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2 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双面间谍”？

黄韬铭

历史上最著名的“双面间谍”非常凯申同志莫属。

常凯申元帅，1927年起历任工农红军总后勤部部长；八路军、新四军总后勤部部长；1945年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开国元帅。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一大元帅，总装备部和总后勤部第一任部长。

常凯申同志从小就有一个理想，要推翻剥削阶级，解放劳苦大众。为了这个崇高的目标和理想，他加入了同盟会，毅然决然跟随孙中山先生投入到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的国民革命中去。

但革命成功后，他失望地发现，革命成果被三大财阀集团所窃取，广大人民群众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并没有丝毫改变。为此他陷入了深深的迷惘和低潮期，直到九年后平地一声惊雷，将社会主义引入了中国。于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和细心观察后，逐渐将目光投向了这股新兴的政治力量，并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求中国，于是秘密加入中共，但由于其情况特殊，为了保护他，并未同意他正式入党。

1924年，常凯申就任黄埔军校校长。秘密为党培养了大批优秀军事人才，如陈庚粟裕林彪等。反之对国军将领却没有那么用心，以致日后解放战争学长杜聿明等被学弟林彪狠揍，毫无还手之力，可谓用心良苦，布局深远。

后来，为了进一步学习和提高理论知识，他将长子尼古拉送往苏联学习，并在后来与苏联联姻。

1927年，由于斗争形势恶化，常凯申同志不得不发动四一二事变，像《风筝》里的“鬼子六”一样，违心地杀害了一些同志，以此麻痹反动派，达到继续潜伏的目的。后来日军侵华，常凯申初期指示不抵抗，实际上是故意留出空间和时间为党争取发展时机。

抗战中后期，常凯申同志巧妙地将国民党内各派系林立的杂牌军拼光打散，大大减少了日后我军解放战争的压力。

1945年抗战胜利后，常凯申同志借国共会谈之机，与中共领导人毛会见，借机向毛提供了大量国府重要情报，并与毛筹划日后解放战争的具体方略，并在毛的主持下秘密宣誓入党。

解放战争期间，国军多次轰炸陕西，但从未伤及毛，究其原因是常凯申同志有意提供错误的情报和坐标。后为消除反动派的怀疑，不得已给飞行员提供正确的坐标，但事先已经巧妙地装上了哑弹，这样，既保护了组织，又保护了自己。

解放战争期间，常凯申同志深知胡宗南的水平，故意多次赋予他围剿毛的任务，果不其然，都以失败告终。孙立人一开始在东北时把林彪打得很难看，常凯申同志立即敏锐察觉到这一点，马上果断采取行动，把孙打压下去，王耀武被围故意不救，指示郑洞国投降，着着布棋精妙。同时，将杜聿明从东北调到淮海战场，将杜置于进退不得的境地，以实现让粟裕军团围歼的战略意图。

接着，又命令傅作义撤到江南，其实是有意将傅推往中共，不然傅做个北平王还是能牵制一下解放军的力量的。

常凯申同志并未就此满足于自己的成绩，从此睡在功劳簿上，而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更加勤勤恳恳，为此，还主动申请负责运输和后勤工作，为我党提供了大量先进的武器和军需给养。最后，因此还被任命为运输大队长及后勤总部部长。

朝鲜战争爆发后，凯申同志有意出兵朝鲜，但被美军识破了他要与志愿军会合的真实意图，而被一口回绝。为了掩护凯申同志，朝鲜战争后国共双方又进行了象征意义的金门炮击。

毛为此发出公开通告，指示常凯申同志撤离，但凯申同志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因此拒绝撤离，继续潜伏在敌人的心脏，以待良机，完成统一大业。

常凯申同志死后坚持不下葬，因为他坚信终究会有一天，他会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到红色故土。晚年的时候，他常一个人静静坐在海的对岸，遥遥相望祖国大陆，充满了对祖国深深的眷恋和无限深情的热爱。

得知常凯申同志离世的消息，毛并没有显示出高兴的神情，而是一脸凝重地说了三个字：“知道了。”

朝闻历史

双面间谍，也叫双重间谍，但对这个词好多人有误会，以为是一个人同时为两方工作，在两头拿钱，谁给钱就给谁干活，其实这是职业线人，或说是情报掮客。反情报领域所说的双重间谍，是指一个人表面上为这个国家或其情报机关工作，监视和刺探另一个国家的情报，但实际上他是为那个国家或其情报机关工作，真实目的是监视和刺探自己所属国家的情报。双重间谍的历史有几百年了，但比较密集地出现在现当代，尤其是二战时期和冷战时间。由于数量实在太多，只能挑几个比较著名和传奇的介绍一下。

哈塔·玛丽（1876年8月7日至1917年10月15日）：真名叫玛格丽莎·赫特雷达·泽莱，哈塔·玛丽是她的艺名，她是是20世纪初著名交际花，结识众多的欧洲政要名流。根据传统的说法，她受英国军情五处招募，为英军的盟友法军刺探情报，但最后被法国以德国间谍罪名枪毙。哈塔·玛丽名气相当大了，后来在西方文艺作品中，成了女艳谍的代名词。

金·菲尔比（1912年1月1日至1988年5月11日）：著名的“剑桥五杰”之一，剑桥五杰是指剑桥大学毕业的五位青年才俊，但是为苏联情报机关充当间谍。其中，金·菲尔比是最典型的双重间谍。他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获得经济学学位，一向赞同激进的左翼思想，后决定把一生奉献给左翼事业，与苏联克格勃接上了头。1940年菲尔比进入英国军情六处任职，搞笑的是他的工作还是反间谍。菲尔比在1963年逃往苏联，继续为克格勃工作，获得上校军衔，最后病逝于莫斯科。关于菲尔比有不少文艺作品，值得去欣赏一下，比如《忠诚与背叛》和《剑桥风云》。

阿什拉夫·马尔万（1944年2月2日至2007年6月27日）：曾经是埃及的商人，后来认识纳赛尔总统的女儿，与其结婚，成了附马爷。后来马尔万由于对纳赛尔心怀不满，主动跟以色列的情报机关摩萨德接头，要求为他们从事间谍工作。一开始以色列不太相信这是真的，但经过多次情报测试，对他产生了信任。马尔万在萨达特当总统后，还升至埃及参谋总长的职位，能接触到大量的埃及机密信息，向以方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在以色列与埃及的斗争中立下汗马功劳。不过马尔万为以色列工作，一是出于泄私怨，另外也是要钱的，并不是为了信仰的双重间谍。马尔万后来到英国去投资和定居，但2007年在家中离奇地坠楼而亡，据信是被谋杀的。

为以色列工作的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女婿马尔万。

段宇宏

我党友人卫立煌将军。

卫立煌将军是国军陆军二级上将军衔，曾担任第一战区前敌总指挥、第二战区副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总司令、中国远征军司令，等重要职位。虽然，他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但是，他在很多关键时刻，都曾给予我党很大帮助。

抗战时，支援我党弹药。

平型关大捷后不久（1938年3月2日），115师师长林彪骑着马，不知不觉走进了阎锡山部队的防区。阎锡山的部下看见一位身穿日本黄呢大衣，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的军官，以为是日军军官，上来就是一枪。林彪中枪倒地，失血过多晕了过去。幸好，晋绥军认出是林彪，赶紧救治。

当年4月，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去延安访问，特意看望了林彪。卫立煌将军问林彪，有什么需要的。 林彪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礼貌的地摇了摇头。卫立煌见此，就暗示林彪：“譬如药品，食物，衣服……” 卫立煌知道，八路军对这些物资极为紧缺，就有意点拨林彪。林彪试探性的说：部队缺弹药。。。。

卫立煌将军果断答应：“一言为定，我就送弹药。”不久，卫立煌下令，给八路军送来100万发子弹，25万枚手雷，外加180箱牛肉罐头！

林彪道谢说：礼重了。

这可不是小数目，卫立煌将军肯定顶着很大压力，才给拨付的。

100万发子弹是什么概念？

1937年，八路军出兵抗战时，四万多官兵只有一万多条好枪，每条枪平均30发子弹。八路军平时只给五发子弹，打完三发就不舍得打了。所以，鬼子都叫我们“三枪八路”。1940年，八路军只有九万条抢，每条枪不到20发子弹！

1940年，百团大战时，八路军共计消耗了70万发子弹，缴获了34万发子弹！卫立煌将军送的子弹，够打一次百团大战，还有富余！

我都想对卫立煌将军道说一声：礼重了。

在辽沈战场上，卫立煌将军也是有功的。

1948年3月，蒋介石提出将东北部队撤到锦州，以便与华北傅作义配合，进可以夺回东北，退可以撤往关内。而卫立煌将军作为“东北剿总”司令拒绝了蒋介石提命令，力主固守沈阳、长春、锦州三大战略要点，保全东北。

5月，蒋介石让卫立煌打通沈锦路，将主力撤到锦州。卫立煌再次拒绝，将8个军24个师30万人，部署在沈阳及外围，作为防御中心。

辽沈战役开始时，东北野战军切断了北平至锦州交通线。蒋介石非常震惊，命令卫立煌从沈阳调兵支援锦州。卫立煌将军再次拒绝。

辽沈战役后，卫立煌回去就被蒋撤职软禁于南京。直到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卫立煌才获释，去了香港。

卫立煌将军是第一位回大陆的国军高级将领。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卫立煌将军喜极而泣，还亲笔写贺电给毛主席和周总理。

1955年3月，在周总理安排下，卫立煌将军从香港密抵澳门，然后坐小船，到广州回北京。3月17日，“卫立煌返回人民祖国”的新闻，就被各大报纸刊登在头条位置。周总理和毛主席先后宴请了卫立煌将军。

（文|勇战王聊历史）

勇战王聊历史

双面间谍太小儿科了，本答主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中国历史上的五重间谍，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世界间谍史上的传奇人物了，他就是我党历史上著名的地下党成员袁殊。

五重间谍

袁殊在世界间谍史，也可以说得上是赫赫有名了，他被间谍界称为“东方佐尔格”，很多人一听到他的名字都会竖起大拇指，啧啧称奇。那么，袁殊到底厉害在哪里呢？因为他一个人身兼我党、中统、军统、日伪、青红帮五重间谍身份，令人叹为观止。

袁殊既是我党的地下党成员，还是中统的高级特工，军统的特力干将，日伪的肱骨谍臣，青红帮的座上客。无论是国民党的军统和中统，还是汪伪政府的间谍系统，更或是杜月笙，黄金荣等青红帮大佬，他都可以游刃有余。但是最为让人尊敬的，他还是我党的著名地下党成员，为我党解放全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谍功彪炳

袁殊作为身兼五重间谍身份的王牌间谍，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都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是谍功彪炳。袁殊在抗日战争时期，利用他的日伪间谍身份，为国民党和我党提供了大量的情报，避免了中国抗日力量的大量伤亡，也给中国抗日带来了许多次重大胜利。

1941年，袁殊准确的获取了德国即将侵略苏联的情报，为此苏联中央还专门致谢过他。解放战争时期，袁殊利用自己中统和军统的身份，为我党提供了国民党大量的军事机密，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也做出了不朽的贡献。2015年的著名谍战剧《伪装者》中的明楼一角，就是以袁殊为原型的。

我的结语

袁殊作为一名拥有五重间谍身份的王牌间谍，在世界间谍史上都是一个传奇，所以我说题主想知道的双面间谍对于袁殊来说，太low，太小儿科了。

各位亲爱的网友，你们觉得呢？欢迎大家一起交流哦。

史话漫漫

我个人一孔之见，觉得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奇的特工人物就是潘汉年了。蒋委员长不顾军心民意，自持军力，置日本侵华华北危急不问，悍然率大军一举剿灭红军之际，不料西安事变，当啷入狱。蒋政权，宋家一片混乱，宋美龄问策无门，唯陈立夫急急独见中共特工潘汉年，拉入宋家，紧急之际，通过苏联斯大林信任的中共代表王明，将宋美龄的愿望转给了斯大林，只要中共放蒋，愿意结束内战，共同抗日，结果关键时刻，斯大林说服了中共领袖毛泽东，定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逼蒋抗日的大方针，彻底改写中国的历史走向，这是抗日战争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全面的巨大的历史性胜利的关键性一步。否则一旦杀蒋，中国政局一片混乱，内战四起，面对強大日军，只能被动挨打，逐被一一各个击破，陷整个中华民族极为不利之局面。潘汉年起到魔术般的惊人成功，最终中国出现了国共统一战线，为美国、苏联与英国所欢迎的中国抗日政府，亦迎来中共历史性的大发展…潘汉年终其一生，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但又有大恩于蒋委员长与宋家，在上海市解放前夕，陈立夫深怀感激之情，与潘汉年话别，竞一去台湾不返，结果这样的传奇人物，结局如此凄凉…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又最受蒋委员长敬重的中共著名特工潘汉年先生永垂不朽！

高友峰1

两面间谍不算啥啊，要玩多面。曾经有一位，身兼中共、共产国际、中统、军统、日伪、斧头帮、青帮七种身份，此人就是袁殊。

袁殊是湖北人，父亲是同盟会的老会员，成年后，到日本留过学。回来以后办了一个周刊，思想上比较左翼，这样一来，他就引起了潘汉年的注意，把他吸收为党员，加入到中央特科，中央特科当时是在周恩来领导下的情报机构，里面的故事很多。

袁殊加入中央特科，从事的是卧底工作。

首先是打入中统，这个比较容易，毕竟袁殊家里就有同盟会背景，在国民党内部有很多关系，通过介绍，他进入到中统，中统当时招人也算蛮随意的，有时候招聘一些技术类的人员，还搞社招，通过报纸招聘，也不搞审查之类的，很多人就是通过招聘就打入了中统。像钱壮飞就成为了中统的机要秘书，在关键时刻起了大作用。

袁殊进入到中统之后，当时的中统头子吴醒亚也想让他当卧底，把他安排到一个通讯社当记者。

这时候，他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

因为袁殊在日本留过学，这在日本人眼中，是容易拉拢的对象，据说，直到今天，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在日本也是很受器重的，当然，我说的是那种杰出的，不是跑过去混文凭的。日本教授对这些中国精英非常关照，其实就是烧冷灶嘛，拉关系嘛。

袁殊是学新闻的，对时事也很敏感，在上海交际广，日本领事就看上他了，把他发展为自己的间谍，一个月提供二百块的交际费，每个月给这个领事提供点消息。那同时，袁殊通过这个日本领事，也能知道一些日本的内幕消息。

这样一来，他从中统这里得到一些信息提供给日本领事 ，又从日本领事那里得到信息给中统，然后把这些信息提供给中央特科，这一下，就是三面间谍了。

这期间，他还跟斧头帮的王亚樵拉上了关系，成为王亚樵手下一个骨干的铁哥们，有了王亚樵这大树，他在上海的行动就方便了。

除了跟王亚樵的斧头帮有联系，他又加入了青帮，找青帮大佬杜月笙帮忙办过杂志社。

可以说相当吃得开，在上海没有他办不到的事情了。

到了后面，因为中央特科出了叛徒，这就是顾顺章叛变，当时差点把中央特科一网打尽，好在钱壮飞截获了情报，提前做了转移，但转移的也是最紧急的。还有很多转移不出去的，组织被破坏了，只好靠自己了。

袁殊就联系上了共产国际，成为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秘密情报员。这又是一重身份了。后面，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被查了出来，袁殊被抓，他在牢中供出了一些关系。

这可以说是一次变节，这时，他在日本的关系发挥了作用，袁殊在日本领事岩井的安排下到了日本，结交了一大批日本政界人士。这时候， 他通过关系，搞到了一大批日本在华驻军地图，把这个送给了中央。

中央特许他打入敌伪，继续潜伏下去。

这时候，军统戴笠也注意到他了，把他发展为军统的一名特工，这样，袁殊又成了三面特工。

当时，日本人出一大笔钱给袁殊，让他组织一个间谍网，而袁殊用这一笔钱安排了大量的地下党员。从事了大量对国家有益的工作。

到了抗战胜利，国民党还给袁殊一个中将，但第二年，袁殊就去了解放区，国民党这才知道他是中共的卧底。气得把他在苏州的家抄了。

到了建国后，他还见过老首长潘汉年，后面，因为这件事情牵连，他从55年坐到80年，在狱中写了一个文集，里面有很多老上海的信息。值得一读。

脑洞历史观

的确有不少著名的双面甚至多面间谍，如汪精卫阵营的第三号人物周佛海，汪伪特工总部“76号”的创始人丁默邨，以及唐生智的弟弟、国民党陆军中将唐生明及其夫人徐来。

周、唐、丁都身处汪伪政权的核心位置，又都作为卧底与重庆方面保持着密切联系，秘密为重庆服务。

但他们作为“潜伏者”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前周、丁二人是看到汪伪政权摇摇欲坠，为个人前途考虑才转投军统，唐生明则是奉命打入汪伪内部，执行策反等任务。

唐生明夫人、电影明星徐来

周佛海：从汪伪三号人物，到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方面的南京接收大员

周佛海追随汪精卫投日后，先后在汪伪政权中出任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军委会常委等军政要职，成为仅次于汪精卫、陈公博的第三号人物。

1940年，已隐隐有“上错贼船”之意的周佛海派人到重庆游说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开展“和平救亡”运动，以图“自救”。蒋介石拒绝了周佛海，反而要他找机会杀掉汪精卫，周佛海也拒绝了。蒋介石于是安排戴笠“照顾”周佛海。

随后，戴笠派军统特务将周佛海的老母亲关押在贵州息烽监狱“保护”了起来，实际上等于将她当作了牵制周佛海的人质。

一贯标榜自己“至孝”的周佛海，一方面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汪伪必败无疑，必须提前为自己铺好退路和出路，一方面又看到老母死后戴笠还亲自替他披麻戴孝为老人送终的照片，就秘密加入了军统，甚至与中统方面也保持着联系。

周佛海

周佛海返正后，在家中架设了两部电台，一部通接重庆的戴笠，一部通接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传递各种有关日军、汪伪的情报。他还利用职务之便，掩护军统特务在上海、南京的秘密活动，又释放了不少被捕的军统人员，比如军统南京直属组特务程克祥等。

另外，在丁默邨的协助下，周佛海借助日军华中宪兵司令部特科之手毒杀了“76号”的实际掌控人李士群。

抗战胜利后，周佛海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总队长，负责南京、上海等地的接收事宜。戴笠死后，周佛海被以汉奸罪关在南京监狱，1947年被蒋介石特赦死罪，改判为无期徒刑，于1948年死于牢狱之中。

丁默邨：从汪伪“76号”特务头子转为军统潜伏者，抗战胜利后被处决

与周佛海的情况基本类似，汪伪特务头子丁墨邨也是为确保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军统、中统接上头，成为了“三面间谍”。

丁默邨返正后，也与戴笠、顾祝同保持着秘密联系，提供情报、掩护军统人员等，并在抗战胜利前夕向蒋介石、戴笠保证，“必让浙江原样归还中央，决不让共产党抢去”。

陈立夫、戴笠也曾向丁默邨保证，“准许其戴罪立功。。。然后代为转呈委座，予以自首或自新”。

抗战胜利后，丁墨邨被戴笠暂时关押在白公馆。戴笠死后的1947年，丁默邨被以“汉奸罪”在南京处决，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也许，如果不是与周佛海、丁默邨保持单线联系的戴笠于1946年初飞机失事而亡，周、丁二人的最后结局，可能要稍微好一点吧？

唐生明：从国民党中将参议到潜伏在南京的汪伪要员，再到国防部中将部员

1940年9月，受蒋介石、戴笠委派的唐生明，携带家眷从重庆经香港抵达南京，参加“和平运动”。

因哥哥唐生智曾在北伐期间以及之后与汪精卫联手反蒋，加上在黄埔军校与曾经出任“党代表”的汪精卫有师生之谊，唐生明很快就获得了汪精卫的信任。

为了将戏份做足，戴笠还让唐生智在重庆报纸上发表声明，大骂弟弟弟弟唐生明为汉奸，从今往后一刀两断，并督促政府通缉唐生明。

并且，唐生明还利用作为电影明星的妻子徐来，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妻子在麻将桌上沟通情感，刺探到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同时，他也策反了不少汪伪的军政特等要员。

抗战胜利后，唐生明被蒋介石任命为国防部中将部员，等于正式“归队”。1949年，唐生明和唐生智一道，在湖南长沙参加了起义，投入了人民阵营。

徐来

总体来说，周佛海、丁默邨、唐生明等“双面间谍”甚至“多面间谍”，在认清历史大趋势的前提下，或者从汪伪阵营秘密为重庆国民政府服务，或者主动潜伏在汪伪的老巢，都也算明智之举。

至于他们的人生结局的不同，都与他们各自的选择有关，更与历史的主流趋势有关。

请关注@司马砸光，多谢~

司马砸光

他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代间谍，由于其特殊的身份，造成他在文革时期受到冲击，不过他从来不后悔自己曾经所做的一切。

知识改变命运，贫农到地主的跨越

今天我们的故事主人公叫做石志文，1916年的10月10日，石志文出生，正处在新旧时代交替的阶段，一切都那么的不平静。再加上父母早亡，让石志文从小就没有享受过父母的爱。

后来跟了一名继父，不过继父也没有什么本事，还是一个倒插门。不过继父做了一个最正确的决定，把他送进了当地的学校，让他一边工作一边读书。而这次也成为了他人生当中的转折点。

当时这所学校的校长看中了他，准备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而他也成为了校长的乘龙快婿，从此之后就可以专心读书，顺利的考上了榆林中学。

而因为学历的提高，也得到了国民政府每个月60银元的补贴。这个消息传到家乡之后，给了岳父很大的鼓动，为自己选到一个乘龙快婿要高兴，给他的钱就更多了，而这一年他16岁。

本来没过几年就已经完成学业，可惜在1935年正好碰到我们红军顺利抵达延安，国民党为了防止学生加入我党。于是要求所有外地学生不准回家，每天必须到学校指定地点报到。

作为一个读书人，国民党把他安排到了当地的一所学校当中，担任该学校的校长。本就与世无争的性格，也正好胜任这份工作。再加上后来连年战乱，对他来说这样的生活再好不过。

偶然的一次机会，成为了双面间谍。

谈及他成为间谍的机缘，还要谈到延安抗大毕业的赵去非。和石志文的经历相似，也是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陕甘宁地区。不过他是正儿八经的“军校”出生，肯定不能像他这样做校长。

在石志文担任校长的时候，甘泉小学所在的地区，恰好是赵去非的管辖范围。在他人的介绍之下，两人见了面。赵去非把国共合作背后国民党的阴谋诡计，告诉了石志文。

在当时时代下的文人，都有着各自的骄傲。当谈及民族大义的时候，绝大部分人都会义无反顾的投入到挽救民族当中，石志文也正是其中之一。从此开始了间谍的工作。

在短短的半年里面，搜集了大量的国民党的工作，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在1940年年底的时候，我党发起了驱逐陕甘宁地区国民党部门的总攻。甘泉县的县长等人被软禁。

但是到了后来，竟然有学生偷偷的从甘泉县逃到了洛川县。逃脱成功的消息传来之后，似乎又要引起一大部分学生和教师一同逃走。为了稳住这批学生和老师，石志文主动提出用苦肉计的方法。

把自己关押起来，因为石志文和这些老师学生的感情都很好，他们担心自己跑了之后，可能会让校长陷入危险之中。后来为了让石志文可以更好的工作，配合当地的乡绅，以求情的方式，把他“赶”到了西安。

从校长到中统特务的转变

被赶到西安的石志文，为了让自己获得更多有效的信息，准备把自己安插到敌人的心脏当中。而且上天也给机会，因为当时国民党要求被赶出来的人，必须自己去找工作。

但是找来找去，并没有找到价值非常高的组织。这个时候突然想起来当年西安事变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还在上学，国民党为了清除学生思想上毒瘤。曾经要求他们中学的所有学生，前往指定地点接受教育。

不过石志文认为这可能不是什么重要工作，所以就拒绝了白登榜的好意。不过距离此时还没几天，又碰到了另外一位同学张翼芳。经过他的介绍，石志文参加了省部的一个秘密培训。

在秘密培训正式开始前，国民党当然展开了一番细致的调查。不过查来查去，都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端倪，石志文也顺利的打入了敌人的内部。原来这个秘密特训不是别的，正是国民党的军统局。

整个培训班只有40多名学生，教导他们的是我党的叛徒杜衡，之前担任的是陕西省委书记。而他们的主要课程，就是如何打入我党内部，以及搜查可用资料。培训班结束之后，石志文又被分到了甘泉县。

又回到了曾经的老地方，来到此地的第一件事情，他就把特训营当中的40多名学员，所有的信息都默写下来，然后交给了赵去非。这可是一件非常大的功劳，有了这一个名单，就可以掌握他们所有人的活动。

石志文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说通了本地的一位党支部委员聂铭锡，并且得到了此地所有的反共文件。有了这份文件之后，石志文立刻把他送到延安。还见到了当时负责情报的布鲁和陈外欧等人。

从特务到游击队长的转变

等到延安方面把他们送来的反共资料确定好之后，又派了一名通讯员前锋把资料给他们送回来。但是在路上却失去了联络，后来延安方面加急通信，告诉他们前锋可能叛变。尽可能地处死他，否则立刻回延安。

在多日寻找无果之后，石志文带着聂铭锡一起回到了延安。可惜后来延安在1941--1943年发生了整风运动，也因为石志文的双面间谍的身份，遭受了很大程度的冲击。

他曾经给自己的领导写信，希望可以把他调走，不过被直系领导批评，就断了这个念头。之后还是被调到了延安边线，继续负责情报收集工作，就这样一直到日本投降前夕，都带着一支队伍不断的活动着。

一直到解放战争之后，本来可以享受几年平静的时光。但是也因为他双面间谍的身份，一直处处碰壁。从最开始的保密工作，到后来可有可无的文职工作。再到文革当中的一次次的批斗，似乎忘记了这位昔日的英雄。

一直到了1979年，他的问题才有了历史性的决定——他没有任何问题。不过如今已经63岁的他，早就超过了离休的年龄。也多亏了他当年的工作经历，让他的脑子比常人更加清楚。

91岁的时候，还能回忆起当年间谍生涯的峥嵘岁月。接触过的人发生过的事，虽然不能每一件都说的非常清楚，但是讲个七七八八还是非常容易。

史之策

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介绍佐尔格的事迹，他可是非常著名的双面间谍，也是一位非常传奇的间谍。他一个在日本工作的德国人却是苏联间谍，还帮助过我国红军，也曾拍摄日军侵华的铁证。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间谍是伟大的，因为间谍为了国家利益随时准备牺牲一切，是最危险的战士。同时间谍也是悲惨的，有的时候即使身份暴露了也因为国际关系而不能够被国家承认。在苏联历史上就有这样一位传奇的红色间谍，他的名字叫佐尔格。

很多时候，如果没有人主动披露，间谍的身份即使死亡很久也不会有人知道，佐尔格也是后来苏联领导人发现并且主动承认的。佐尔格出生在德国，本身是个德国人，还参加过一战并获得勋章。但是佐尔格对当时德国的黑暗环境深恶痛绝，转而学习马克思主义，后来应征进入苏联特务系统，经过一番艰苦的训练，佐尔格成为苏联一名优秀的特工人员，但是表面上佐尔格的身份依然是德国人。

佐尔格对中国也是有恩的，由于当时苏联和我党的关系密切，佐尔格在进入中国后，曾经利用多种手段从国民政府当中获取军事武器等情报，并由上级转到红军手中，对于当时红军的革命有一定的帮助。

由于德国和日本是盟国，佐尔格后来又奉上级的命令进入到日本，并在日本一家报社工作。苏联其实一直是防范日本的，而且苏联和日本之间也爆发过诺门坎战役等战争，苏联也担心日本的北上策略，尤其是日本一旦和德国双面夹击，苏联将极为被动。所以来自日本的情报对苏联十分重要。

在这方面，佐尔格为苏联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比如佐尔格在日军侵华期间曾经来到中国，经过他的考察，认定日本在中国的战斗将短时间内是不会结束的，苏联以此为依据调整兵力，将重点对付德国。尤其是后来佐尔格提供日本南下的情报后，让斯大林得以放心调集远东兵力回防莫斯科。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期间，佐尔格曾经拍过日军在侵略中国时犯下的铁证，比如佐尔格曾经拍了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很多照片一直流传到现在。在这些证据面前，日本对当年所犯下的罪行是无法抵赖的。

可惜的是，这样一位传奇的苏联间谍，被日本逮捕后，苏联政府却并不承认，而佐尔格当时也否认自己是苏联间谍，这也许是当时苏联政府和英雄佐尔格的默契吧。直到二十多年后，苏联政府才承认了佐尔格的身份，并授予他金星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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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哥聊史论古今

大家好，我是微知，我来答一下。

历史上著名的双面间谍很多，有的是被迫，有的是被收买，有的则是为了信仰。例如，二战时期，英国军情五局组织了一个“双十委员会”，把被英国俘获的德国间谍培养成双面间谍，进行“逆用”，其中一位代号“塔特”，为英国做出了重要贡献。1972年，曾参与这项工作的英国情报官员马斯特曼爵士写了一本《两面间谍》，来记录英国情报机构的这一杰作。

马斯特曼爵著《两面间谍》封面

我在这里只介绍两位——日本籍中共党员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他们的情报工作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军事科学院罗援少将指出：“他们是日本驻华情报机构的高级特务，同时也是中共早年培养的双面间谍。”1938年至1942年，以他们为核心的情报网，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情报，其中一件被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是二战期间最有战略价值的情报。

（一）信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本“后备间谍”

中西功（1910-1973），日本三重县人；西里龙夫（1907-1987），日本熊本县人。他们青年时期都就读于日本设在中国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西里龙夫是1926级的，中西功是1929级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隶属于日本外务省，成立于1900年，以培养“中国通”为目标，其实是为日本侵华培养职业间谍，有日本的“国策学校”之称。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校舍。

在这样一所学校里，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有两个人对他们影响最大。

第一位是他们的老师王学文。王学文（1895-1985）是江苏徐州人，1910年到日本留学，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师从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在日本人眼中，这位在日本学习、生活了17年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没什么区别，所以他能到东亚同文书院教书。实际上，王学文1927年在日本加入了中国共青团，同年6月回国后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到1937年，他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著名学者、大学教授，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在东亚同文书院，他影响了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一批大在书院读书的日本进步青年。

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的老师王学文

第二位是日本人尾崎秀实。尾崎秀实（1901-1944），日本著名记者，二战期间公开身份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秘书，实际上却是左尔格情报组的主要成员。1928年到1932年，尾崎秀实在上海工作，是日本共产党在上海的核心人物。1930年，西里龙夫毕业后在上海当记者，结识了尾崎秀实，并通过尾崎介绍认识了中国夏衍、胡也频等中国共产党人。1932年，中西功在回日本的船上认识了尾崎秀实，此后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中西功还曾代尾崎秀实写论文。抗战期间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向党组织提供的日本高层情报，有些就来自尾崎秀实的情报组。

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共同好友尾崎秀实

西里龙夫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较早。1930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联”举行成立大会时，是西里龙夫给提供的秘密会场。1934年，西里龙夫由王学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开始在中共特科做情报工作。当时，他主要在南京活动，以日本记者的身份，搞到不少国民党和日本的情报。

1931年，中西功在加入中国共青团，担任书院地下团支部组织委员。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他因为反对日本发动战争被迫回国。1934年，中西功再到中国，经尾崎秀实介绍，到“满铁”工作。他联络了一些在中国的同学，决定参加中共领导的反战斗争，由他负责寻找中共的关系。1936年，中西功专程前往上海，通过西里龙夫找到王学文，王学文把他介绍给中共上海特科。1938年5月，中西功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位日籍中共党员合影，左起：尾崎庄太郎、西里龙夫、中西功

他们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共产党？他们是日本的“叛国者”吗？在东京审判庭上的陈述中，他们阐述了自己的理念，对此做出了回答：

（二）功勋：二战中最有战略价值的情报工作

1938年5月，中西功调任上海。不久，西里龙夫去南京工作。党组织决定，先巩固上海、南京两处阵地，以后再向华北发展。这样，以中西功为首的上海情报组基本形成。西里龙夫一两个月回上海一次，汇报在南京得到的情报，很不及时，党组织又派方知达担任南京、上海之间的交通，负责把西里龙夫的情报送到上海。1939年底，南京情报组成立，西里龙夫等人的情报就不必再由上海方面转了。

为了配合两位日籍同志的工作，党组织派了十多位中国同志协助他们。比如，由中西功直接联系郑文道，郑文道联系钱明，钱明再把他们的情报传递出去。在这个组织里，日本同志之间是有横向联系的，比如中西功可以直接和西里龙夫联系；但中国同志之间是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相互之间没有横向的联系。

中西功的直接联系人郑文道，为掩护中西功跳楼自杀。民政部2014年公布的300名抗战英烈之一。

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搜集的主要是战略情报，这得益于他们的合法身份。中西功调到上海后，担任上海“满铁”事务所调查室负责人，这是“满铁”设在上海的特务机构，直接向“满铁”总裁汇报。不久，他还被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借调到特务部，这是日本占领军最重要的特务机构。

在日军内部，中西功以“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深受器重，他曾应日本陆军的要求，组织调查编写过一套10分册的《中国抗战力调查》。这套资料让他成为日军中红极一时的“理论家”，常被日本军政高层请去做关于中国抗战力量的报告。汪精卫投敌后，他又根据日本军部的命令，写过一本《三民主义的基本问题》，作为日本提交汪伪汉奸重建伪“国民党”的指导方针。这些身份，让他可以自由出入日本中枢部门，可以到“满铁”绝密资料室查阅情报。

1940年4月，中西功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上海“满铁”成立了“时事研究室”和“特别调查班”两个附属机构，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开展情报工作的掩护机构。他安排了十多位中共地下党员进去工作，郑文道还担任了“特别调查班”的负责人。

中西功供职的“满铁”总部。

西里龙夫到南京后，担任了日本“同盟社”南京分社首席记者、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奏任级嘱托（高级顾问）和伪“中华联合通讯社”指导官。他凭借这些身份，搜集了大量关于日本的政治、军事情报和内幕消息。

那么，他们搜集了哪些情报呢？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和保密性，现在我们还无法确知他们全部情报内容的详情。据当时为中西功做交通工作的钱明回忆，在四年多的时间里，中西功搜集到战略情报有300多件，其中主要有：日本政府对汪伪和“兴亚院”的指示；“满铁”公司毎月的月报；日军对我八路军、新四军每次举行“大扫荡”的重要军事行动，都能在一个月之前获悉，而且非常具体，如师团番号、兵员数量、从何处调来、部队长姓名、作战计划、扫荡路线，坦克、大炮、卡车有多少等；日本大本营会议和御前会议的机密内容（这部分情报主要来自尾崎秀实），等等。

中西功

此外，中西功还顺手做了不少其他方面的工作。钱明回忆说，有一次，我党一位 同志被“76号”特务机关抓了，组织上让郑文道找中西功设法营救。中西功想了一下，给“76号”写了一封信，说被捕同志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人，并派人直接去领。他派的人到那里就把人领回来了。还有一次，中西功从日本华北特务机关获悉，日军得到有八路军重要干部将从山西到河北去，日军准备中途设伏袭击。中西功连夜找到郑文道，让他火速电告延安，制止了日军的阴谋。

西里龙夫在七七事变前就开始为我党搜集情报。中西功到上海后，两人密切配合，在中国同志的配合下，提供了许多关于日本的战略情报。据方知达回忆，这些情报主要有：武汉沦陷后，日军前方将领和统帅部之间关于是否继续进兵的争执；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稳健派”和“激进派”在对华政策上的争执；“激进派”得手后，拉拢汪精卫集团，扶植伪政权，以及诱降蒋介石集团的情况，等等。此外，还有华中日军的分布、华北日军的改编情况、“满洲”关东军的兵力情况、日汪密谈的情况及进展、各路汉奸的内讧，等等。

西里龙夫

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最有价值的战略情报，是关于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情报。这要从当时的大背景说起。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7月，日军统帅部制定“关东军特别演习”计划，从本土调动军队到中国中国东北。此时，日本是南下攻击英美，还是北上攻击苏联，引起苏联、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美国等多方的关注。毛泽东提出，如果日本进攻苏联，蒋介石将压迫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要求八路军撤到黄河以北。同时，斯大林也来电，希望中共能抽调部分八路军北上，牵制在东北地区的日军。因此，搞清日本的进军方向，是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的当务之急。毛泽东不断向中央情报部催要日本动向、部署和时间的情报。中央情报部发给各地情报部门的电报，都在台头上写着“万万火急”。

上海党组织把这个重任交给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但是，这样重大的战略动向，岂是依据一两份情报就可以分析出来的？中西、西里两人围绕这个任务，紧急行动起来。8月，中西功借口去“满洲”出差，亲自观察了日军关东军特别演习的情况，搜集到日军准备南下的军队编制表。10月下旬，他又回了一趟日本，以拜访朋友为名，到日本陆军部进行侦查，了解到日本“南攻北防”国策的执行情况和部署。11月中下旬，他又从“满铁”绝密通报上看到日军南进部队的编制和各路将领的名单，得到南京日军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的消息。同时，西里龙夫给他发来密信，信中说日本关东军除留下20万防范苏联外，其余全部南调；日本海军集结的择捉岛南冠湾海域；11月下旬海军启动，航向东南。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事前，中共曾把这一情报通报给美国，但未引起重视。

11月底，中西功根据大量情报做出分析：1941年12月，日军将对太平洋多处发动袭击，最有可能的时间是12月的1日、7日和14日，其中12月7日发动袭击的可能性占90%以上。当这个情报送到中共上海情报系统负责人潘汉年手中的时候，潘汉年沉思良久，说：“如果事态发展证实这个情报，它将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证实了这个情报分析的准确性。日本投降后，美军接管了东京警视厅档案，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据档案编了一本《二战中最有战略价值的两件情报工作》。其中一件是“左尔格-尾崎秀实”做出的，另一件就是“中西功-西里龙夫”做出的。

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是在已经有危险的情况完成的这项任务。1941年10月，东京的左尔格和尾崎秀实暴露被捕，与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的处境危险。11月间，左尔格小组的一位成员发给中西功一封密电，电文只有三个字“向西去”，署名是尾崎秀实的笔名“白川次郎”，告诉他们赶紧撤往抗日根据地。但他认为他要继续为中国和日本的革命事业竭尽全力，迟迟下不了决心。5月间，他取得一个“随军调查员”的资格，准备随日军一起行动，相机撤走，这样可以为他将来再回上海埋下一个伏笔。然而，他刚到杭州，就在6月16日这天被东京警视厅的特务诱捕。同一天，西里龙夫在南京被捕。

（三）尾声：为中日和平友好继续奋斗

中西功和西里龙夫被押回东京受审。在审讯中，他们坦然承认向中共提供过情报，并表明这是出于信仰，但他们始终不肯说出联络人是谁。他们两人都有雄辩的口才，掌握大量的资料。中西功在法庭上列举了大量日本国内数据，无可辩驳地说明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结果，必然是导致经济崩溃和彻底战败。西里龙夫更是把审讯室当成讲堂，把法官和法警们当成学生，滔滔不绝地宣讲。主审法官经常被迫打断他讲话，说：“此处不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坛，今天闭庭。”

中西功在狱中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史》

1944年11月，中西功和西里龙夫被判处死刑。宣判书称：“彼等不怕牺牲，积极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长期进行侦察活动，其于帝国圣业、国家安全、大东亚战争及友邦胜负，危害之大，令人战栗。”在狱中，中西功凭记忆写了一本《中国共产党史》。可能是日本当局想从这本书里得到点什么，所以没急着执行死刑。1945年8月，正当日本当局要处死他们的时候，日本战败投降了。两个月后，他们根据美国占领当局“释放政治犯”的命令，被释放出狱。

1946年，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加入日本共产党。中西功后来一面参加日共活动，一面从事中国问题研究，著有《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的风暴中》等，1973年因胃癌去世。自从被逮捕后，他再也没来过中国。据他的夫人回忆，他临终前断断续续地说：“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的人们。……他们有了自己的共和国……”1984年，中西功的弟弟中西笃夫妇实现了兄长的遗愿，来到了中国。在上海，他们见到了中西功当年的战友钱明等人。

中西功夫妇和他们的孩子

西里龙夫后来回到老家熊本县，担任过农民联盟书记长、日共熊本县委员长等职，著有《在革命的上海》等著作。1982年，他应中联部的邀请访华，看望了老师王学文，以及当年一起在上海、南京工作的同志汪锦元、钱明、方知达等人，凭吊了当年为保护中西功而跳楼自杀的郑文道烈士。

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是史上非常成功的“双面间谍”。他们这样做，和大部分“双面间谍”不同。他们不是为了报酬或其他利益，而是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和中日和平友好的理念。当时上海的党组织和中国同志经济上比较困难，中西功还市场拿出个人的钱来交给党组织，或直接资助中国同志。

苏智良编：《左尔格在中国的秘密使命》

方知达等著：《太平洋战争的警号：记几位反法西斯战士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前后的情报活动》

许德良：《回忆日本友人西里龙夫》

肖心正口述、陈正卿采访整理：《刀光剑影中的上海情报生涯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