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推恩令”是漢武帝為了削弱諸侯王勢力的一項行政命令，元朔二年(即公元前127年)，漢朝大臣主父偃上書漢武帝，建議讓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為列侯。所謂“推恩”本質上和朱允炆削藩沒有太大區別，都是帝王為了實現中央集權的行政手段，只不過“推恩令”來的相對溫柔，婉約。
朱允炆在即位後乾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削藩，相比經過“七國之亂”的漢朝，明朝的政治生態完整統一，軍事實力空前強大，藩王也沒有直接暴露出政治野心，“推恩”削藩的方式完全可以嘗試，況且朱允炆還年輕有的是時間，他為什麼不選擇“推恩”的方式逐步消化藩王危機？
先搞清楚所謂“推恩令”，沒有想象中的高上大。
《漢書·景十三王傳·中山靖王劉勝》中記載：武帝“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製封號，轍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這部分複雜的譯文意思很簡單，以前只有嫡長子可以繼承的爵位和封地允許庶子也可以繼承，並形成獨立的政治體系。
隨著諸侯王庶子們的地位大提升，原本一個人享受的蛋糕變成人人都可以咬一口，潛移默化的把地方和中央矛盾，轉化成內諸侯王內部矛盾，甚至兒子們之間為了權利你爭我奪，大打出手。間接達到分化諸侯王實力的目的實現中央集權，直到再也沒能力和帝王抗衡。
不管漢朝的諸侯王還是明朝的藩王，本質上是都是帝王的假想敵。
漢朝的的諸侯王和明朝的藩王還有很大區別，漢朝的諸侯國是完全獨立的政治體系，諸侯王在封地內擁有獨立的行政權、納稅權和軍勢管理權，除了名義上認可漢朝皇帝管理，實際上已經是國中國，這也是漢室吳楚七國之亂髮生的根本原因，在自我壯大後完全不鳥皇帝。
而朱元璋規劃藩王制時，為了防止藩王形成獨立的政權割據，擬定了一個制度約束藩王：分封而不錫土，列爵而不臨民，食祿而不治事，且不可參合四民之業，並能世襲罔替。藩王們沒有獨立的封地，不能隨意行動，而且還不能參與地方管理，只享受繼承權。
但總有例外，朱元璋在分封藩王后同時賦予個別藩王守護邊疆的使命，例如：燕王朱棣，秦王朱樉，寧王朱權等，他們除了擁有自己的護衛隊，還有數量可觀的軍隊用來抵禦外地，例如朱權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厲害的騎兵朵顏三衛，相比之下明朝的藩王對中央的威脅也不弱。
漢朝的“推恩”是否還適用於明朝“削藩”？
明朝不乏有識之士，早在朱允炆決定削藩的時候，高巍和御史韓鬱先後和朱允炆提議：
“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今盍師其意？勿行晁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諸王，子弟分封於南；在南，子弟分封於北。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削矣。”
這兩人已經分析透明朝藩王的弊端和優劣，認為以異地任職的方式間接削藩是最好的方式，戶部侍郎卓敬也提議讓朱棣改封南昌：“北平形勝地，士馬精強，金、元年由興。今宜徙封南昌，萬一有變，亦易控制。他們已經意識到藩王問題的嚴重性，尤其朱棣擁兵自重又不安分守己。
我們關聯朱允炆繼位具有很大的爭議性，藩王和帝王的矛盾也很難調和，但是朱允炆嫡長孫的身份是籌碼，所以削藩一事上朱允炆掌握了絕對主動權，這個蘋果該怎麼削，是朱允炆說了算。而“推恩削藩”是最好的應對方式，也不會激化雙方矛盾，在人事變動中不動聲色的解決藩王威脅。
效仿“推恩削藩”這麼好的辦法，朱允炆為什麼不用？
第一，朱允炆太年輕。從小到大習慣深宮應試教育，不知道江湖險惡啊，他單純的認為藩王就那麼回事不值一提。第二，受黃子澄、方孝儒、齊泰的影響。這三個人是朱元璋留給朱允炆的輔政大臣，偏偏三個人也是紙上談兵之流，而且還盲目自大，黃子澄就和朱允炆談過：
“諸王護衛兵，才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大小強弱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
黃子澄認為藩王充其量能自保，哪有實力造反？受天朝上國的思想影響，這三位輔政大臣也是積極支持暴力削藩。第三，朱允炆自己沉不住氣。朱允炆沒有當上皇帝的時候就一直擔驚受怕，也請教過爺爺朱元璋怎麼應付藩王問題，現在自己當了皇帝已經迫不及待的想解決藩王問題。
最終黃子澄、方孝儒等人的影響力大於高巍、韓鬱等人。朱允炆決定暴力削藩，在削藩過程中又否定齊泰先從朱棣下手的合理建議，從弱小的藩王開始，周王朱橚第一個被清算，緊接著代王、湘王、齊王等被收拾。這一輪削藩下來，給了朱棣充分的準備時間，而且原本不準備謀反的朱棣看到兄弟們的慘狀，也決定鋌而走險，結果被朱棣打著“清君側”的靖難口號奪掉皇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