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是周秦汉唐故都所在，地下地上拥有丰富的文物资源，盗掘古墓事件多发，掘井挖土和农田耕作时候，不时会发现文物。晚清民国时期，由于保护不力，致使大批珍贵古物、古代遗址遭受摧残与破坏。
新闻
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合组陕西考古会
（1934年1月27日）
面对此种状况，1934年成立的陕西考古会痛下决心，力图革除旧弊，期望能够尽快抑制陕西古物被肆意盗掘、盗运的势头，先后参与并受理了大量古物案件，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细致的调查、侦破与处理结案工作。
这里选取部分文物大案以飨读者。鉴于文章篇幅以及事涉今人等种种缘故，文章中隐去真名，姓名均使用化名，均用英文字母代替，请勿对号入座。
案例展现时尽量做到吻合案卷，客观公正；一些不利、不尊重涉案人员的语词，也尽可能予以扬弃。
一、凤翔县私掘古物案
1934年6月18日，凤翔县城附近突降暴雨，在县城外，更是水流成河，A某的田地内冲出大缸一个。
凤翔县东城门附近
（民国时期）
第二天天晴，家住县城的B某到这个地方挖土，发现大缸，里面发现宋金瓷器数十件以及其他古物，急忙回家告诉自己的母亲。
凤翔县八角开元寺
（1933年）
其母欲得此物，又恐地出宝物，私下占有或遭神灵降罪，乃至县城城隍庙求签保佑。谁料，她们求得上上签。
B某母女遂于20日中午伙同房东C某的儿子带着镢头前往挖掘，当时就将大缸砸破，取出全部古物，计用竹笼覆草遮盖，分作四次运回C某家中。
凤翔县东湖喜雨亭
（民国时期）
B某母女挖掘古物之事，让路过居民D某等人不经意间发现，告知田地主人A某。
A某立即前往C某家中查问此事，未料C某已与B某母亲商议，秘密将古物分割收藏。在文物出土地点的田主A某质问下，C某妻子及B某母亲都说所挖出的大缸、瓷碗等俱已破碎，无物可寻。
凤翔县东湖公园内苏公祠
（民国时期）
A某大怒，诘问年龄尚轻的B某究竟怎么回事？B某语言含混，致A某更心生疑窦。情急之下，A某将C某父子与B某母女告上凤翔县政府。
凤翔县A某控告的状纸
（第一页的开头）
A某不答应，仍坚持上诉。C某见状，恼羞成怒，乃"设谋定计，假设圈套"，让B某母亲手持剃头刀寻死，逼A某了事。A某无可奈何，便赴县政府跪地喊冤。
C某又托邻居拿十个大洋给A某。A某坚决不答应，又以出土古物之地与居民E某的田地相连，拉上E某一起，再次将C某等告上县府。
凤翔县政府在A某多次控告之下，遂将被告C某等人先行拘押。但不久该县政府在人情关系撮合下，竟将被告完全开释，判决无事。
凤翔关岳庙牌坊
（1936年）
A某闻讯后惊诧不已，偕E某再次催案，迫凤翔县政府开庭受理。案件一拖再拖，毫无结果。这时候，C某的"族人助谋云，若到不得已时，将古董献于公家，总不与民给一件"。
凤翔敬诚会馆之戏楼
（1933年）
因此，A某直奔西安告状，控诉于陕西省政府。
陕西省政府接报后，于1935 年4月26日发布第2289号训令，饬令该县李县长依据古物保存法第七条"埋藏地下及由地下暴露地面之古物，概归国有"之规定，"详查彻究"，追回古物，勿使流失。
陕西省政府第501号训令
（1935年5月16日）
陕西省政府又在5月16日下发批第501号训令，重申前令，并饬令凤翔县长"将挖出各件，悉数追缴，具复核夺"。
与此同时，陕西省政府还致函陕西考古会，让考古会委派专员予以配合，同时下发第501号训令命令凤翔县长"将挖出各件，悉数追缴，具复核夺"。
凤翔县城城墙
（民国时期）
凤翔县政府不得不召集原告、被告双方，重新审理此案，将所有出土之物追回，收归公有，并对于私挖和藏匿古物的C某、C某儿子以及B某母女责以严词，课以罚金，遂结案。
二、长安县私藏古物案
1935年，长安县南乡某村村民A 某因常年在外，无人耕作，雇请了一个伙计叫B某在家干活。11月28日这一天，B某去田里给东家A某干活，取土打胡墼。由于要干的活比较多，临时请一位村民，名叫C某的人一起干。两人协作愉快，有说有笑。
突然，B某、C某挖土时挖出了文物，发现了"玉炉一座、玉尺两件、玉璧两件、玉刀两件"。
香积寺
（1920年）
这些文物出土的地方，距离著名的唐代寺院香积寺并不远。这一片地方是人文鼎盛之地，因此出土这么多玉器，也并不奇怪。问题是，这些文物归谁呢？从而引发了一场轰动的官司。
A某的控诉状第一页
（1935年12月4日）
后来据田地主人A某说："C某等见物起意，隐匿不言，私将等物计（寄）于本村D某家。而D某父子一见，知为珍品，口头答应给B某大洋三十元，使勿外言"。
A某的控诉状第二页
（1935年12月4日）
12 月初，B某至D某家讨要许诺的大洋，谁知，D某父子与C某均否认有给大洋之事，双方因此大起争执。争执中发生肢体冲突，B某力衰被打，乃将此情告于A某，A某大怒，于12月4日写状向陕西考古会控告，敦请搜缴古物，为民做主。
陕西考古会第一次会议修正通过之办事细则部分章节
（1934年2月5日）
陕西考古会接状，派干事一人协同长安县政府职员一人前往南乡某村，秘密调查，查得古物出土地在"村南距约二百米"，"四面均属平坦麦田，出土物距地面仅有尺许，至发生古物就一般舆论与A某案称各节多属实情"。
西安南郊民国地图
（1934年绘制）
"D某闻A某报告官府后，于旧历十一月初五日请本村三名见证人，当面将古物交还C某，并未通知B某，且仅交出玉壁、玉尺、玉刀等，较原案所称数目尚短少玉炉一个"，今"C某携古物避匿不面"，村人均言"C某行动由D某父子指示"。
据此，陕西考古会认为，所出之物当为周秦时代，"玉尺两支"在"学术上、度量衡关系上至重"，"故必追出方安"。
因此，陕西考古会在12月7日呈函向陕西省政府汇报，请"派警传A某、B某、C某、D某等到案质讯"。
陕西省政府、长安县政府位置
（1934年地图）
12月9日，陕西省政府发布第7884 号训令，命令长安县翁县长"即便密速传提D某等到案质讯，勒令缴出原匿玉尺等件，并将经过详情具覆核办"。
长安县翁县长关于此案的手札
（1935年12月25日）
12月26日，长安县政府受命开庭审理此案，原告、被告各执其词，互不相让。在长安县政府和陕西考古会陪审人员的严词批驳下，C某等同意将玉璧、玉尺、玉刀等物缴还公有，余玉炉一个则未缴出。此日开庭，"谕令D某、B某等取保听候"，等待再审。
休庭之后，原告、被告各自寻找关系缓颊，致第二次开庭审讯玉炉案事终未成为现实，案件不了了之。
三、西安"伤兵"扰乱考古发掘案
1936年4月初，西安兴隆巷某民居中动土盖房，无意发现古墓一座。
兴隆巷位置
（1934年地图）
兴隆巷地望，当西安城垣南部东西向高阜北侧，南临南城墙，西接端履门大街，东南数百米近和平门一带，即为名闻遐迩的下马陵，俗称"虾蟆陵"。
董仲舒墓
（1928年）
下马陵一带，至晚在汉代以降就是长安城南一处重要的墓葬区，葬骨累累，明清以来居民建房取土时有见之。传说的董仲舒墓就在这里。
陕西省政府训令
告知各机关配合陕西考古会工作
（1936年）
这次居民盖房发现古墓的事情，让西京筹备委员会调查员夏子欣闻知，立即报告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张继。
4月8日，张继指示该会秘书长龚贤明致函陕西考古会，"请设法办理"。
陕西考古会第三次会议
（1936年11月16日）
陕西考古会接函后，立即"派助理干事顾端甫察看后，决定自本月十一日开始发掘，仍由顾助理干事督工以明究竟"。彼时在场者，尚有西京筹备委员会派员夏子欣。"
陕西省会公安局汽车巡查队
（1932年）
考古发掘的第一天，就来了好多人围观，妨碍了发掘的进行，因此，陕西考古会专函请陕西省会公安局安排就近公安分局派公安生二名，维持秩序。
谁料当日下午四时许，突有军人教养院军人十余名强进发掘范围地内拥挤，致碍工作。经该员劝其退后，不惟不听，反喊声用砖石瓦块任意乱抛，工人内多负伤，顾干事腰部受伤较重"，迫使发掘工作不得不"半途中辍"。
陕西省政府委员会发布
有关国立北平研究所拟与陕西省政府合组陕西考古会议决案通知
（1933年11月3日）
事件发生后，陕西考古会立即向陕西省政府发函报告，详述事情真相："似此目无法纪，若不从严惩办，考古前途殊多障碍。""除本会负伤人员即为医治外，所有军人院军人殴打本会发掘职员等情，相应函达，即希贵府查酌办理"，并希望"贵府转饬公安局即派武装警士前往弹压，俾便继续工作"。
武装警士戴防毒面具训练
（1934年）
民国时期某伤兵教养院上课情形
（1933年）
这样的回函，让陕西考古会大为不满。兴隆巷冲突，盖因军人教养院对属下往日约束不力，军人教养院地址在西安东县门街，其成员往日缺乏约束，屡屡惹是生非，给驻地附近居民造成很大的烦恼。
如果这一次隐忍，必致肇事者更为浮嚣，何益于世？陕西考古会故力主严办。在考古会强烈要求下，陕西省政府不得已再发函件，训令军人教养院严肃查处，不得推诿。
于是军人教养院收回成命，提出道歉。
西安南大街
（1935年）
陕西省政府
（20世纪30年代初）
更离奇者，获悉事端发生而姗姗来迟的省会公安局于事端平息后，还闪烁其词地报告省政府，谓兴隆巷冲突，已"饬派服务员前往，会同考古会以和平方法处息矣"。
"伤兵"滋扰考古发掘现场事件发生在省垣西安通衢，而承担秩序维持的省会警察竟不能负责挟制，导致发掘者一人重伤，多人轻伤，造成恶劣影响。
董仲舒祠堂
（1936年）
这样，迫使此次考古发掘来去匆匆，不得不草草宣布收场，以至于后来发掘资料的保管整理，也不得不搬迁到下马陵东侧的董仲舒祠悄然进行。
陕西考古会第一次会议签名
1934年2月5日
从1934年2月陕西考古会成立至1941年解体，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陕西考古会之上述举措，不仅使大批珍贵古物免于流失与毁坏，而且还极大地震慑了盗掘、走私古物的不法分子，对于其后陕西一地古物法令制度的建立、健全，以及全社会古物保护意识的滋生、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选自《陕西考古会史》，此书的相关信息如下：
罗宏才 著
《陕西考古会史》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
2017年
"一部著作耗费作者二十多年的心血……回味无穷。"
——张岂之（西北大学原校长，现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
"依靠历史图像与文献资料……集合成一部使人振奋、催人遐思、令人感慨的历史画卷。"
——石兴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原院长，著名考古学家）
罗宏才 教授
罗宏才，现任上海大学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美术考古，主持国家级重要课题多项，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著作有《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慈恩印象》《陕西考古会史》《西部美术考古史》《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等著作20余部。
罗宏才教授讲座信息：
题目：关中道上：1933—1935年的美术发现
讲座人：罗宏才
讲座时间：2018年6月15日 19：00
讲座地点：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图书馆一层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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