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幾天前的第不知道多少次“雙十一”購物狂歡節上，天貓全天銷售額達2684億元，再次創造新紀錄，從今天資本主義的角度出發，這當然可喜可賀，不過盛景之下，也發生了這麼一件略顯刺眼的小事——一個普通家庭，因妻子的爆發式消費不斷欠下幾十萬元的債務，最終導致丈夫選擇輕生。
究竟是什麼力量驅動著這位女士，不斷超越自身能力大量消費，以至於竟將老王逼到如此境地呢？
而且，這似乎也並不只是老王一人的悲劇——
《不可能的存在之真》一書中，張一兵教授寫到——
在人生這場荒誕離奇的盛裝舞會上，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主體形式。
第一種人是“他”，“他”是演員，是偶像，是企業家和慈善家，無疑，“他”是社會中的成功人士，坐擁豪車別墅，頭頂璀璨的學術頭銜和官品，“他”在聚光燈下，在所有目光都默許的“成功誤認”的制度性幻象裡，詩意地“在”著。
第二種人，那就是“我”了，和“他”不同，我無聲無息地待在暗處，除了我身邊的幾個“你”以外，沒有人在意我，沒有人知道我。
在聚光燈永遠不會打到的舞臺之外巨大而沉默的陰影裡，我生活，成長，向緊挨著的人說話，但我的聲音是那樣的小，小到就好像不存在一樣，只能淹沒於舞臺中央轟鳴的音響效果和周圍歡呼的音浪；我們的面目又是那樣的平凡，昏暗模糊的環境裡，唯一可見的只有他人瞳孔中倒映出來舞臺中央的“他”那一點點璀璨的幻影。
這樣的世界上，我說的話就好像不存在一樣，我們的形象就好像被抹除了一樣，是的，待在暗處的人又怎麼可能具有形象呢？那是光亮處的人才能擁有的。
自然的，最初的“我”也就這樣消失了，被抹殺了，又或許那個暗處的“我”本來就不曾存在過，現在說話的只是一個“他”的衍生物。
毋庸置疑的是，那些聚光燈下無數功成名就的“他”，已經成了“我”畢生為之不懈追求的倒影和幻象，儘管這追求總是宛如一場遙不可及的幻夢，不斷淪為不可能的空想，但我們仍然在大他者的無意識強制下奮力前行，直麵人生這場西西弗斯式的循環失敗魔咒。
我看見，一些姑娘總是幻想著那些使自己迷狂的偶像男團們的男性成員們之間，可以發展出某種超越了友誼的特殊關係，在她們意淫出的愛撫，情話和象徵性行為之中，偶像天團們的光輝燦爛的外在形象遭到了篡改和扭曲，狂熱的粉絲們則以自己的意願玩弄他們，修改他們，讓他們在幻想中變成一對一對的符號同性戀形象。
本來在正常狀況下，崇拜別人是自身人格不完整，不獨立的表現，但當那些女孩子徹底拋棄掉“自我”和自我的注視，將自身視角降臨在幻想之中的偶像男團身上時，她們反倒成為了這些形象的主人，在幻想中控制他們的身體，主宰他們的快感。
可以說，儘管“偶像——粉絲”這一“他——我”的對立是一種具有強權式壓迫性的集體恐怖，但腐女文化卻於這僵死的主奴關係之中構成了一個巧妙的易位，一個逆向的顛倒，讓人享有某種幻覺中的自由。以被舞臺擠壓在外亞文化侵蝕主流文化，而於象徵秩序中產生出難以察覺的異常和無數細小的裂變，在這些符號界裂隙裡，在成為主人的幻象享樂裡，她們的慾望總是得以頑強地生長。
更為大眾的領域，作為另一種本質性的望梅止渴，廣告則編織出更多“我”已經逐步靠近了“他”的錯覺，空想和幻夢。當然在這裡，一個根本的維度仍然是被無數種商品的“消費”架構起來的“他”，以理想型自居的形式篡位了“我”，而這一統治形式在消費中構成了兩方面的無意識奴性強迫——
首先，一定的對物操持的意識形態背後，總是隱藏著一定的階級話語結構——當一個工人帶著孩子去吃肯德基時，他會將不慎掉落於桌面上的雞米花撿起來自己吃掉，或者給孩子吃，而一名外企高管則會將它扔進垃圾桶，這不僅是因肯德基對以上兩種家庭的意義是不同的（對後者來說，吃頓肯德基的心理意義或許與我在街邊買倆包子等同），更因為這兩種對物不同的處理方式背後，實際隱藏著因符號秩序裡所處位置身份不同，而被外界階級敘事強加的無意識行為＼形象強制（後者更重要一些，畢竟在符號界裡，無意識優先於意識）。
另一方面，消費的意義不止在於讓符號點綴自己精緻的階級符號身體，同時，消費更是一個大寫的“花費”，某種意義上，無論是商品本身，甚至於商品背後的符號價值，都是在為“花費”，一個“純粹的金錢耗費”建立合法性。傳媒和大眾文化則將人異化和物化，以此完成以上意識形態對日常生活的滲透和商品化，讓它在我們的深層行為邏輯中習以為常，正如鮑德里亞所說：（一定階級中）浪費式消費已經變成了一種日常義務。
以上，“更精緻的控物手段”和“更多的花錢”，一同構成了消費社會的兩個維度，而在它的背後，則隱藏著“更精緻＼高級的消費＝更高的階級”，因此也就等於了“我”更接近“他”，這一潛在邏輯。
實際上，這個邏輯就是廣告本身，一個資本主義內在秩序的實體投影——廣告直接將作為明星，偶像，企業家的“他”召喚了出來，讓“他”的形象侵蝕我的視界，讓“他”的存在汙染我的思維。“他——我”的對立作為資本主義等級秩序得以存在的根基，不止在廣告這裡得到了明確而有效的確證，更是於大眾文化的表層將“我”的形象和需要全部制碼為符號性虛假。
或者說根本不存在這麼一個“我”的形象和需要，存在的只是——他穿什麼衣服，他怎麼保養，他去哪裡旅遊……“我”在敘事中被抹殺，這不僅僅代表著“他”的幻象對我進行了篡位，更意味著“我”的心理需要的合法性也已經被消解，意味著行動的行為主體從作為看客的“我”變成了作為幻象的“他”——舞臺之外的人都深陷“他”之無意識幻象，依照著幻象的律令進行著模仿幻象的仿真生活。
可以這樣說，我們今天任何資本主義秩序下的行動，那些可以發佈到微博＼朋友圈裡的分手＼購物＼餐飲＼旅遊的景觀，都無非是對某種廣告邏輯的模仿和再創造——購物手冊教導我們應該怎麼購物，兩性生活雜誌教會我們應該怎麼和愛人相處，米其林星級指南教導我們應該怎麼吃飯，旅遊手冊規劃我們的旅遊行程和我們的遊覽體驗……
“仿真生活”在無數個維度編織著人們的生活形式，生產著我們的慾望，讓我們將資本主義運行這一“大他者”的慾望把握為“我”的慾望。這點在社會層面來說似乎很有必要，因為如果普通人不進行此類“形式消費”而只進行最低限度的生存消費，那麼他們的積蓄只會越來越多，而不會將錢拿出來進行無限制的符號流通和交換，這將對今天以消費為組織形式的權力網絡構成破壞性的打擊。
不過商家處心積慮對積蓄的不斷剝奪也導致了權力中心散射區域極為過剩的產能浪費，同時意味著消費社會之外更為艱苦的底層生活，而這點則從側面解釋了我們今天的大眾文化為何如此低俗不堪——因為構成總是需要例外來保證的，當所有人都追求精緻，精緻反面的汙穢反而變得更有魅力了。
面對轄域化的權力秩序，面對資本主義永恆的壓榨，面對“他”和“我”之間無窮長的天塹，很多人深陷絕望，徹底拋棄了對“他”的幻象的追求，最終選擇在符號界爆破自己，成為“精緻秩序”之外的反面，成為了一個噁心，醜惡，汙穢不堪的事物，一個權力網絡之內的反向蛻化物。
這也就是為什麼很多人喜歡野獸先輩那令人作嘔的本篇，尷尬的演技和刻奇的大吼，“除了被資本操持的蔡徐坤們，一切所謂流行，本質都是任何意義上的審醜。”可惜這場聲勢浩大的逃離也只是另一重幻象和集體無意識的盲從罷了。
這樣看來，雙十一或許是世界上最為成功的廣告，它不止以節日的形式將一切精緻廣告有機結合在一起，同時對符號秩序之外的亞文化主體也具有強烈的吸引力，畢竟二者的無意義和空洞本身就具有同源的樣式——通過節日，社交，慶典等活動的集體凝視，雙十一將主體拖入它刻奇的符號佈局，逼視著主體盲從式消費並由此進入節日化的象徵秩序。
在這裡，權力系統生成了它所需要的一切——深愛女朋友的男朋友，深愛男朋友的女朋友，在網絡世界互推高性價比折扣商品的關係良好的閨蜜，他們只是一些有待於被精準投放廣告的身份，一些權力系統所需要的，整合、參與和消費的諸多要素，其本質無非是一種現代版的“包辦婚姻”式模擬生活，對我們真正的愛和自由的侵犯，對我們個人化和異質化生活體驗的踐踏。
在這一過程中，“我”最為深層的力量，那些本來的直覺，那些感觸，那些動態的無意識，全部都被“刻奇策略”的所驅動，被結構化，被形式化，被重新編碼為社會內驅力的齒輪，個體在其中將自己沉迷於快感，沉迷於向無數維度的作為“我”的理想型自居的“他”的靠攏，從而受到資本符號秩序更為有效的操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