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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英宗赵曙(1032年- 1067年)，原名赵宗实，濮王赵允让之子，因宋仁宗无子，过继给宋仁宗为嗣，改名赵曙，是北宋第五位皇帝。
成长经历
赵曙是濮王赵允让第十三子。
苏辙《龙川别志 》载：“英宗皇帝，濮王十三子也，故本宫谓之十三使，母曰仙游县君任氏，或言幼时父兄不以为子弟数。”
他的母亲是濮王赵允让的侧室，赵曙是庶子，母家地位也不太显贵。小的时候，父亲、十二个哥哥都很漠视他。
宋仁宗无子，1035年，幼年的赵曙被仁宗接入皇宫，交给曹皇后(后来的曹太后)抚养，意欲用这种办法“招弟”。
两年之后，赵曙招来第一个弟弟，赵祯的长子出生。
不过，这个婴儿出生即夭折。
又过两年，赵曙招来第二个弟弟，取名赵昕。
赵昕出生之后，赵曙被送出宫，回归生父身边。
接着赵祯又有了第三个儿子，取名赵曦。
这样看来，赵曙似乎与皇位无缘了。
但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赵曦和赵昕先后夭折，由谁继承皇位又成了一个大问题。
随着宋仁宗赵祯年纪越来越大，建储日渐成为朝臣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可是作为皇帝的赵祯却对此避而不谈，甚至重责要求建储的大臣范镇。
从赵祯的角度来看，他当然希望把皇位传给自己的亲生儿子，他希望嫔妃们能再为自己生出儿子来。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后宫中又有人怀孕，令赵祯失望的是，这次生的还是女儿。
这时赵祯已经四十八岁，生儿子的希望越来越小，朝臣们关于建储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曾经被养育在宫中的赵曙，有着被选中的优势。
又拖了四年之后，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八月，赵祯终于下诏宣布赵曙为皇子。
值得注意的是，赵祯此时仍然留了一手，宣布赵曙为皇子，而不是立他做太子，一旦有了亲生儿子，赵曙还是会与皇位无缘。
皇子旨意已宣，但赵曙却不为所动，以生病为理由抗旨，拒绝搬到为皇子准备的居所去。
“使者往返数四，留禁门至四鼓，皇子终不至”。
王宫教授周孟阳到卧室问他：“你坚持称病，到底是为什么呢？”
赵曙回答说：“非敢邀福，以避祸也。”
周孟阳一语点破，说：“你现在不接受，假如能回去做藩王，就太平无事了吗？”
赵曙立刻起来说：“我没想到这一点。”
于是，赵曙立即迁居，并告诫舍人:"谨慎守好我的屋舍，皇上有了后嗣，我就回来。"
为仁宗和自己都留有退路。
继位纷争
嘉祐八年四月初一，宋仁宗驾崩。曹皇后招宰相韩琦翰林学士王珪等入，以皇子赵曙即皇帝位。
可看出，赵曙即位时，凶险异常，东平郡王赵允弼(宋仁宗赵祯堂弟)竟然直接出面争夺，宰相韩琦等有拥立之功。
疯病疑云
四月初一日，皇子赵曙即皇帝位，就是宋英宗。
四月初四日晚，赵曙突然得病，“不知人，语言失序”。
四月初八日，是宋仁宗入殓的日子。
这一天赵曙病情加剧，在这庄重肃穆的场合，居然“号呼狂走，不能成礼”。
发病突然，但也有迹可循。
如果从四岁入宫时算起，赵曙已经当了二十七年的备用品。
如果从赵曦和赵昕夭折算起，赵曙也已经“备用”了二十年。
在赵曙的青少年岁月里，他必须压抑自己的天性，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表现出一种符合他的身份的姿态。
在有希望继承皇位，又可能无法继承皇位的情况下，赵曙的精神不可避免地长时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从前途不定的备用养子，到君临天下，又忽然想到宗室虎视眈眈，后宫杀机四伏，自己一切都无能为力，精神压力可想而知，一时崩溃也是最好的解脱。
两宫失和
赵曙即位之初，由于生病便由曹太后垂帘听政。
一些宦官不断向曹太后说赵曙的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
英宗也由于小时候进宫又被送出宫的心理阴影，当着所有文武大臣，说曹太后对他没有养育之恩。
这话一下子激怒太后，辛苦抚养，又扶上帝位，最后却这样说，换谁都会生气。
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先对曹太后说:"您侍候先帝仁宗这么多年，天下谁不知道您是一个又贤德、又宽厚、又仁慈、又通达的人，为什么现在会和儿子过不去呢?他是个病人，您不至于和他一般见识吧。难道您希望别人象议论天下其他继母那样议论您吗?"
他们又对赵曙说:"自古以来，天下贤明的君主不计其数，人们为什么唯独称颂舜为大孝子?难道其他人都不孝顺?当然不是。父母慈爱而子女孝顺是很平常的事情。如果父母作的不好而子女依然孝敬有加，那才值得称道啊。过去太后是个什么样的人难道您还不清楚?您只管尽您作人子的孝心，相信太后一定不会亏待了您。"
在大家的劝解下，两宫之间的矛盾得以缓和。
濮议之争
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赵曙病体恢复，曹太后撤帘还政。
但濮议之争，也就是他亲身父亲的名分怎么定，彻底打破了宋英宗和曹太后辛苦维持的关系。
英宗亲政半个月后，宰相韩琦等人提议让有关部门讨论英宗生父名分问题。
以王珪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是仁宗堂兄，英宗应称其为皇伯。
而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英宗应称其为皇考。
他们请求英宗，将两种方案提交百官讨论。
百官对此反应强烈，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提案。一时间，针锋相对。
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如称濮王为皇考，也就是父亲，将置皇太后于尴尬的境地。
太后闻讯，亲自起草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不当称濮王为皇考。
其实，“濮议”并非单纯的礼法之争。
王珪、司马光等臣僚坚持濮王只能称皇伯，是希望英宗以此收拾天下人心，维护统治集团内部团结。
韩琦、欧阳修等宰执们考虑问题则更现实，深知仁宗已死，太后已无能为力，他们要一心一意拥戴英宗，毕竟英宗是皇权的现实代表。
这场论战持续长达十八个月，最终以曹太后的妥协结束。
为政举措
英宗自亲政起，继续任用仁宗时的改革派重臣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人。
期间边境太平，没有和别国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鉴于仁宗以来的弊政，英宗向执政宰辅们提出了裁救积弊的问题。
下诏将各品级官员的转迁年限加以延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冗官"现象给财政造成的压力。
为广纳人才、为国选贤，英宗命宰执大臣推荐德才之士以充馆职。
英宗非常重视书籍的编写整理，命司马光设局专修《资治通鉴》。
批示将书局设在崇文院，允许其借调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书籍。
还批准提供皇帝专用的笔墨、缯帛，划拨专款，并调宦官进行服务。
英宗的支持，极大改善了司马光修史的条件，使编写《资治通鉴》的宏伟事业自一开始就有坚实后盾。
司马光为报知遇之恩，在此后漫长的19年里，将全部精力都花在《资治通鉴》的编纂上。
应该说，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最后编成也有英宗的一份功劳。
因病去世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因病驾崩于福宁殿，享年36岁。
英宗有一定的政治才能，也有政治抱负，但英年早逝，不及施展。
机会与挑战留给了他的儿子、后世之君宋神宗。
浮光掠影史海波澜
宋英宗赵曙是宋仁宗的养子，他在位的短短四年间，主要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跟嫡母皇太后曹氏母子失和，闹得不可开交；第二件事为了给生父濮王赵允让争一个名分，跟大臣们斗了十八个月，史称“濮议之争”。
按照古代礼法，赵曙被过继给宋仁宗为子，就应该跟生父赵允让割断了亲情。他与曹太后的失和，以及追认赵允让为“皇考”，都是违背礼法的“不孝”行为。有意思的是，后人对宋英宗的“不孝”相当宽容，甚至有人把这个责任算到了宋仁宗头上。
我们先从宋英宗与宋仁宗的关系说起。
宋太宗赵光义有九个儿子，其中第三子赵元侃（后改名赵恒），就是宋真宗，第四子赵元份被封商王。宋仁宗赵祯即宋真宗的独生子，赵允让是赵元份的次子，后被宋仁宗封濮王。
也就是说，宋英宗赵曙，是宋仁宗的堂兄弟赵允让的儿子。
老赵家因为遗传病的困扰，传宗接代是个大问题，要么不生，要么成活率极低。宋真宗生了六儿二女，最后只活下来一儿一女，所以宋仁宗成了独苗。
宋仁宗更倒霉，25岁了，膝下空空。对古人来说，这个年龄还不能当爸爸，基本被断定患了“不育症”。于是在大臣们的劝说下，把年仅3岁的赵曙接入宫中，交给曹皇后抚养。不过，那时候的赵曙，身份比较尴尬，他没有被正式立为皇子，仅仅是寄养宫中。
大概是赵曙的到来，给宋仁宗“冲喜”了，两年后，宋仁宗刹不住车，儿女接二连三地出生。第一个出生的是皇子赵昉，只可惜出生当天就夭折了。虽然如此，至少他摘掉了宋仁宗“不育”的帽子。
第二年，长公主福康出生，第三年，皇次子赵昕出生。小赵昕很健康，宋仁宗很欣慰。既然有了亲儿子，再将赵曙养在宫中就不合适了，于是，7岁的赵曙被送回濮王府中。
可惜小赵昕没福气，才两岁就夭折了。也就在当年，皇三子赵曦出生，与此同时，皇女一个接一个地出生，也算给了宋仁宗一丝安慰。
然而，赵曦跟赵昕一样，也在两岁那年夭折了，从此宋仁宗陷入无穷无尽的期盼中。宋仁宗一生有十三个女儿，只有这三个儿子，全部夭折。即便这十三个女儿，也夭折了八个。
可是宋仁宗不死心，在期盼中一直等待48岁。大臣们不干了，皇上，俺们不是怀疑你的能力，万一，俺说的是万一啊......宋仁宗脾气好，他憋红了脸，同意册立赵曙为皇子。
可就在此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濮王赵允让辞世，赵曙以给父亲守孝为名，坚决不肯入宫。宋仁宗顺水推舟：不是我不想立赵曙，人家给父亲守孝呢，你总不能逼人家马上脱了孝服穿红衣吧？
这一等，整整等了三年，赵曙守孝期也满了，宋仁宗也自觉凉快了，他同意了大臣们的意见，准备立赵曙为皇子。可是赵曙还是坚决不同意：皇帝年富力强，我不能这么做。
大臣们坚决请求赵曙做皇子，赵曙坚决不肯，宋仁宗三心二意，这场皇嗣“官司”，一扯扯了一年多。宋仁宗扒扒手指头，自己都52岁了，疾病隔三差五找上门，看来这辈子没福气抱儿子了。
终于，宋仁宗拿出最诚恳的态度，要求赵曙接受皇子的册封。嘉祐七年，赵曙经过十几遍的推辞，体会到了仁宗的真诚，点头答应了册封，移居清居殿，临行前特地叮嘱旧邸侍从：我的旧邸保持原样，等皇帝有了子嗣，我还要回来的。
从3岁到30岁，赵曙的皇子身份一波三折，他都被折磨“熟了”，既期盼又害怕。不过，这次的折磨没过太久，七个月后，宋仁宗驾崩了，赵曙继位登基。
然而，赵家精神病遗传史再次作妖，它缠上了赵曙。刚刚坐上龙椅一个月，宋英宗赵曙病倒了，时而清醒时而神志不清。曹太后被迫走向前台，垂帘听政。
麻烦的是，宋英宗的病不同于一般疾病，不发作的时候跟好人一样，发作起来就产生破坏力。他说的话办的事，你也搞不清楚，哪个是真心，哪个是不能作数的胡言乱语。
这样的主子很难伺候，宦官们开始讨厌宋英宗，他们不断在曹太后面前拨弄是非，慢慢地导致曹太后与赵曙，这对名义上的母子，矛盾重重。
历史上曹太后是有名的贤后，赵曙在蕃邸，也一直以仁孝著称，两个大好人，却不能共融。这其中除了日常鸡毛蒜皮的小事外，很可能暗含了权力之争。宋英宗神志不清的时候，只能由曹太后处理政务，稍一清醒，又去跟曹太后夺权。
曹太后的政治倾向，明显偏保守，年轻的宋英宗则想有所作为，改革仁宗朝留下的弊端，这恐怕也是二人矛盾的焦点。
最后大臣们都看不下去了，欧阳修和韩琦两位宰相，不得不周旋于两宫之间，开导劝谏，协调母子二人的矛盾。这段历史，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一年后，宋英宗康复，曹太后归政。不久，韩琦就向宋英宗提出，给濮王上尊号问题。所谓上尊号，就是要给赵允让追谥皇帝的身份，恢复赵允让与赵曙的父子关系。
类似的事件，历史上还发生过两次，一次是汉哀帝，一次是嘉靖帝。这两次大礼仪之争，都历经数年，在朝中掀起惊涛骇浪，无数官员罢官丟职，甚至被处死。宋朝的这次“濮议之争”，也经历了18个月，一批官员把罢职。
一个名分有这么麻烦吗？很麻烦！古代的宗法制就类似于今天的宪法，它涉及到法统的传承规则，是社会和政权稳定的基本保证，虽不近人情，但符合现实需求。
按照宗法制，赵曙既然继承了宋仁宗的政治遗产，那你就得尽义务。什么义务？给人家当儿子，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人家“送饭吃”。而赵允让跟你赵曙不再是父子，所以，你只能管他叫“皇伯”。
所以，赵曙想称赵允让为“皇父”，是违背宗法制的，皇家嫡系一脉，会因为这次行为，遭到破坏。传统儒学认为，嫡系遭到挑战，必然导致众多的庶系觊觎皇位，从而威胁国家安全。
与韩琦一起，力挺赵允让为“皇父”的，还有大名鼎鼎的欧阳修。韩琦和欧阳修，都是名儒，他们为何公然破坏宗法制呢？
一方面过继斩亲制度确实不近人情，尤其对赵曙这位大孝子来说，他都已经替赵允让守孝三年了，怎么让他斩得了亲情？明朝“大礼仪之争”时，有人就提出了“继统”与“继位”的差别，肯定了“继位”不“继统”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韩琦和欧阳修有奉迎宋英宗的嫌疑，以期望获得信任，打击政敌。北宋从宋真宗开始，党争就越来越激烈，到宋仁宗时期，因为“庆历新政”，党争白热化。
韩琦和欧阳修，都是庆历新政的骨干，宋仁宗时期新政的失败，让他们意识到，皇权支持对新政的重要性。所以，“濮议之争”表面上是替死人争面子，其实是大臣们之间的权力游戏。
没人能想到，“濮议之争”最后以戏剧性的方式画上了句号。
由于反对势力太强大，欧阳修灵机一动，这件事如果获得皇太后的点头，任何人都无话可说。可问题是，曹太后能同意赵允让，跟自己的丈夫平起平坐吗？
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居然真的做到了，曹太后在欧阳修起草的诏书中，画上了自己的签押。至于曹太后为何同意签押，是个历史之谜。有人说她是在酒后被骗，稀里糊涂画押，也有说是身边的太监说服了她。
重新认回亲爹，宋英宗这个“违法行为”，居然被后世当作“孝行”，不由让人感慨，舆论其实掌握在少数士大夫手中，舌头往那边歪，都是道理。王夫之替宋英宗辩解说：
“濮王之薨，英宗尝执三年之丧矣。未为天子而父之，已为天子而不父，则始末不相应。而前之哀戚，以大位而改其素，安能不耿耿焉。此则仁宗之过也。”
可怜宋仁宗的政治遗产被赵曙继承，义务却被他甩锅，责任还要自己背，实在太倒霉了！
最好玩的是，获得了“皇”身份的赵允让，最终却没有享受到“皇”的待遇，他既没有获得皇帝的谥号，更没有庙号。也就是说，他没有获得到祖庙吃祭祀的饭票。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濮议之争”刚刚结束，宋英宗还来不及处理后续事宜，就驾崩了，他抢在亲爹之前，跑到祭庙吃祭祀去了！
宋英宗赵曙的驾崩，让“濮议之争”的成果，变成了烂尾工程！
寻根拜祖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北宋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经过朝廷大臣们坚持不懈的劝进，一位29岁的宗室子弟被迎入东宫，成为宋仁宗的继承人，仁宗为其取名赵曙。次年，当仁宗突然病逝之后，被宰相拥上皇帝御榻，成为宋朝第五代天子的，就是仁宗仓促决定的这位养子，他在位仅三年多一点时间，庙号为宋英宗。
宋英宗赵曙本名宗实，是濮安懿王允让的儿子。他被仁宗选为养子绝非偶然，不仅在于他4岁时就被仁宗和曹皇后接到宫中抚养，29岁立为太子时已是二度入宫了。而且他的父亲濮王允让也曾被真宗收养于宫中，准备立为太子，由于仁宗的出生，没能当上皇帝，但后来成了仁宗资善堂中的伴读。世间竟有这样巧的事，濮王没能如愿的继承大统，最终却在他的儿子身上实现了。
一、性情乖戾的新皇上
嘉祐八年四月八日，为已故先皇举行大验。这一天，英宗病情突然加重，在先皇灵柩之前号呼狂走，群臣不知所措，典礼当然无法正常进行。多亏了宰相韩琦当即立断，持杖拉下帷帘，抱住皇上，又唤来几名内侍，要他们加意护持。从而避免了更为尴尬场面的出现。
韩琦与其他宰执商量了一番，然后进见太后，请求太后仿天禧故事，垂帘听政，权同处分军国大事。为了能使皇上早日康复，二府大臣先后到郊坛、宗庙、社稷坛、景灵宫以及京师各大寺庙道观为皇上祈福，又派出二十一名使臣分赴各名山大川祷告。宰相韩琦还时常到宫中劝圣上服药。
然而，包括太后和众大臣在内，几乎所有常与新皇上接触的人都逐渐发觉，英宗此次犯病，不光病在身体上，恐怕还病到心里。皇上不单脾气越来越大，性情也越来越怪异了。
英宗自得病以来，就讨厌服药，韩琦亲执药杯送到皇上嘴边，英宗只饮了一点儿就推开了，弄得汤药洒了宰相一身，连太后都看不过去，忙命人取衣让韩琦换上，韩琦说不敢，太后道：“相公殊不易。”又让皇子端药服侍皇上服用，英宗一扭脸，连看都不看。
患病后的皇上举止无措，常对内侍耍态度，而且说打就打，说罚就罚，往往是毫无道理。左右人告诉了太后，太后前去解劝，无非是让皇上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失了体面。英宗哪里听得进去，借着自己身上有病，大发脾气，甚至还出言不逊。
太后十分委屈，一天见韩琦来了，就与他说了皇上的种种“不逊”行径。韩琦却认为皇上既然有病，什么事都该体谅，不能斤斤计较。就对太后说：“臣等只在外见得官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稳。”太后听了这话，很不高兴，沉下了脸：“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当然是在用心照管。”韩琦不顾太后脸色已非常难看，仍正色道：“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也照管了。”当时在场的人都为韩琦捏了一把汗。
新皇上的身体状况实在太令人担扰了，好几回看着已是红光满面，行步健朗，但说倒下就倒下。四月二十四日，群臣进殿奉慰，皇上卷帘出见，众人大喜，三上表请听政，皇上应允了。可临御也就一个多月，又躺倒在柔仪殿了，经过一个多月的修养，好不容易在七月十三日开始临殿视朝，可是整个人变了样，无论群臣上奏何等事项，端坐殿上的皇上就是一言不发。
天下不可一日无主，新即位的皇上临朝一言不发，行事乖戾，在此局面下，朝野士民只好把希望暂时寄托在先皇的遗媚——曹太后身上。
二、从垂帘到撤帘
英宗即位的当月，由于突然发病，曹太后被授与权同处分军国事的重任，于是，宋王朝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垂帘时期。嘉祐八年四月十一日，前来入对的辅臣先到英宗暂时居住的柔仪殿东阁之西室，向皇帝问安；然后再到内东门小殿，隔着一道韩帘，依次奏请当日有关要事。四月二十四日，英宗身体稍稍恢复，可以在仁宗灵堂上坐受群臣吊慰，大家也稍感宽慰。四天后，英宗开始上殿，与曹太后一同听政。
曹太后刚刚垂帘，知谏院司马光就进了一道令太后很不舒服的奏疏，疏中重提当年章献刘太后恋权不放的旧事，又说刘太后“以自奉之礼或尊崇太过，外亲鄙狠之人或添官职，左右谗谄之臣或窃弄权柄，此所以负谤于天下也”。他希望曹太后以此为戒，“凡名体礼数所以自奉者，皆当深自抑损，不可依章献明肃皇太后故事，以成谦顺之美，副四海之望。”
曹太后自己也注意到大臣们的态度。本来她是不大愿意抛头露面的，跟随仁宗皇帝20多年，她明白自己的身份，从不过问政治。温成皇后为了给大伯张尧佐升官，天天缠着皇帝，可身为正宫的曹氏，从没有为她的品爵低微的弟弟曹佾说过什么。这次她是被辅臣抬出来的，她没有必要毁弃以往甚佳的口碑，让朝臣动辄将她与专横的章献刘太后相比。
缘此，从垂帘一开始，她就小心谨慎，尤其在礼仪方面，绝不让大臣找到有什么出格的事。十一月，为仁宗皇帝出殡，皇太后要到京师东面的琼林苑迎奠，所乘大安辇只比肩舆稍大些，而且无扇筐，不鸣鞭，侍卫也比当年刘太后时减少了一半。
进入冬季以后，英宗的身体似乎一天天在好转，已能御前后殿视朝，一直紧闭的嘴也张开了，尽管说话还很少，毕竟能够发表圣见了。从宰执到侍从，无不为皇帝的这一可喜进步欢欣跳鼓舞，他们已开始在寻找让皇太后还政的时间和理由了。
可就在这时，忠心耿耿的韩琦发现，对政治素无兴趣的曹太后，在内东门小殿坐了几个月，竟然坐出了瘾，对交权与皇上并不显得像臣子那样急迫。
造成太后“恋权”的主要原因，表面上是皇上的精神状态尚未完全恢复到原先的样子，实质却是自英宗患病之后多次对太后无礼所造成的两宫隔阂。
自患病以来，英宗皇帝的性情益发乖戾，与曹太后的关系日益紧张。新的一年开始了，为了盼望英宗早日恢复健康，儒臣煞费苦心，拟出改元后的年号为“治平”二字，治者，天下大治也，同时也蕴涵皇上得治之意；平者，天下太平也，也包括了盼望皇帝平安的意思。
英宗不负众望，身体一天天好转。为了体现皇帝已能料理万机，御史中丞王畴请求皇上借祈雨的机会，车驾出行一次。
韩琦、司马光都很赞成，并积极作准备。太后对此当然不大乐意，她对韩琦说：“皇上病刚刚好一些，恐怕不便出外。”韩琦说：“皇上自己觉得可以出外。”皇太后又说：“大丧之际，仪仗所需素服还需要准备呢！”韩琦笑道：“这种琐事并不难办。”
至此，包括制造舆论在内，迫太后还政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剩下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来促使太后自己提出撤帘的建议，对此，韩琦信心十足，他早就想好了办法。
一天大臣向太后禀事，待同僚退下后，韩琦单独留下，请求太后允许他辞去宰相之职，到地方领一“乡郡”。太后先是大吃一惊，继而明白了宰相的意图，道：“相公安可求退?该退的是我，老身合居深宫，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韩琦明知太后的话并非出自情愿，却马上顺水推舟，历数前代那些贪恋权势的垂帘者之不明，又说今日皇太后慨然允诺皇帝复辟，是前代那些人所不及的。韩琦似被太后的这种无私精神所感动，再拜称贺。
太后听得不耐烦，正要起身回宫，韩琦赶上前，追问道：“台谏也有章请太后还政，不知太后决定在哪一天撤帘?”太后也不答话，起身就走。韩琦环顾左右，大声命令仪鸾司撤帘，韩帘拉开，犹能见到后屏上太后衣影一闪而过。当天，曹太后从宫中传出手书，表示要还政于皇帝。
三、两府反目
太后撤帘后的第三天，上朝的大臣们从英宗眼中看到了一种久违了的英气，犹似一年前皇上刚即位时的那种神采。果然，皇上的垂询国政也变得井井有条。
在王府呆了30年的英宗比仁宗更加清楚国家面临的困难。
当他在辅臣的帮助下，摆脱了先皇曾经受制多年的太后临朝的阴影，另一重阴影又笼罩在他身上，这就是建国100年来积累的种种弊端。要根除积弊，使国家达到大治，辅臣能否同心协力是个关键。遗憾的是，皇上的病刚刚有些好转，两府间的关系却日渐恶化，危及国政的党争又露出了苗头。
中书与枢密院的对立，到了年底之后才渐渐平息。这倒不是韩琦与富弼言归于好，他们两人的关系几乎到了势同冰炭的地步，所有朝臣都清清楚楚，皇上心里也明明白白。两府终能相安无事，是因为富弼采取了消极怠工的方式。
自打入冬以来，他就称疾养病，居家不出了，同时连上20余表，请求罢去枢密使一职，以便安心疗疾。英宗顾恋这位老臣，三番五次劝他留下，然而富弼辞意甚坚，拖了半年多，才在治平二年（1065年）七月，同意了他的请求，罢为河阳通判，授其为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宰执免职授使相，乃国朝惯例。
不料富弼连使相也不要，声称这不是什么好的制度，所以“固不敢当”。富弼善属文，这回又是连上八表，请免使相。英宗无奈，只得准许了富弼的请求。富弼马上递上谢表，读了这道谢表，英宗和满朝文武心中都很不是滋味。
对于英宗来说，他也只能留下韩琦，抛弃富弼，这不仅在于韩琦的定策之功非守丧在外的富弼所能比，更由于韩琦在两宫发生矛盾时始终站在皇上一边，而不是像富弼那样，表面上两面说和，实际上却老站在皇太后一边说话，对皇上进言时也欠缺应有的尊重。
富弼是带着满腹牢骚离去的，这一离去，竟是离开了短暂的英宗朝的政治舞台。当他重返相位时，已是英宗的长子——神宗皇帝初登大宝的时候了。
四、濮仪之争
英宗皇帝御朝不久，一件极为难办的事交到众位大臣们手上，这就是关于皇上的亲生父亲——已故濮王的名分问题。
英宗以养子身份继承皇位，他的已故生父濮安懿王的地位该如何摆呢?仁宗丧事方完，他就在韩琦的建议下，颁下诏令，要求礼官与待制以上官员集议有关濮王允让及其两位正妻谯周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和英宗生母仙游县君任氏的名分。
当时，翰林学士王提出，先王制礼，尊无二上，秦汉以来帝王，自旁支入承大统者，虽也有推尊其父母为皇帝、皇后的，均见非当时，取议后世，不能作为圣朝效法的范例。他建议按照先朝封赠亲尊的故事，为濮王追赠高官，三位夫人并封太夫人。
这一建议当然不会令英宗满意。经过一番廷议，中书奏称未见详定濮王当称何亲，名与不名，英宗要求再议。王珪心里明白，英宗是想将早已埋入地下的父亲也提拔成皇帝，但这一“破格”的追尊必会遭到恪守礼仪的朝臣的一致反对，并会受到后世人的嘲笑。
为了避免出现同时产生两位父皇的尴尬局面，王珪费尽了心思，想出一个折中方案：“濮安于仁宗为兄，于皇帝宜称皇伯而不名。”然而这一方案被再次驳回。参知政事欧阳修以《礼记》为据，称：“出继之子，对所继所生皆称父母。又汉宣帝、光武帝皆称父为皇考，今王珪等人议称濮王为皇伯，于典礼未有明据。”
实际上，秉承皇帝旨意的执政韩琦、曾公亮、欧阳修多次驳回翰林院的拟议，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他们尽快从礼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赶紧拟出合乎圣意的封号来，而翰林学士及朝中众臣何尝不明白这一点。但事关名节，谁又有这个胆子，在仁宗皇帝刚刚入葬之际，就另立庙堂，亮出另一皇帝的牌子来。正因为如此，两制与中书形成严重的对峙。
英宗本打算将此事交尚书省，召集三省、台谏共议，后又改变了主意，执政告诉皇上，台谏官员大都站在王珪一边，扩大讨论面只会引起更多的非议，于是英宗于治平二年（1065年）六月二十六日下诏：“如闻集议议论不一，宜权罢议，当令有司博求典故，务合礼经以闻。”
此时负责朝廷礼仪事务的判太常寺恰是老臣范镇，从当年他连上19奏请立皇子这件事就可看出他对礼制的认真。闻诏后，他立即率全体礼官上言：今陛下既尊仁宗为皇考，又要尊濮王为考，此为失礼。对于濮王，无论称帝、称皇、称考，立寝庙，论昭穆，皆非是。范镇还找出《仪礼》中的有关章节、汉代儒生的议论及魏明帝的一篇诏书，提供给皇帝作为根据。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濮安懿王的地位问题仍然“议”而未决，吕诲的11道奏疏如石沉大海。大臣们吵得一塌糊涂，英宗拿不定主意，从心里说，他是完全站在中书一边，盼着尽快给自己死去的父王戴上皇帝的冠冕，可作为新立之君，他又不能不顾及朝议。值此时刻，曹太后就成了关键性人物。
忽然一天，朝臣见到了太后的手诏：“濮安戴王、谯周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濮安懿王称皇，王氏、韩氏、任氏并称后。”
同一天，英宗装模作样地也颁下诏书：“称亲之礼，谨尊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英宗没有接受称濮王为“皇”和称母为“后”，但保留了称“亲”，并要求把生父濮王的坟莹设为陵园，即园立庙，以便子孙主奉祠事。实际上仍是将生父摆到与仁宗皇帝并列的位置上。
至此，闹了一年多的“濮议”才算是终于收场了。
五、英年早逝
英宗身体欠佳，自即位之初就大病不起，朝廷官员已经习惯了新皇上经常性的“不豫”。治平三年初冬，英宗又一次犯病，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皇帝的最后一个冬天。
英宗这次犯病，朝廷多数大臣并不清楚开始于何日。因为在就十月初，皇帝还专门写了一纸手诏给新提升为直龙图阁兼侍读的宠臣王广渊，自称：“朕疾少间矣。”意思是我的病马上就要治好了。不明真相的两制官员还为皇帝草拟了每两日一御迩英殿讲读的诏文。
到了十一月，皇帝非但未能像大臣们所期盼的那样出现在经筵上，反而病状加重，而且有些像先皇嘉右末年的样子，例如这位不到36岁的皇帝居然也失语了，虽然神志有时还清醒，但只能依赖于放在床榻边的一枝笔来传达旨意了。
看着英宗皇帝每日挣扎着在病榻上“处分”国事，每一位朝臣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宰相韩琦更是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再次扮演了顾命大臣的角色。
十二月二十一日，英宗病情加剧，辅臣都赶来探望。待大家都问候过了，韩琦上前奏道：“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见躺在榻上的皇帝略有点头之意，韩琦马上命人将笔送到皇帝手中，英宗费了好大力气，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七字。韩琦捧过来看了一遍，道：“必颖王也，烦圣躬更亲书之。”英宗只得又拿起了笔，在后面又添上“颍王项”三字。韩琦叫来内侍高居简，让他拿过这份“御札”，命翰林学士草制。
第二天，宣布立颖王赵项为皇太子。并决定于来年正月十九日举行皇太子册礼。
大约从辅臣逼立太子的行动中看出了不祥之兆，在提笔写下注明“颍王”的手诏的时候，英宗泫然泪下。见到如此情景，文彦博退出宫后对韩琦说：“相公看到圣上的脸色了吧，人生至此，虽父子也不能无动于衷。”韩琦冷冷地回答道：“国事当如此，有什么办法！”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初八，福宁殿再次响起疹人的丧钟。在位仅三年八个月的英宗皇帝与世长辞了。这时人们才想起，英宗的治平年号带有“水”旁，水火不相容，而本朝开国以来既定之“德”乃是火德呀！
英宗仓促离世，使尚未举行册礼的皇太子成为新的皇帝，这就是宋神宗。宋神宗赵项即位时年方20岁，他既不像少年即位的仁宗那样身旁必须跟着一位垂帘的太后，也不像多病的父皇英宗那样总是将家事国事交与辅臣决断。
年轻的皇帝充满了青春活力，加之进入皇宫时间不长不短，恰好能够比较完全地了解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又未及沾染上始终飘游于大内四处的陈腐惰气，父皇的老成、软弱却造就出儿子的刚愎性格，这又使神宗皇帝不会像他的前辈那样在各种压力下低头，决不会让松弛已久的岁月继续松弛下去。
英宗驾崩后第三天，三司使韩绛、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告诉新皇帝，他所继承的仁、英两代46年积蓄的“遗产”是多么沉重：“自康定、庆历以来，发诸宿藏以助兴发，百年之积，惟存空薄。”神宗即位后第二月，志图改革的大臣王安石回到了京师。
神宗皇帝与王安石即将在不久向积弊深重的朝廷发起挑战，将酝酿已久的改革设想付诸实践，从而为这个传袭了百年的大宋王朝注入新的活力。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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