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e在云南
至少从钱穆开始，到我们那个年代的历史教科书，宋朝所获得的评价一直都是积贫积弱。
版图上失去燕云、河西，金瓯有缺；同时饱受塞北各族政权的压力，直至灭亡。宋朝整个时代的历史形象，可以说是写满了遗憾。
具体到宋仁宗四十多年的统治时期，一方面北面的燕云无法收复；另一方面在西面的战事屡屡受挫，只能坐视西夏称帝。
而由他带领一帮名臣如范仲淹、韩琦等所一起主导的新政，也是半途而废。
这样一个帝王，是欠缺帝王该有的霸道总裁气质的。
然而在近二十年的网络上，宋仁宗却渐渐在收获另外一种评价。
他所治下的时代，被冠名为“仁宗盛治”。
“盛治”这个词是“盛世”与“治世”的结合，带有新鲜的脑洞气质和互联网气息。
要知道，儒家语境下，表述明君的治理功业，只有“盛世”与“治世”的概念，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
在宋朝三百一十九年的漫长岁月里，亦没有哪一段时间被冠以这一类的名称（倒是有一个“庆历之治”的说法，但不是很主流，也甚少人认可）。
而二十年来，互联网历史爱好者对宋仁宗的这种评价，体现了一种只借用儒家概念，而摒弃本应作为核心的儒家评判体系的意识风向。
与之相匹配，他看起来厚道温吞的性格也开始得到赞扬。
人们将这种性格特征视为帝王人性化的一面。
温情而宽厚。
比照东西方历史，韩愈等人于中唐发起的“古文运动”，可以被看作是一场以秦汉古典时代为标榜的“文艺复兴”。
这场“文艺复兴”与西方结束中古时代的文艺复兴有可相提并论之处。
结合史学上的“唐宋变革说”，则“五代十国”的争霸乱战，大概就是西方十七世纪的“三十年战争”。
宋代则是一个理应诞生开明君主与思想著作，且民族国家色彩逐渐大于世界帝国色彩的“启蒙时代”。
宋太祖“玉斧划河”的故事，以及宋、辽、夏、金、大理诸政权的对峙，加上雕版印刷技术的勃兴、思想文化著作的繁盛，大略能印证这些特征。
在这样的时代，只要能担起文化和文人保护者的角色，宋仁宗也就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
在正统皇朝中，宋仁宗以长达四十余年的在位时间，排在同行们的前列。
他之前，在位时间超过四十年的皇帝，最著名的是汉武帝。
汉武帝在位长达五十四年。
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与宋仁宗的境遇有些相像。
都是十几岁即位，且都面临太后/太皇太后的垂帘掣肘，一方面父祖积累下大量的财富，另一方面也饱尝来自塞外的压力和耻辱。
不过汉武帝最终用“天下户口减半”的代价，开疆拓土，扫荡匈奴；宋仁宗却未能实现类似的成果。
从汉武帝往后，几乎每个正统王朝内部都有一个或明或暗想要成为“汉武帝”的帝王。
学他的强势、学他的开边、学他的“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
在魏有魏明帝、在隋有隋炀帝，在唐有唐玄宗，在明有明成祖，在清有乾隆帝……
至于宋朝的“赵官家”们，宋仁宗赵祯若想要对标汉武帝的话，本也是无可厚非之事，毕竟两人还是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
然而宋仁宗所表现出的气质却与汉武帝大相径庭。
在他之后，变法且屡对西夏用兵的宋神宗、宋哲宗，任用新党而一度收复河湟燕云的宋徽宗倒都有向汉武帝看齐的劲头。
尤其是宋徽宗。
然而他与隋炀帝、唐玄宗一起都成为欲效仿汉武帝而翻车的帝王。
宋仁宗御宇四十多年，天下腹地大致太平。
这很有可能是沾了他自己性格的光。
汉书唐诗一杯酒
当然不是，宋仁宗的“伟大”，是他后宋朝的政治斗争中，旧党营造的一个虚拟偶像。
据《北宋仁宗朝变乱研究》提供的数据，北宋存在的167年时间里，共发生民间”变乱“142起，平均每年0.85起。而仁宗在位的42年则是个高潮，有60起，平均每年是1.43起。欧阳修当时说: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天下祸患,岂不可忧!”
所以仁宗时代，宋代百姓过得并不好，百姓和群臣的感觉是"时代在变坏“。
很多人拿出来证明仁宗伟大的例子是当时的文人笔记。但文人笔记往往是有政治立场的，尤其是北宋后期那个政治纷争已经完全罔顾事实的时代。
如《邵氏闻见后录》记载，仁宗赵祯去世后讣告送至辽国，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宋仁宗的仁德居然连敌国都能感动？
其实，自从澶渊之盟开始，宋辽两国君主在国葬时互致哀悼，在讣告时掉几滴眼泪本就是外交惯例，要说这里有什么真情实感就太天真了。如仁宗的父亲宋真宗，崩逝消息传到辽国，辽圣宗同样是：
“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同样的，辽圣宗去世，仁宗接到讣告也是下令：缀朝七日，汴梁城中禁止娱乐，百官穿丧服哀悼，因为宋辽至少在名义上还是兄弟之邦。
宜特辍视朝七日。兼禁在京音乐七日。辍视朝日为始。其河北河东沿边州军。宜令转运司遍牒。限指挥到。亦禁乐七日。择日备礼乐举哀成服。宜令太常寺详定以闻。然后辽帝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这话话细想也有问题。仁宗在位确实是42年，但宋辽之间没打仗的时间可不是42年，如果从澶渊之盟开始算应该是59年了。
在这59年里，两国边境上也不是那么安定，特别在仁宗在位期间，由于西夏叛乱独立，辽国趁火打劫，对宋朝发出战争威胁，逼着仁宗把岁币增加了六成。
而仁宗也不可能对辽国有好感，为了防备辽国，不得不全国大扩军，仅在河北就增兵20万。从而造成了严重的亢兵亢费问题，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宋朝政府财政支出的八成也用于军队，到而这其中的大头，无疑都是用来应对辽国。
如此现实冷酷的宋辽关系背景下，辽国皇帝会为宋仁宗去世流泪？恐怕了解内情的宋朝士大夫自己也不信吧。
所以这种文人笔记，我们现代人看要多一个心眼。后世美化仁宗的文字很多，但我们追究下去，会发现作者多半有个共同点：反对熙丰变法。
如《邵氏闻见后录》主要信息来源是邵伯温，邵伯温本人和反变法的司马光有交情。在书中他完全站在反变法一派说话。后世多认为他的书有很多纪事不实甚至是恶意诽谤之处。
像《邵氏闻见后录》这类美化仁宗的书，在熙丰变法时期出现了很多，大量美化仁宗的事迹就此流传，原因很简单：
宋神宗和王安石的熙丰变法，针对的就是仁宗在位42年期间的弊政，而反变法派为了打击变法，就必须美化仁宗在位时期的政策。
仁宗在世的时候，其实在大臣中的评价并不高，北宋的三大弊端:“冗官冗兵冗费”都和他脱不了关系。
如蔡襄曾说他“宽仁少断’“选人但无过疚，无不转官。官冗如此”
苏舜钦则上书指责他执政无方乱花钱，三司计度经费比以前增加了二十多倍而“用度不明”到仁宗驾崩时，国库几乎耗尽。连国葬都捉襟见肘。
司马光则直接指责，宋朝“冗兵”就是仁宗造成的，仁宗中期为了应对西夏和辽国的军事压力，大举募兵，结果军队规模虽然扩大，但却多而不精，战斗力反而下降。
可等到宋仁宗去世，变法开始，这批旧党士大夫的态度马上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1069年，旧党范纯仁不满宋神宗驱逐反对变法的 台官刘琦，拿宋仁宗来说事，说宋仁宗是个好榜样，有“纳谏“的美德，言下之意要神宗学习。
可如果我们翻出1061年，欧阳修上的折子，就会发现当时仁宗对不合心意的谏臣同样不手软。
景佑中，范仲淹言宰相吕夷简，贬知饶州。皇佑中，唐介言宰相文彦博，贬春州别驾。至和初，吴中复、吕景初、马遵言宰相梁适，并罢职出外。其后赵、范师道言宰相刘沆，并罢职出外。前年韩绛言富弼，贬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陈旭得罪。旧党成员张方平更是睁眼说瞎话，为了劝阻神宗不要用兵西夏，说仁宗时期虽然打西夏失败，丧师数万，但海内宴然，民无怨言，因为满天下知道仁宗爱好和平，鬼神也体谅皇帝的不好战之心。
他似乎全然忘记了当年欧阳修是怎样描述被西夏荼毒后的河东，陕西惨状的。“骨肉流离，田园荡尽”。
司马光对仁宗的一个有名的评价是：身虽节俭而好施于人。意思是自己过的俭朴，但对身边的宫人和亲近大臣赏赐很厚到了没原则的程度，说白了就是妇人之仁-------他的仁厚仅限于身边人，对自己看不到的则没有什么同情心。
闻耆旧之人言，先朝公主在宫中俸钱不过月五千。其馀后宫月给大抵仿此……窃闻近日俸给、赐予比于先朝何啻数十倍矣”但另一方面，宋朝军民却没从仁宗的慷慨中得到什么好处，几十年后宋神宗特意提到仁宗时对宋夏战争中流血功臣的军人赏赐太薄，受重伤也只给2000钱实在太过分了。
“庆历中,西方用兵,刘平、葛怀敏失律,士卒死伤数万,方赠官,超绝推恩,子孙至及二十人者;士卒用命被重伤才得钱二千,何其薄也!”宋仁宗去世后，他的谥号最早是“神文圣武明孝”，第一字“神"的含义是”一民无为。这或许在隐晦的说他”无所作为“。
仁宗作为一个普通人，应该是个好人，耳根软，对身边人宽容。但他也有普通人的弱点，就是缺乏大局观，只要惨事不是发生在自己身边，就不加理睬，所以作为皇帝来说，称不上是明君，最多算是干得不太成功的守成之君而已。
闭家锁的红枫
北宋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去世，遗诏以杨太妃为皇太后与皇帝同议军国事。御史中丞蔡齐和谏官范仲淹都上疏指出皇帝刚亲政，岂能让女后相继称制。于是删去遗诏中“同议军国事”的内容，宋仁宗开始亲政，他亲政以后的第一个年号是景祐。
明道二年四月，宋仁宗组成了亲政以后第一届宰执班子，体现了试图消除太后影响的意图。旧相张士逊留任，他是宋仁宗东官老师。宋仁宗先与另ー旧相吕夷简讨论班底，准备把原为太后信任的执政张耆、夏竦和晏殊等都罢政出朝，不料宋仁宗把这一打算泄露给郭皇后听，郭皇后说了一句:“夷简就独独不趋附太后吗?不过机巧善变異了。”宋仁宗立即改变了对吕夷简的看法，把吕夷简的相位也给罢免了。
取代吕夷简为相的是李迪，太后垂帘的十余年中，他一直出守地方，未获重用，再次人相倒也堪称人选。执政中参知政事薛奎是留任的，他在天圣七年就入政府，议论从不迎合回避，倘若所论不被采纳，归宅就嗟収不食，家人笑他，他说:“我仰惭古人俯愧后世啊!”新任命的执政还有参知政事王随、枢密副使李谘和签书枢密院事王德用。吕夷简被出乎意料地罢相，就托内侍阎文应打听，才知底里。但他不动声色，半年以后，宋仁宗感到张士逊在朝政上不能有所建明，思念吕夷简，又召他为相。
亲政之初，有人抓住宋仁宗非刘太后亲生的空子，在皇太后垂帘听政上大做诋毁的文章。范仲淹向宋仁宗指出太后保护陛下十余年，今天应掩盖其小过失，保全其大恩德。”宋仁宗听了既感动，又惭愧，表示自己也不忍心听这些诋毁，便下诏不许再议论皇太后垂帘听政时的事情。
其后范仲淹提出八项建议，吕夷简也上书指出朝廷的八种积弊，请求改革弊政的呼声十分强烈。宋仁宗也有振衰起弊一新政治的良好愿望。但宋仁宗亲政还没有改元，刷新朝政尚未着手，就发生了废后风波。在宋仁宗的婚姻上，刘太后也是强行贯彻自己的意志。宋仁宗最先醉心于姿色绝世的王蒙正的女儿，刘太后却认为她妖艳太甚不利少主，把她改配给自己的侄儿。
在正式选后时，宋仁宗属意于大将张美的曾孙女，但刘后坚持立另一大将郭崇的孙女为皇后。宋仁宗对硬塞给他的郭皇后并不喜欢，而郭皇后却仗着太后之势非常骄纵，使宋仁宗难得亲近其他妃嫔，仁宗早就了一肚子的气。
太后去世后，宋仁宗就追册已死的张美人为皇后，既还张美人的旧情，也报刘太后的宿怨。而郭皇后却不时与宋仁宗宠爱的尚、杨两美人争宠夺爱。一次，尚氏当着宋仁宗讥刺她，气得她跳起来打尚氏的耳光，宋仁宗庇护尚氏，一掌落在宋仁宗的脖子上。
一怒之下，宋仁宗决定废黜郭后，与宰执近臣商量。宰相吕夷简对前不久因郭后一句话而罢相出朝，一直耿耿于怀，当然不会放过这一报复的机会。他在表示赞同时，还提供了两条强有力的废后理由一是皇后九年无子，二是汉唐自有故事。十二月，废后诏书一公布，立即引起轩然大波。
由于吕夷简的指示，台谏官反对废后的奏疏也无法转达给宋仁宗。于是，御史中丞孔道辅率领范仲淹等十名台谏官进殿面奏，认为皇后不应轻率废黜，要求宋仁宗接见，当面进谏。但吕夷简早有布置，殿门紧闭不开。孔道辅拍打门环，大呼:“皇后被废这种大事，奈何不听台谏入言?”
宋仁宗命宰相向台谏官说明皇后当废的情况，在辩论中，孔道辅和范仲淹等台谏官占据着道义的制高点，逼得吕夷简无话可说，只得让他们明天直接向皇帝进谏回去后，吕夷简对宋仁宗说台谏官这样请对非太平美事，便让宋仁宗早作准备。
孔道辅正准备上朝留百官一起与宰相当廷辩论，却听到了宋仁宗关于台谏即日起不许相率请对的诏书，同时接到了处罚台谏官的诏书，道辅、范仲淹出知州郡，其他台谏官分别罚金。
景祐元年(1034年)，被废的郭后出居瑶华宫，而尚、杨二美人越发得宠。但宋仁宗不久一场大病，数日不省人事。朝臣们私下议论，认为都是二美人“每夕侍上寝”的缘故。内侍阎文应不断劝说宋仁宗，宋仁宗不耐烦地略一点头，阎文应就把二美人送出了后宮。次日，传出诏旨:尚美人出为道士，杨美人安置别宅。九月，曹彬的孙女立为皇后。
后来宋仁宗颇思郭氏，派密使召她入宫，郭氏表示:若再受召，必须百官立班受册。阎文应一向在宋仁宗面前说郭氏的坏话，担心郭氏人宫对己不利。恰巧郭氏得病，宋仁宗让他带医生前去治病，郭氏不久暴卒，人们都怀疑是阎文应下的毒手。
宋仁宗亲政当年，改变太后垂帘以来单日上朝的惯例，恢复每日上朝问政的祖宗旧制。对百官章奏，无论大事小事，宋仁宗都亲自批览，以至吕夷简也劝他抓大放小，不要每事躬亲。
其余的精力，宋仁宗则投入了大内后宫。于是，关于宋仁宗日居深宫好近女色的传言不仅流布道路，也在一些朝臣的上书里委婉地出现。谏官滕宗谅形容宋仁宗“临朝则多贏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宋仁宗怒不可遏，以言宮闱事不实，将他贬官出朝。
景祐二年(1034年)，宰相吕夷简也编了一部中书行政法规，名为《中书总例》，煌煌四百十九册。他得意地声称“让一个庸夫拿着这书，也可以做宰相”。作为一个能臣，他是颇想大权独揽，有所作为的。这年年初，宰相李迪的姻亲范讽被御史庞籍参劾，李迪将庞籍迁官以为祖护。不料庞籍要求追査，吕夷简抓住契机穷追不舍，使得政敌李迪因庇护姻亲而罢相出朝，自已当上了首相。
代替李迪为相的是王曾，他在上一年重入政府任枢密使。王曾在天圣间任相七年，吕夷简作为参知政事曾是他的副手，对王曾相当尊重，王曾因而力荐他为相。吕夷简在王曾罢相后连任五年宰相，在宋仁宗亲政初虽一度罢相出朝，但不久依然回朝做他的首相。
也许为了报答提携之恩，也为了排挤李迪，吕夷简力请他回朝担任枢密使。范仲淹与王曾相处很好，这年也被召入朝担任天章阁待制，依旧直言无隐。他认为郭皇后之死与阎文应有关，就上书揭发阎文应终于贬逐岭南，死在路上。事关郭皇后之死，吕夷简有点别扭，就递话过来:“待制乃是侍从，不是口舌之任。”言外之意让他闭嘴。
范仲淹反击道:“向皇帝进言，正是侍从所应做的!”吕夷简就让他去权知开封府，指望以事繁任重让仲淹无暇议论朝政，也希望他在繁忙的公务中犯错误，好有将他调离出京的把柄。岂料范仲淹到任仅一个月，就使素称难治的开封府“肃然称治”，以至当地人称赞他“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范仲淹对幸进之徒奔竞于吕夷简门下深为不满，绘制了幅《百官图》进献给宋仁宗，指明近年升迁的官员中，哪些是正常迁转，哪些有宰相私心，还提醒宋仁宗说:“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他还援引汉成帝过分信任张禹，导致王莽专政的历史教训锋芒直指夷简道:“恐怕今目朝廷也有张禹破坏陛下家法!”吕夷简听说大怒，在宋仁宗面前逐一辫驳，指控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将他贬知饶州。
吕夷简还让宋仁宗在朝堂张贴所谓的“朋党榜”，戒饬百官越职言事。吕夷简一手遮天、穷治朋党的做法，引起正直之士的强烈不满。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上书宋仁宗，请求追改贬黜范仲淹的诏命。馆阁校勘尹洙自愿要求列名范仲淹的“朋党”，不愿再在京师呆下去。
欧阳修也在馆阁校勘的任上，他致信右司谏高若讷批评他身为言官，不敢说话，有何脸面见士大夫。高若讷把信交给了宋仁宗，于是欧阳修与余靖、尹洙都被贬官出朝。另一个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记这一事件，四贤指范仲淹、余靖尹洙和欧阳修，一不肖指高若讷，一时洛阳纸贵，争相传抄，公道人心在范仲淹这边。而宋仁宗在这场风波中，听任吕夷简为所欲为，与亲政之初广求直言的做法大相径庭。
王曾这时还是宰相，范仲淹曾当面批评他:“誉扬人才，是宰相的责任。您的盛德，惟独这一方面还有欠缺。”王曾回答说：“倘若当政者，恩欲归己，怨将归谁?”范仲淹深为叹服。王曾与吕夷简并相以后，见他独断专行，许多问题上政见分歧，搞不到一块儿，矛盾再也无法掩盖。
宋仁宗问王曾有什么不满，他便把所听到的吕夷简招权市恩收受贿赂的传闻说了出来。宋仁宗问吕夷简，他就与王曾在宋仁宗面前对质。王曾的话难免有点过头，受贿之类指控又难以立即坐实。参知政事宋绶倒向吕夷简，枢密副使蔡齐则敬重王曾，宰执分为两派经常在宋仁宗面前争吵个不停。景祐四年，宋仁宗一怒之下，把吕夷简与王曾，连同追随他们的宋绶和蔡齐都给罢免了
景祐五年（1038年），宋朝的藩属党项政权首领李元昊脱宋自立，自称皇帝，去宋封号，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宋仁宗明道二年（1039年），西夏景宗李元昊写信通知宋廷，希望他们承认这一事实。可是宋朝大多数官员主张立刻出兵讨伐西夏，兴师问罪。于是宋仁宗于当年六月下诏削去元昊官爵，并悬赏捉拿。从此，长达三年之久的宋夏战争全面爆发。
北宋与西夏之间发生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等3次大规模战役，都以宋军失败而告终，史称“镇戎三败”。虽宋在屡败之余扬言要重整决战，但实际上想与西夏握手言和。西夏虽屡胜，但所掠夺所获却抵偿不住战争中的消耗，与先前依照和约及通过宋夏民间贸易所的的物资相比，实在是得不偿失。
此外，由于西夏景宗元昊好大喜功，四处征战，国库空空如也、民间贸易中断后，西夏货币上涨，百姓十分困苦，四处怨声载道以及西夏与辽出现矛盾等各种主观原因，使西夏不得不与宋廷和谈，因此，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年）六月，元昊派遣西夏皇族李文贵前往东京议和，宋仁宗表示愿意接受西夏议和建议，并将谈判的全权交给左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知延州事、鄜延路马步军都部署兼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庞籍。双方自第二年开始进行正式谈判。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达成协议。史称“庆历和议”。
宋夏战争结束结束后，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上呈《答手诏条陈十事》，进行改革。范仲淹、富弼等人综合多年来的经验，于九月将《答手诏条陈十事》奏折呈给宋仁宗，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朝廷表示赞同，并颁发全国。
新政强调澄清吏治，对官吏和商人构成威胁，守旧派朝臣习于苟安，攻击范仲淹等人结党营私。夏竦刻意制造朋党的流言，更伪造一封石介生前写给富弼的密信，信里说要废掉仁宗，并造谣说石介是诈死，早已经逃往契丹。对此宋仁宗半信半疑，摇摆不定。最后仁宗对于改革失去信心，新政在一年四个月后就偃旗息鼓，范仲淹被迫罢参知政事。庆历新政最终以失败收场。庆历新政的失败更影响日后的熙宁变法，王安石在执行上改以“理财为方今先急”，不再以裁减冗官为诉求。
范仲淹提出的十事，大多以诏令的形式颁行全国，在罢黜了一批官吏之后，“论者藉藉”，富弼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却说：“一家哭何若一路哭？”由于官僚集团受到极大震动，史称“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予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由于“新政”限制了权贵、官僚的既得利益，招致了猛烈的攻击。不久范仲淹被贬，象征新政的失败收场。
宋仁宗三十四岁前生过三个儿子，都天折了;其后，虽生到第十三女，却未有儿子出生。他在位四十二年，多次“不豫”(皇帝病危的代名词)，一不豫就人事不知，胡言乱语，这种病状在太宗长子赵元佐、三子真宗和南宋光宗身上，一再重现，似乎是赵宋宗室的家族病。
嘉祐元年(1056年)正月，仁宗再次“不豫”＂，长达二十日，多亏宰相文彦博把持大局，才渡过了危机。这种局面令朝廷大臣们意识到确立皇位继承人已迫在眉睫。当年五月，知谏院范镇率先奏请立太子。在当时，立储问题是最为敏感的朝廷大事，即便是宰相也不敢妄议，以免疑忌于君主而身败名裂。
范镇的奏议，引起朝廷震动。宰相文彦博责备他事先不与执政商量，范镇说:“我做好必死的准备，才敢上奏。与执政商议，若以为不可，我难道终止吗?”司马光在并州通判任上，鼓励范镇义无反顾，以死相争，并与御史赵抔先后上疏支持他。
仁宗把范镇先后送呈的十九道奏章交给中书，就是不表态，中书宰执也只得不置可否。朝廷升任范镇为侍御史知杂事，他以进言不用居家待罪百余日，须发尽白。仁宗被他所感动，流泪请他再等三二年，还指望能自生龙种。嘉祐三年，张尧佐去世，仁宗发牢骚:“台谏官总以为我用张尧佐，就像唐明皇用杨国忠那样，会招来播迁之祸。我看也不见得。”
一旁的户部员外郎唐介接口说:“陛下一旦有播迁之祸，恐怕还不如唐明皇。明皇还有儿子肃宗兴复社稷，陛下靠谁?”仁宗气得脸色骤变，却无反驳理由，沉默良久才说:“立子之事，与韩琦已商量好久了。”
韩琦这时正与富弼并相。他容貌凝重，令人望而生畏，但与人相交却浑厚温恭，说到小人忘恩负义倾陷自己时，也辞和气平，如说寻常事。庆历年间，他与范仲淹、富弼同为执政，上朝争事议论，下殿不失和气。
为相以后，用人只据公议，所用之人未必谋面，甚至也不知道是他所荐。嘉祐三年，他任相不久，就向仁宗进言:应该吸取前代储君不立引起祸乱的教训，选择宗室子弟中的贤能者立为太子。仁宗因后宫有孕而迁延不定，但生下来的仍是皇女。
嘉祐六年闰八月，知谏院司马光也上了立储札，仁宗让他把奏疏交给中书，司马光请仁宗自己宣渝宰相。当天韩琦知道后让人传言司马光，争取把建言立储的奏札送到中书，否则，他作为宰相，欲发此议，无从说起。次月，司马光旧事重提，列举了相关的历史教训，仁宗叫他将所奏立即直送中书
司马光遵旨照办，并对韩琦说:“诸公倘若不及时议定大事有一天，禁中夜半拿出一张纸，说立某人为嗣，那时天下谁也不敢吭声了。”韩琦等宰执同声应道:“敢不尽力!”司马光为此已先后七次上书。十月初，仁宗让韩琦看了司马光和吕诲的奏章，问宗室中谁最合适。韩琦趁机说:“这不是臣下所敢议论的，应出自圣断。”
仁宗曾在宫中抚养过两个宗室子弟，其一是濮安懿王的十三子，名叫宗实。濮安懿王是真宗的侄子，仁宗的堂兄。宗实四岁进宫，八岁时，因仁宗次子出生，被送回王府。其间，仁宗曹皇后也在宫中抚养了自己的外甥女，姓高，名叫滔滔。
俩人年龄相伤，颇有点青梅竹马的味道。庆历末年，仁宗无子，对曹皇后说我们过去收养过的宗实和滔滔都大了，我们为他俩主婚，如何?”于是仁宗的养子宗实娶了曹皇后的外甥女(就是后来元祐更化时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很是热闹了一番，宫中盛传“天子娶妇，皇后嫁女”的说法。
如今从宗室子弟中确定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仁宗自然倾向于宗实。当时宗实正在为父亲濮安懿王守丧，朝廷命他起复，授以知宗正寺，以便为立储作准备。不料他先以父丧、后以生病相推托，不肯上任。
韩琦向仁宗建议:“任命知宗正寺，外人认为就是皇子，现在不如立即为其正名。＂八月，仁宗正式立宗实为皇子改名赵曙。为了政权的稳定、天下的安宁，范镇、司马光等一大批朝臣，忠于信念，勇于牺牲，一再犯颜极谏非臣子所宜言的皇位继承人问题，而韩琦作为宰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次年三月末的夜里，仁宗突然去世，时距皇子之立仅隔半年。曹皇后制止了内侍出宫报丧，派人悄悄通知韩琦等宰执黎明入宮。韩琦赶到，即请曹皇后宣赵曙入宮即位。赵曙到场，连说“我不敢做，我不敢做”，转身就走。韩琦等将他抱住，七手八脚为他穿上黄袍。
然后将翰林学士王珪找来草拟遗诏，他一时间惊恐得不知如何下笔，韩琦临变不惊，吩咐他按自己说的写。四月一日早朝，韩琦宣读遗诏，宣布仁宗驾崩，新皇帝已在昨日登基。这位新皇帝就是宋英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