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為了維持房價的溫和“上漲”，中國的經濟退守到長江一帶，在長江流域出現了由人口700萬以上的城市組成的都市圈或者城市群。可是，推進大城市化的進程中，卻忽視了大城市化本身的弊病——那就是城市的貧民窟和大城市化對於結婚和人口的負面作用。
事實上，大城市化對於經濟的良性增長的負面作用遠遠超過了其正面帶動作用。雖然剛開始大城市的繁榮會帶來經濟的增長和人口集中，但是，伴隨著大城市化而來的貧民窟以及人口婚育斷崖，會從深層次上影響經濟的真正繁榮。
以上海為例，雖然看著上海的經濟繁榮，人口增加。可是，上海的經濟繁榮基本上是過去40年從全國各地的新上海人帶來的。如果仔細研究，上海“本地”人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危機。如果沒有外來人口的補充，上海將是世界上老齡化最為嚴重的城市，也會是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城市。正是，上海吸引外來人口的進駐，掩蓋了上海這個國際化大城市的危機。即使是不斷有人口進入到上海，上海的危機已經很難不爆發。在上海，很多城市中心的老破小，居住著的是城市原住民，這些地區由於城市配套設施較差，未來會城市上海這座城市的貧民窟。城市貧民窟，是所有大城市的伴生品，紐約、倫敦、巴黎、東京、曼谷、香港這些城市都無法解決，相信上海也無法真正應對。這種情況將適用於所有的中國的大城市。
在中心大城市，年輕人的結婚與離婚過於頻繁，最後將直接影響到這些城市裡的生育水平。大城市化就是人口的粉碎機，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裡，人口的出生率都會斷崖式下降。年輕人生存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裡，巨大就業壓力，會造成這些城市年輕人不敢生育，不能生育，不願生育。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裡，職工的平均通勤時間在90分鐘到120分鐘，加上996的工作制，基本上已經沒有時間談婚論嫁，結婚率會進一步下降。在2020年，上海的離婚數是結婚數的一半。這會事實上造成，年輕人的恐婚，自然進一步會影響到生育意願。
更為主要的是，由於中國的特殊情況，年輕人在進入這些城市伊始，就揹負了鉅額的房貸，為了還貸節衣縮食，基本上就很難再養育新的一代。即使國家放開生育限制，中國的新生兒出生數量也已經連續下降4年，在2019年跌破了1500萬，估計在2020年，這個數據會更加驚人。雖然不會跌破1000萬，但是5連跌是一定的，預計會跌破1100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