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书籍的色彩之美

古时候,书籍的色彩之美

元代刻朱墨双色印本《金刚经》

以雕版印刷制作的古籍,多印黑色,间有双色及多色套印本,即根据分色的不同,为同一页书雕刻多块书版,再用不同的颜色分别涂在这些不同的雕版上,并分次刷印于同一纸面,合成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的书页,进而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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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湖州闵氏刻朱黑套印本《四书参》

套印本可分为朱墨双色、朱墨蓝三色、朱墨蓝绿四色、朱墨蓝绿黄五色等品类,其中以朱墨双色套印本历史最为悠久,也最常见。虽然习惯上把红色(朱)放在黑色(墨)的前面,而事实上以文字为主的古籍,一般是用黑色印主要文字,刷印在先,红色印天头的批语和字行间的评语与圈点,刷印在后。朱墨两种颜色所代表的文字,有主从之别,红色部分只是黑色部分的附属品,无法独立;黑色部分则可以不依靠红色部分单独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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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湖州闵氏刻朱黑套印本《花间集》

进入清代,套印发展出高级形式——穿插,即套印本从上到下竖排的字行,并非只是单一的黑色或红色,而是黑色和红色(或更多颜色)依照特定的需要间隔着混排。

套印文字的色彩穿插,最初是为了满足宫廷内的耳目之娱,如乾隆年间武英殿刊刻的《劝善金科》,即是一部穿插套印的杰作:卷端书名和行间的曲牌用黄印,书内各出戏名用绿印,演员表演的曲词和道白用墨印,角色及表示动作的说明文字用红印,此外曲词间韵、叠、句等文字表示用蓝印。各色文字还有大、小字的不同,五彩斑斓,很是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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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内府四色写本《江流记》上海图书馆藏

穿插后来发展到特定文本所服务,其创意则源于古籍整理的一种最传统的方式——校勘。如清代学者夏旹以泸州盐局的名义刊刻的《唐三体诗》即以朱墨穿插的方式复原了学者何焯所作校勘。《唐三体诗》原是南宋一位名叫周弼的学人编选的唐诗选本,之后元明两代多有人加以注释刊行。夏旹所得的本子,是清代著名的御用文人高士奇据一个明刻本重新刊刻的,该本因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声名远扬,但其中文字实际上已被高氏大肆删改过了。所幸的是夏旹发现,他手头的这部《唐三体诗》内,不仅有乾隆年间著名的学者何焯的批点,还有何氏根据明刻本所作的细致全面的校勘,据此可以恢复明刻本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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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十二年泸州盐局刻朱墨套印本《唐贤三体诗句法》“选例”

全书用墨色印底本高士奇刊本的文字,用红色印何焯校补的文字。如卷前原书选编者周弼的“选例”,也就是选诗的凡例,高士奇对之作了很大的改动,夏氏则以何焯的校勘为依据,再作全面的复原:凡直接可增补的文字用红印;高氏妄加或妄改的文字,则先上下加曲折号示意删去,再据原本实况决定是否在相关字行旁添加红印小字。如原书中“绝句”的“绝”字,均被高氏改成了“截”字,夏氏套印本即据何氏校,对该类“截”字都作了加曲折号并旁刻一“绝”字的更正。

此外又如日本汉籍中的朱墨双色套印本《孝经参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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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庆应四年刻朱墨套印本《孝经参释》

《孝经参释》的作者沼田藩本人熟读《孝经》,为了使日本儿童更容易理解这部东方经典,他采用不改变《孝经》原文,而为之添加若干文字的方法,使其通俗易懂。为了使经过文字添加后的《孝经》原文依然可以被读者分辨,该书刊刻时采用了朱墨套印的方法。

墨印的原典,在书中就如同千年古树,枝干虽然苍老,却纹丝不动地挺立在那里,成为后来新文本的不可或缺的支撑。而以添加文辞为基础的新文本,又以其惹眼的红色,展示着一己的才情,就如同老树身上发出的新鲜枝叶,摇曳多姿。套印本里朱墨二色的穿插,此时同样形成一种张力、一种美,呈现出一重前后相继、相互映照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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