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傳這種體裁，在傳記中最為良好。因為他是把歷史性質相同的人物，或者互有關係的人物，聚在一處，加以說明，比較單獨敘述一人，更能表示歷史真相。歐洲方面，最有名最古的這類著作要算布魯達奇的《英雄傳》了。全書都是兩人合傳，每傳以一個希臘人與一個羅馬人對照，彼此各得其半。這部書的組織雖然有些地方勉強比對不免呆板，但以比對論列之故，一面可以發揮本國人的長處，亦可以針砭本國人的短處。兩兩對照，無主無賓，因此敘述上批評上亦比較公平。中國方面，《史記》中就有許多合傳，翻開目錄細看，可以看出不少的特別意味。《史記》以後，各史中雖亦多有合傳，究竟嫌獨立的傳太多了。若認真歸併起來，可以將篇目減少一半或三分之一。果然如此，一定更容易讀，更能喚起興味。合傳這種方法，應用得再進步的，要算清代下列的幾家：
（一）邵廷采（念魯） 邵氏的《思復堂文集》，雖以文集名書，然其中十之七八都是歷史著作。論其篇幅，並不算多；但每篇可以代表一種意義。其中合傳自然不止一人，專傳亦包括許多人物。如《王門弟子傳》《劉門弟子傳》《姚江書院傳》《明遺民所知傳》等篇，體裁均極其優美。全書雖屬散篇，然隱約中自有組織，而且一篇篇都作得很精練，可以作我們的模範。
（二）章學誠（實齋） 章氏的《湖北通志檢存稿》，三十餘篇傳都是合傳，每傳人數自二人以至百餘人不等，皆以其人性質的異同為分合的標準，皆以一個事跡的集團為敘述的中心。讀其傳者，同時可知各個人的歷史及一事件的始末，有如同時讀了紀傳體及紀事本末體。雖其所敘只湖北一省的事情，而且只記湖北在正史中無傳的人物，範圍誠然很窄；但是此種體裁可以應用到一時代的歷史上去，亦可應用到全國的歷史上去。
（三）魏源（默深） 魏氏的《元史新編》，十幾年前才刻出來。這部書是對於“二十四史”的《元史》不滿意而作。“二十四史”中，《元史》最壞，想改作的人很多。已成書的，柯劭忞的《新元史》，屠寄的《蒙兀兒史記》，與魏書合而為三。魏書和柯書屠書比較，內容優劣如何，我不是《元史》學專家，不敢妄下斷語。但其體裁，實不失為革命的。書中列傳標目很少：在武臣方面，合平西域功臣為一篇，平宋功臣為第二篇，……又把武功分為幾個段落。同在某段落立功者合為一傳。文臣方面，合開國宰相一篇，中葉宰相一篇，末葉宰相一篇，某時代的諫官一篇，曆法同治河的官又是一篇。又把文治分為幾個時代或幾個種類，同在某時代服官者，或同對於某樣事業有貢獻者，各各合為一傳。全書列傳不過二三十篇，皆以事的性質歸類。每篇之首，都有總序，與平常作傳先說名號籍貫者不同，我們看總序，不待細讀全篇，先已得個大概。例如每個大戰役，內中有多少次小戰，每戰形勢如何，誰為其中主人，開頭便講，然後分別說到各人名下。像這種作法，雖是紀傳體的編制，卻兼有紀事本末體的精神。所傳的人的位置及價值亦都容易看出。
我們常說“二十四史”有改造的必要，如果真要改造，據我看來最好用合傳的體裁，而且用魏源的《元史新編》那體裁。當初鄭樵作《通志》的時候，原想改造“十七史”，這種勇氣很好；即以內容而論，志的部分亦都作得不錯；可惜傳的部分實在作得不高明，不過把正史列傳各抄一過而已。讀《通志》的人大都不看傳，因為《通志》的傳根本就和各史原文沒有什麼異同。改造“二十四史”，別的方法固然很多，在列傳方面只須用魏書體裁，就可耳目一新，看的時候，清楚許多，激發許多。讓一步講，我們縱不說改造“二十四史”的話，即是做人物的專史，終不能不作傳。做單傳固然可以，不過可合則合，效果更大。
合傳的性質，各人的分類不同。依我看來，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類，超群絕倫的偉大人物，兩下有比較者，可作合傳。第二類，代表社會一部分現象的普通人物，許多人性質相近者，可作合傳，以下根據這兩類分別細講：
（一）人物或二人或二人以上可以作篇合傳，又可分為四小類：
（1）同時的人，事業性質相同或相反，可合者合之。例如王安石與司馬光時代相同，事業相同，兩人代表兩派，凡讀《王安石傳》時不能不參考《司馬光傳》；與其分為兩篇，對於時代的背景要重複的講了又講，對於政治的主張有時又不免有所軒輊；何如合為一篇，可以省事，而且搜求事蹟亦較公平。再如朱熹與陸九淵，時代相同，性質不同，代表的方面亦相反，作了《朱傳》再作《陸傳》，一定要犯上面所說的重複和偏見兩種毛病，合在一起，就不至於恭維這個，瞧不起那個了。又如曾國藩與胡林翼，時代相同，事實亦始終合作，單作《曾傳》非講胡不可，單做《胡傳》非講曾不可，兩人地位相等，不能以曾附胡，亦不能以胡附曾，應該合為一傳，平均敘述。更加李白與杜甫，雖未合作，亦非相反；然同時代，可以代表唐時文學的主要部分；講李時連帶說杜，講杜時連帶說李，兩下陪襯起來，格外的圓滿周到。假使把他們分開，就不免有拖沓割裂的痕跡了。
（2）不同時代的人，事業相同，性質相同，應該合傳。例如漢武帝與唐太宗，時代不同，而所作的多是對外事業，漢族威德的發揚光大，兩人都有功勞；合為一傳，可以得比較其在中國文化上的位置及價值，愈見明瞭。再如曹操與劉裕，時代不同，性質大部分相同；都在大亂之後，崛起草澤，惟皆未能統一中國，遂令後世史家予以不好的批評；若把他們兩人合在一起，可以省許多筆墨，而行文自見精彩，加判斷的時候亦比較的容易公平。又如項羽、李密、陳友諒，時代不同，事業大致相同，都是遭遇強敵，遂致失敗；這種失敗的英雄可以供我們憑弔的地方很多，合在一塊作傳，情形倍覺可憐。更如苻堅、北魏孝文帝、北周武帝、金世宗、清聖祖，時代不同，事業相同，都是以外國入主中國，努力設法與漢人同化；合為一傳，可以看出這種新民族同化到中國的情形；全部歷史上因為有這幾個人，變遷很大。
（3）專在局部方面，或同時，或先後，同作一種工作，這類人應當合傳。例如劉知幾、鄭樵、章學誠都在中國歷史哲學上有極大的貢獻；史學觀念的變遷和發明皆與他們有密切關係。三人合在一塊作傳，可以看出淵源的脈絡：前人的意見，後人如何發揮；前人的錯誤，後人如何改正，中國歷史哲學就容易敘述清楚了。又如鳩摩羅什與玄奘，都是翻譯佛經事業的，偉大相若；兩個人代表兩大宗派，一個是三論宗的健將，一個是法相宗的嫡傳；做他們兩人的合傳，可以說明印度佛教宗派的大勢力，中國譯經事業的情形。又如公孫述、劉備、李雄、王建、孟知祥都在四川割據稱雄，只能保守，不能進取；把他們幾人合傳，可以看出四川在中國的地位。前人常說：“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這個原則，古代如此，直至民國仍然沒有打破。更如陳東與張溥，都是代表一種團體活動的人，兩個性質相同，陳為大學生，張為秀才，一個連合學生干政，一個運動組織民黨；把他們兩人合傳，可以看出地位不高而事業偉大的中國青年，在歷史活動的成績及所以活動的原因。
（4）本國人與外國人性質相同，事業相同，可以作合傳。要作這種傳，不單要研究國學，外史知識亦須豐富。兩兩比較，可以發揮長處，補助短處。例如孔子與蘇格拉底，兩個都是哲學家，一個是中國的聖人，一個是希臘的聖人，都講人倫道德，兩人合為一傳，可以比較出東西所有人生問題的異同及解決這類問題的方法。再如墨翟與耶穌，兩個都是宗教家，一個生當戰國，一個生於猶太，都講博愛和平崇儉信天；合在一塊作傳，可以看出耶墨兩家異同，並可以研究一盛一衰的原故。又如屈原與荷馬，兩個都是文學家，一個是東方的文豪，一個是西方的詩聖，事蹟都不十分明瞭。各人都有幾種傳說的，把他們合在一起，可以看出古代文學發達的次序，及許多作品附會到一人名下的情形。更如清聖祖、俄大彼得、法路易十四都是大政治家，三人時代相同，性質相同，彼此都有交涉；彼得、路易的國書，清故宮尚有保存；替他們合作一傳，可以代表當時全世界的政治狀況，並可以看出這種雄才大略的君主對內對外的方略。
（二）代表社會一部分現象的普通人物 和第一類相反，前者是英俊挺拔的個人，後者是群龍無首的許多人。正史中的儒林、文苑、遊俠、刺客、循吏、獨行等列傳，就為他們而立。他們在歷史上關係的重要，不下於偉大人物。作這種合傳，是專寫某團體或某階級的情狀；其所注意之點，不在個人的事業而在社會的趨勢；需要立傳與否，因時代而不同。《史記》有《遊俠傳》，因為秦漢之交，朱家郭解一流人物在社會上有相當的勢力，不可忽視。《後漢書》有《黨錮傳》，因為東漢時候，黨錮為含有社會性的活動，直接影響到政治。《後漢書》又有《獨行傳》，因為當時個人的高世傑出之行，社會上極其佩服，養成一種風氣。《宋史》有《道學傳》，因為宋代理學發達，為當時一種特殊現象，於社會方面影響極大。這類人物含有社會性，其中亦有領袖行為舉止頗多值得注意的地方，然不及全部活動之重要。單注意領袖，不注意二三等角色，看不出力量，看不出關係，非有群龍無首的合傳不可。我們萬勿以人物不大，事情不多，一個個分開看，無足輕重，便認定其活動為無意義，值不得佔篇幅。須知一個人雖無意義，人多則意義自出；少數的活動效果雖微，全體的活動效果極大。譬如《後漢書·黨錮傳》，要把個人的動作聚合加上，然後全部精神可以表出。單看範滂、張儉所爭，都是硜硜小節；然黨錮共同精神，就在這硜硜小節裡邊。我們若只是發空論，唱高調，一定表現此中真相不出來的。真講究作文化史，這類普通人物的事實，比偉大人物的動作意味還要深長。二十四史中，這類合傳尚嫌其少，應當加以擴充。又可分為五項：
（1）凡學術上，宗教上，藝術上，成一完派者，應當作為合傳。例如《姚江王門弟子傳》《蕺山劉門弟子傳》，邵念魯所著，作得很好，兩家學風可以看出。《宋元學案》《明儒學案》亦皆如此。前者分派多，歸併少，後者反是。比較起來，還是《明儒學案》好些（因一是單篇，一是專著之故）。李穆堂的《陸子學譜》亦用合傳體裁。陸門一傳再傳弟子的關係，都在裡面看得很瞭然，研究亦很方便。再如法相宗、天台宗、禪宗，在佛教史中不必多作，只要幾篇好的合傳，便就夠了。又如南宗畫派院體畫派，自明以來，分據畫界領域；把一派中重要人物聚集起來，為作一篇合傳，並不費事，而研究近代繪畫的人，很容易得一種概念。
（2）凡一種團體，於時代有重大關係者，應當為作合傳。例如宋代的元祐慶元黨案，不管他有無具體組織，亦不管他是好是壞，但是當時士大夫都歡喜標立門戶，互相排擠，至其甚則造作黨籍以相陷；但凡他們氣味相投的都可以作為合傳，以觀其是非得失。再如明代的東林、復社、昆宣閹黨，有的系自立名號，有的敵黨所加，各因其類，結為團體，以相攻擊，於是宇內騷然，大獄慘動；最好一黨作篇合傳，以觀其政治上影響，並可以考見明亡的原因。又如近代的戊戌維新黨、國民黨、共產黨，其發生雖或先或後，歷史雖或久或暫，組織雖或疏或密，然對於政治方面各有主張，各有活動；應該把他們的分子作幾篇合傳，以說明他們的真相，判斷他們的功罪，推求他們在政治上社會上的影響。
（3）不標名號，不見組織，純為當時風氣所鼓盪，無形之中，演成一種團體活動，這類人亦應當為作合傳。例如晉代的清談，沒有黨，沒有系，更沒有本部支部，但是風氣所尚，都喜歡搖塵尾，發俊語；為他們作一篇合傳，不特可以看出當時思想的趨勢，並可以看出社會一般的情形。再如宋代的道學，雖沒有標出任何團體，然而派別很多，人人都喜歡講點理氣性命的話；合起來作篇傳，比《宋元學案》稍略，比《宋史·道學傳》稍詳，以看他們的主張及傳授，那就好了。又如明末遺民反抗滿洲，雖沒有團體，但確為時代精神所寄；單看張煌言、顧炎武等，還看不出全部的民族思想、社會潮流；把大大小小許多人，都合起來作傳，他們這種活動的意義及價值立刻就可以看出來了。
（4）某種階級或某種閥閱，在社會上極佔勢力者，應當為作合傳。例如六朝的門第，儼然是一種階級，南朝的王、謝、郗、庾，北朝的崔、盧、李、鄭，代代俱掌握政權，若從《南北史》中把他們這幾人各作一篇合傳，可知其勢力之偉大；所有重要活動，全是這幾人作的；但是單看《王導傳》《謝安傳》，很不容易看出來。再如唐朝的藩鎮，為一代盛衰的根源，單看安祿山、史思明的列傳，看不出有多少關係，若把大大小小的藩鎮都合起來，說明他們的興亡始末，可以看出在常時專橫的情形，於後世影響的重大。又如晚明流寇，騷動全國，明朝天下就斷送在他們手裡；單看張獻忠、李自成的列傳，還未能看出民間慘苦的全部；把所有流寇都聚集起來，就可以看出他們的兇暴刻毒，並可以看出社會上所受他們的摧殘蹂躪，有些地方真能夠使我們看了流淚。
（5）社會上一部分人的生活，如有資料，應當蒐集起來，為作合傳。例如藏書家及印書家，單指一人，不能說有多少影響；若把一代（如清代）的藏書家印書家作合傳，可以知道當時書籍的聚散離合；一代文化的發達與衰謝，亦可以看出一斑；這和學術上的關係極為重大。再如淮揚鹽商，廣東十三行，都是一時的商業中心，可惜資料不易得了；若由口碑及筆記蒐集起來，作為合傳，可以看出這部分的經濟狀況，及國內外商業的變遷。又如妓女及戲子，向來人看不起；但是他們與政治上社會上具有很大的關係；明末妓女中的柳如是、陳圓圓、顧橫波都是歷史上極好的配角；清末戲子中的程長庚、譚鑫培、梅蘭芳都是受社會的歡迎；為他們作篇合傳，不特值得而且應該。有許多地方，須靠他們來點綴、說明。
上面第一第二兩類人物，一類之中分為幾個小類，每一小類舉三四個例來，取便說明，並不是說應該作傳的人物完全在此，我的意思是說，偉大人物單獨作傳，固然可以，但不如兩兩比較，容易公平，而且效果更大。要說明位置價值及關係，亦較簡切省事。至於普通人物，多數的活動，其意味極其深長，有時比偉大還重要些，千萬不要看輕他們。沒有他們，我們看不出社會的真相，看不出風俗的由來。合傳這種體裁，大概情形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