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艺福
大家好，我是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宋仁宗是宋朝第四位皇帝，他在位41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宋代皇帝。他生性宽厚、以仁治国，虽然他改革弊政的行动失败了，但在他在位期间是知识分子最活跃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黄金时期。总体来说，宋仁宗勤政爱民，是一位明君。
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元·脱脱《宋史》
无力抵抗西夏，加供纳税
1038年10月，李元昊建立西夏政权后，派使者出使宋朝，要求宋朝承认西夏政权，却遭到宋朝统治者的拒绝。第二年，李元昊率军袭击宋朝边境，宋夏战争爆发。宋仁宗派韩琦、范仲淹率军抵抗，经过两年的持久战，双方互有胜败，但都无力再战。于是宋朝向西夏求和，向西夏缴纳巨额岁币，辽国也趁火打劫要求宋朝增加岁币。宋朝损失了大量财富，巨额财富进一步增加了百姓负担。
新政失败，宋朝开始积贫积弱
宋仁宗一生节俭，善于用人，以“仁”治国，只是宽仁过度导致了一些弊端。宋仁宗广开仕路，增加科举取仕人数，每届科举就要录取几千人，结果仅仅他在位的40年，官员人数就增加了一倍，造成“冗官”的现象。
为了抵抗西夏，宋仁宗又大量征兵，使士兵数量日益庞大，形成“冗兵”局面。冗官、冗兵的局面加上沉重的岁币，使宋朝财政越来越紧张，宋仁宗只好给百姓增加赋税，使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
为了改变现状，裁汰冗员，宋仁宗任用范仲淹等有志之士，进行以改革吏治为中心的“庆历新政”。只是新政损害了豪强贵族的利益，遭到守旧派和豪强贵族的破坏，很多政令都没有得到真正实行，也未使百姓真正受益。于是宋仁宗向守旧派妥协了，贬谪改革领袖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宋朝积贫积弱越来越严重。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黄金时期
宋仁宗重用贤才，知人善用，提拔了大量有识之士，这一时期是文人的黄金时代。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洵、苏辙、曾巩)都出现在仁宗时期。
宋仁宗时期还活跃着一大批名臣:欧阳修、王安石、文彦博、司马光、梅尧臣、狄青……
宋仁宗时期还是文化科技发展的全盛期。中华文化的明珠宋词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都在这一时期得到完成或改善:大科学家沈括发明了航海“指南针”并写成著名科学巨著《梦溪笔谈》；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火药开始运用于战争。这三大发明把整个世界推向了近代化。
仁宗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是货币史上的重大飞跃。
综上所述，宋仁宗虽然出现“冗官冗兵冗费”的现象，给宋朝埋下积贫积弱的隐患。但宋仁宗重用人才，是当时的科技文化高度发展，对整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是当之无愧的明君。
漫谈文史八卦
这个问题，酿松山阁旧主来回答
宋仁宗当然算是一代明君。
他在位的时期，号称“仁宗盛世”，国家总体安享太平，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均取得长远发展，有评价说“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可以说，赵宋江山能延续三百年，并且经历“靖康之变”还能让赵构据半壁江山，其根源还是仁宗巩固奠定的统治基础。
任何人被人认识，肯定是多方面的，所以对仁宗的评价也有很多，都有不同的侧重点。
官方评价：
《宋史•仁宗本纪》：
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这个评价比较公允，仁宗执政时期有弊政，但总体大环境向好向上发展，所以他在古代第一个能得到“仁”的庙号，成为人君的榜样模范。
历朝人物评价
苏轼：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仁宗在位时期，是宋朝兴起以来的极盛，天下太平，百姓富足而知教化。
周正夫：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宋仁宗其他方面能力可能一般，但是当皇帝真是专业的。
王夫之：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仁宗盛世，到现在（明清之际）还让人羡慕，皇帝温厚宽仁，宰辅谏臣和侍从都是正人君子，所以才能达到盛世。
其他评价
他的对手辽道宗耶律洪基：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持，盖一都虞侯耳。
他还说过，愿来世成为一个宋人。
当然，也有人说，仁宗能得到历代文人的高评价，是因为性格是个老好人，只会和稀泥，只能算是个一般的守成之主。
并且除了文治正常发挥，武功全废，西夏独立，辽国增岁币，连岭南都让侬智高闹翻了天。
然后本来在范仲淹主导下想弄个“庆历新政”来改革下，还能力挽狂澜，但是魄力不够导致无疾而终，最后加剧了宋朝的冗兵冗官冗费，为宋朝的积贫积弱埋下了祸根。
然而，宋仁宗就是这样一个当之无愧的明君
他的英明，不在于有开国定基的能力，也不在于有开疆拓土的魄力，也不在于有力挽狂澜的伟力。他的突出，就在于仁厚，身为一个帝王，这样的品质难能可贵，他委屈自己处处为人着想，所以才换来了臣民对他的无比拥戴，对手对他的衷心倾慕。
并且，他的执政能力并不弱。
人口增长。封建时代，人口就代表国家力量，宋仁宗特地让包拯包大人统计过历朝人口数量，得到的结果是，仁宗之世远迈汉唐，唐朝贞观年间人口三百多万，开元极盛时八百多万，而宋仁宗时达到了一千多万。
经济发展。仁宗继位之初，因为他老爸真宗的挥霍，朝廷财政亏空4225万贯，这些钱，当然是父债子还。仁宗不仅很快平了亏空，他在位时的财政收入，还达到了唐朝的四倍以上。
虽然“庆历新政”最终夭折，但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举措有一些还是得到了保留，并且其中也提现了仁宗“以仁治国”的施政理念。
如果这样的帝王都算不上明君，那整个封建社会又有几人可以当之无愧？
酿松山阁旧主
仁宗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位好皇帝。他是仁君，却不算是一个合格的皇帝，更非明君。
宋仁宗，历史上少有的，庙号中带有“仁”的皇帝。仁，在古代，它是儒家所认定的道德规范的最高准则，是儒家思想中最为核心的体系。“仁”的最初定义是指人与人的一种亲善关系，天地相爱有生即为“仁”字，《说文》载：“仁，亲也。”，《礼记·经解》亦载：“上下相亲谓之仁”。而后，儒家圣人孔子将“仁”字定义为“爱人”，其解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为“仁”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所有的人都应该为“仁”的实现而献身，即“杀身以成仁”。
因此，如若按照儒家对于“仁”的定义来说，普通人能被称为“仁”已是十分不容易，而而皇帝被称为“仁”则是更加不容易。之所以如此，盖因为普通人面对的人极少，只要他能对身边的人好，就能称仁，而皇帝乃是万民之主，是天下人的父亲，只要对他们都好，才可称仁。
可以说，对于儒家而言，若皇帝能被称“仁”，那他必定就是一位仁爱孝顺的贤主。
对于宋仁宗而言，也确是如此，他的所作所为，确是能担当的起“仁”字。
首先，他对臣子“仁”。终仁宗一朝，宋仁宗没有处死一位臣子进谏的臣子，只要是进谏，无论是对是错，无论是否言行得当，仁宗都一概不予追究，即使是如包拯那般，进谏时连口水都喷到他脸上，他都一概忍受。当年苏辙参加科举考试，他在试卷中这样写道：“我听人说，宫中美女无数，皇上终日夜夜笙歌，纸醉金迷，是既不关心百姓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 。考官看后认为苏辙是无中生有、恶意诽谤，于是上奏仁宗，希望将其治罪。
但是，宋仁宗看后，他并不恼火苏辙的胡说八道，他说道：“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
其次，他对奴仆“仁”。宋仁宗的仁，不看地位，也不看身份，他的仁是对天下所有人而言的。有一次用餐时，仁宗突然吃到了一粒沙子，牙齿一阵剧痛，他是赶忙将他吐出来。但是，此时的仁宗想的并不是找人治罪，而是对着陪侍的宫女说道：
“千万别声张我曾吃到沙子，要是被人知道，厨子可就是死罪啊！”。想想看，对待奴仆的过失，仁宗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感受，而是担心奴仆因此会带来的罪责，由此可见他的仁慈。最后，他对百姓“仁”。宋仁宗作为北宋有名的仁君，他对百姓的仁，是被史书所认可的。为了不增加百姓的负担，仁宗可以忍受自己的私欲。某一天，宋仁宗处理事务到深夜，是又累又饿，非常想吃一碗羊肉热汤，但是却是始终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曹皇后知道了，就与他说道：“皇上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龙体，想吃羊肉汤，就御厨准备就是，怎能忍饥，让皇上龙体有恙呢？”，这时仁宗却与皇后说道：“我半夜突然让御厨准备羊肉汤，这会让宫中人看成惯例，今后御厨就会夜夜宰杀，如此算下来一年就要数百只，而后，若是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更是会不计其算。因此，为朕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又劳民伤财，实在于心不忍，因此朕宁愿忍一时之饿”。
总的说，仁宗确是能担当的起“仁”字，他确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仁君。
但是，仁宗虽仁，可他却并非是一位合格的皇帝，更不是一位明君。
仁宗一朝，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三冗”问题，所谓“三冗”就是“冗官”、“冗兵”、“冗费”。首先“冗官”，就是官员多，至宋仁宗时期，宋朝中央内外属官员的数量就突破万人，达一万七千人，而要知道疆域辽阔的唐朝，其官员的数量鼎盛时期也才一万七千三百余人，此时北宋的疆土仅为唐疆域的二分之一，可官员的数量却与唐朝相当，由此可见宋朝“冗官”的严重性。其次“冗兵”，就是兵士多，仁宗在位时，北宋的冗兵现象特别严重，全国军队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其军费支出占全国赋税十分之七。最后“冗费”，就是钱花的多，仁宗朝各种祭祀活动、修建佛寺宫观以及各种赏赐等等的开支都十分多。
“三冗”问题，归根结底就是钱的问题，“冗官”、“冗兵”、“冗费”所需的钱财，无疑是掏空了北宋的国库。因此，此时仁宗在位，他最应该，也是最急需解决的事情，无疑就是尽快解决“三冗”问题，若不解决，则势必会造成国不稳，民不宁的局面。
而最初，仁宗也的确在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这点从他支持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就可得知。但是，如上文所说，仁宗虽是仁君，却并非是明君，他仁厚，但却也是优柔寡断，在治国上，他并没有特别卓越的表现，这点从“庆历新政”亦可看出。当时，庆历新政虽存在着种种问题，但若是君臣一心，却是大有可为。本来，若是仁宗皇帝能够坚定的支持范仲淹，坚行新法、针除时弊，北宋尚有复兴的可能。可是，仁宗皇帝却并没有那么长远的眼光，他推行新政根本目的不在于百姓，而在于稳定北宋的统治，此时他见朝中多数臣子皆反对新政，并有了动摇北宋统治的威胁，仁宗就决然的放弃了新政，放弃了范仲淹，去继续实行那迂腐的祖宗之法。
试想，如若仁宗是明君，他断然不会那么短见，就因为那些保守派官员的反对，就因为新政威胁到权贵阶级的利益，就放弃新政。要知道，庆历新政若能成功推行，于国于民皆是大为有利的，于国而言，国家能够因此焕然一新，走向更为繁荣昌盛的时代；于民而言，百姓的负担就能减轻，他们就能更加的安居乐业。可是，无奈的是仁宗就是一个短见的皇帝，他虽仁，但并不明，在天下和祖宗基业面前？他选择了祖宗基业。
而后，因改革的失败，仁宗的顽固不化，北宋的三冗问题是越发的严重，北宋国库入不敷出。此后，为了填补国库的空虚，及维持庞大的开支，仁宗只得是从百姓的手中掠夺财富，如庆历时期，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所言：“庆历五年取诸路盐酒商税岁课，比《景德会计录》，皆增及三数倍以上”，此时北宋的赋税是越发的繁重。此外，因宋仁宗对官员无底线的纵容，偏以概全，无论是谁，仁宗都讲求仁，致使民间的土地兼并问题也是越发的严重，“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最后“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越来越多的百姓陷入家破人亡的境地。
简单的说，若仁宗真是明君，他就不会纵容官员去兼并土地，就不会眼睁睁的看着百姓家破人亡，就不会放弃让国家再次富强的机会，就不会为了暂时的安稳去放弃整个天下百姓。总的说，仁宗的“仁”，说实话只是小仁，并非是大仁，他的仁，只是建立在祖宗基业的安稳上，而非天下百姓的富强身上，只有在祖宗基业不受损的情况下，他才会讲“仁”，若祖宗基业受损，仁宗断然是不会讲“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