军在贝州城下遭到起义军的顽强抵抗，损兵折将。赵祯又派宦官携带敕榜招安义军，也为王则拒绝。庆历八年(1048)正月初，赵祯命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明镐为副，打紧攻打贝州城。文彦博采纳军校刘遵的建议，以大军急攻北城，乘义军不备，在南城墙下，挖凿地道，选精锐士卒潜入城内，打开了城门，宋大军纷涌入城。王则先用火牛冲击宋军，欲乘机突围，怎奈寡不敌众，突围中大部义军战死，王则、张峦、吉卜被俘，押解京城被杀，坚持了两个多月的起义失败。赵祯下令州郡大索“妖党”，被逮者不可胜数。
惊恐之余，赵祯大兴狱事。皇城司和入内内侍省的官员人等，以失职罪多遭贬谪。后阁侍女和宦官中被怀疑与颜秀之变有联系的，也一一被处死。仍不放心，每到夜晚就心悸的赵祯又命人把宫中临近屋檐的大树统统伐倒，重新缮治墙垣，整修门关。前宫后殿也令养起了狗。
统治腐败，民不聊生。天灾人祸致使数以万计的人民流离失所。流民盈道，哀鸿遍野，沿途尸骨可见。当时京东尤为严重，知青州富弼曾命人把流民经过所抛下的尸体埋葬，建起了一个个大坟墓，称为“丛冢”。本来已经很尖锐的阶级矛盾再趋激化，生存的饥民多铤而走险，发动武装反抗，致各地“盗贼”蜂起，迫使赵祯不得不从京师抽调禁军十指挥，移驻京东地区，加强对起义军的镇压。南方地区，在皇初年便发生了广西侬智高领导的少数民族起义，最后派了枢密使狄青率军南下，到皇五年(1053)年底，才把起义镇压。
政荒民敝，使赵祯已感困忧不堪，而更令他心焦的则还是他的皇位继承人。从十五岁，刘太后就为赵祯立皇后郭氏，又选美女充盈后宫，可是此后十几年中，无一嫔妃为他生出皇子。为此赵祯曾设赤帝像于宫中，日祈夜祷，以求皇嗣，直到景祐四年(1037)，后宫俞美人始生子，却不育。宝元二年(1039)，苗美人又为他生子，满朝喜悦，赵祯亲为儿子起名昕，封爵加官，不料赵昕只活了一年半便夭折。庆历元年(1041)。朱才人再为赵祯生子，赐名曦，封鄂王，但是也不到三岁即夭亡。皇嗣成为当时朝廷内外最关注的大事之一，因而此后就发生了有人冒充皇子的事件。后冒充者虽然被处死，但更加重了仁宗的心事。
与此同时，朝臣百官中，请赵祯早立皇嗣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皇末年，太常博士张述即先后七次上书，请早立继嗣。嘉初年，宰相文彦博、刘沆、富弼等人亦以此为劝，赵祯含糊答应，寻因其患病而中辍。待赵祯病情好转以后，翰林学士欧阳修又以立皇储为言，疏凡几上，皆留中不出。随后知制诰吴奎、殿中侍御史吕景初、赵扌卞、知谏院范镇、并州通判司马光等也先后上书，竟忤赵祯之意，赵扌卞和范镇被罢免谏职，一出知睦州，一充集贤殿修撰。
嘉祐六年(1061)闰八月
知谏院司马光上疏，复以早定继嗣为国家至大至急之务陈言，继之面见赵祯力请。闻听司马光所言，赵祯沉思不语：几年来群臣百官密请建储的奏疏接连不断地送进宫来，不能不慎重对待了。这才问司马光道：“卿所言是不是让朕选宗室为嗣?”司马光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臣言此自认为该死，但还望陛下虚怀听纳。”赵祯装作漫不经心地说：“这没有什么，这样的事古来就有。”九月，司马光、殿中侍御史里行陈洙、知江州吕诲等人再连章固请，乞选宗室之贤立以为后。已入“知天命”之年的赵祯，大概觉得“天命”不可违，自己生子继嗣已完全无望，这才召见宰相韩琦等人，并宣示司马光、吕诲等人的奏疏，说：“立嗣之事，朕已有意多时了，只是一直未得其人。”然后环顾左右问道：“究竟谁可为嗣?”韩琦上前奏道：“此事非臣等敢私议，还请陛下自择。”赵祯这才缓缓地说：“朕在宫中尝养二子，小的虽纯不慧，就立大的吧!”韩琦请赵祯指名。赵祯说：“就是宗实。”立嗣之议遂定。
宗实是太宗的孙子赵允让的第十三子，还在景初年，保庆皇太后杨氏见赵祯体质赢弱，恐他无嗣，便密启赵祯，取年方四岁的宗实入后宫抚养，至时已近三十岁了。嘉七年(1062)八月，赵祯诏立宗实为皇子，赐名曙(宋英宗)。
嘉祐七年十二月
赵祯以皇子既立，困扰多年的又一心头之事总算放下，心情稍得宽慰。十二月二十三日，召辅臣近侍、台谏百官、皇子宗室等，游幸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等，并即兴挥毫为书，分赐从臣。赵祯自幼习书，精通书学，凡宫殿门观，多飞白题榜。当朝大臣卒后碑额赐篆，即始于赵祯。二十七日，赵祯又再召群臣于天章阁，然后大宴群玉殿，他显得异常亢奋，对众臣说：“如今天下太平无事，朕欲与众卿共享今日之乐，一醉方休。”众臣尽情饮宴，至暮而罢。
殊不料乐极生悲。转过年头，赵祯旧病复发。御医宋安道等人尽心诊治，终未见效，嘉祐八年(1063)三月二十九日晚，赵祯病患加剧，忽急起索药，并召皇后。等曹皇后等人赶到，赵祯已不能说话，仅用手指了指心窝。随之医官入宫，诊脉、投药、灼艾，已无济于事。至夜，赵祯崩于福宁殿，终年五十四岁。十月，葬永昭陵(在今河南巩县境)，谥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号仁宗。
品文博苑
宋仁宗赵祯在位四十二年真正掌握实权的只有三十一年，在位期间为什么说是由强转弱有几下几点。
第一点自太宗末年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三冗（冗兵、冗官、冗费）现象不断加重，官多人多，不干实事事、机构臃肿常成为社会沉的负担。在太宗时期的十八万人，真宗时的四十万人，到了仁宗增加到八十万之多。如冗官真宗景德中为七千九百八十五员，至仁宗皇祐元年（1049）增加到一万七千三百余员。 由于土地兼并严重，这一年的税收入只有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比上一代皇帝时的收入大大减少，发一发各位官员的工资所剩无几。这样慢慢就没有存钱，国库的钱就慢慢的变少。
第二点国库的钱少了就发不下工资了，这让主管财政的三司颇感困难，不得不多次向皇帝掌管的内库借钱支用。有时，仁宗下诏不许三司借用，三司只好向民间索取，引起社会的种种矛盾，民怨慢慢的激起。
第三点由于北宋长期的只守内不防外，边防守御能力慢慢变弱，西夏日益强大，与宋的矛盾公开透明化，宝元二年（1039）夏王李元昊称帝，要与宋仁宗平起平坐，宋仁宗大怒加以拒绝，引起夏王的不满，向宋开战，三次大战（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之战）均以宋军大败而告终。由于夏国较小，没有进一步的攻击能力，才使夏与宋订立和约，每年宋要以赐予的形式给夏国银、绢、茶等二十五万五千（两、疋、斤），称为“岁赐”。 正当宋夏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契丹趁机向宋施加压力，庆历二年（1042）遣使至宋，又要索取“关南地”，经过几番交涉，这年九月，宋仁宗遣富弼出使辽国，答应每年增加岁币绢十万匹，银十万两，与契丹再次和好。这次的岁币定名为“纳”，其实与“献”“贡”无大差别，意在表示宋弱辽强的一种不平等关系。国库进一步的空虚。
第四点在辽夏进逼之下，宋廷加重了对百姓的剥削，内部矛盾公开爆发，士兵与贫民发动多次起义。如庆历三年（1043）的京东地区有王伦起义，京西有张海、郭邈山起义。次年有保州（河北保定）士兵暴动。庆历七年（1047）又有贝州（河北清河）王则的起义，等等。北宋社会这种剧烈的阵痛，不时发作，表明了社会矛盾已到了相当尖锐的程度，逼迫宋仁宗不得不表示要进行改革。雷厉风行的改革最后没有成功宋朝慢慢的走向衰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