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擅长写大侠。像《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的郭靖，襄阳城头拒万敌，卧榻犹思靖康耻，从一个草原长大的朴素少年，最终成为人人服气的“侠之大者”。又如《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从丐帮的青年才俊，到契丹的南苑大王，最后慷慨一死，内心想要换取宋辽和平。无论是港版还是张大胡子那版，萧峰之死都赚足了观众的眼泪，他的死，也是一次“大侠的殉道”。
即便是一声逃不开儿女情长的张无忌，金庸也借他之口，说出几番大义凛然的话。且看《倚天屠龙记》片段：
“杨逍道：“我们要杀他（朱元璋），自然不费吹灰之力。不过朱元璋招兵买马，攻占州县，只杀得蒙元半壁江山烟尘滚滚，我大汉的河山，差不多有一半让他们光复了。这是真正的大功劳。咱们歃血为盟，共举义旗，为来为去，还不是为了这件大事。朱元璋、李文忠这些人是杀不得的，就算他们背叛明教，只要他们真能光复大汉江山，将蒙古鞑子赶回去，咱们还是不能动他们一分一毫。”
张无忌点头道：“不错！与大汉江山相比，明教为轻；与大汉千万百姓相比，明教的教众为轻。明教败后可以再兴，我大汉江山倘若给异族占了去，要再夺回可就千难万难了！”
杨逍、范遥、韦一笑、五散人等先后站起，各人都是毕生谋干大事之人，大局的孰轻孰重，心念一转，便即了然，均觉如以明教为重，江山为轻，不免是心怀自私，非大英雄、大豪杰的仁侠心怀。”
在张无忌、杨逍、范遥、韦一笑、五散人看来，以天下为重，弃一教一人之私利，才是“大英雄、大豪杰的仁侠心怀”，以至于即便朱元璋有意加害张无忌，后者也没有以怨报怨。
有趣的是：张艺谋的争议之作《英雄》，以刺客刺秦王为情节，也有意探讨“行侠为何”的命题，却挨了金庸老爷子的批评，金庸很不喜《英雄》，他从根本上不能同意《英雄》的价值观。
《英雄》最具争议的情节在结尾：刺客无名入秦宫，与秦王不过几步之遥，可在几句对话后，他确认眼前的君主不该杀，无名以社稷苍生为由，要求秦王一统中国，结束经年战争和历史恩怨。秦王惊魂未定，无名死于秦兵矢如飞蝗的箭雨之中。
明眼人看得出这是对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的一次大改，甚至可以说是反转。荆轲答应了燕太子丹，就一定要杀了秦王政，奈何身死事败，挡不住历史的滚滚潮流。而《英雄》里的刺客，不杀秦王的直接原因却是为了“天下”，刺客认为一统天下更有利于止战安民，而秦王是一个有能力一统的君主，所以他宁愿一死而不杀秦王政。
批判《英雄》者，认为张艺谋的处理是在给集权暴政唱颂歌，将“一统”作为侠的最高价值取向，却忽略了侠的为民、行仁一面。但换个角度来看，尽管张艺谋的处理方式存在问题，《英雄》中的刺客，和《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的诉求，又是多么相似？他们都在追求侠客为天下、为国家和谐而奋斗，为此不惜牺牲自我利益。
可悖论是——大一统的天下，统治者要诛杀武侠。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侠客被政府视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他们的面貌也不像武侠小说中那么正面。颜师古说:“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人也。”不少任侠却凭借力量鱼肉乡里、枉顾法纪，甚至做起了一方恶霸，成为中央官员们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所以，侠这个群体，由于它宣扬个人意识、轻生死重然诺，且有意做政府之外的公义“仲裁者”，天然就与专制统治有对抗的一面。让侠来成就专制的胜利，不免违和。
当武侠还是刺客，他们不为国。
《墨子·经上》说：“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而侠，“俜也”，即放任和气力之意。最早的武侠已不可考，但这个群体被史书大量记载，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到汉代达到一个高点，《史记》有《游侠列传》，《汉书》也记载了任侠的事迹。
重然诺、守信义、轻生死是侠的特点。《游侠列传序》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刺客列传》提及的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他们正是重然诺，轻生死的代表。如刘明珠语：“朝廷追杀之人，如果游侠认为是不公正的，就会救人之急，把他藏匿起来，再尽量设法扭转局面使这人转危为安。这种行为延续了“乱法犯禁”的传统。统治者的是非判断并不能影响游侠的价值观，如果统治者不义，被冤屈的人幸好还有求救于游侠这一条路可走。”
而在春秋战国的乱世，侠更多以刺客或食客的面貌出现，不同于“侠之大者”的解释，他们做的事却恰恰是目无国家无君父的体现，谁令他们引以为知己，可以为之托付，他们就愿意为谁卖命，比较有名的便是专诸、要离、聂政、豫让、荆轲。比起“为国为民”，“士为知己者死”更符合他们的理念。而这一时期任侠的气质，可谓慷慨悲歌，任性用情。故而任侠多出于燕赵，《管子》记载“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而邯郸城的人“相聚游戏，悲歌慷慨”。
最初的武侠不为国，国家这个词被发扬光大乃至成为一种价值取向，与大一统王朝的推动密不可分。陈子昂《感遇》诗之三五：“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越来越多士人要建功立业实现抱负，就不得不依附国家共同体，服膺个体为国家服务的价值取向，于是，就连处江湖之远的武侠也渐渐被这种价值取向吸附。其实，与其说这就是武侠的理念，不如说它代表了书写武侠者的价值取向，而书写武侠的人，多为知识分子。
属于武侠的“小时代”
邓晓芒说：“ 20 世纪80-90 年代，中国读书界几乎都是刚刚引进的港台武侠小说的天下。”那时候的武侠是怎样的呢？他解释道：“那些侠客和义士个个身怀绝技，敢作敢当，扶危救困，义薄云天，在江湖之上来去自由，恩仇必报。但唯一的缺点就是：不现实。武侠小说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武侠影视，凭借夸张、渲染、编造和特技，创造出来的是一个似幻似真的神话世界。中国古代神话不发达，且大都失传；而武侠小说就代替了神话的位置，成为了成人的童话。”
让武侠成为半人半神式的人物，是八九十年代武侠小说、武侠片的主旋律。在这些作品中，武侠是正义的裁判、是社会秩序的守护者，也是百姓的救命人。
但近些年的武侠片精神有了微妙的转折。反映大侠精神的片子没有断，可与此同时，一批转而关注“个体”生存的武侠片浮出水面，他们热衷于探讨一个人如何夹缝中求生存，尝试将家国情怀从侠的身上卸下，而让侠更多接触原本看起来卑微而苟且的事情，侠的行动目的，不再是为了拯救天下、牺牲为国，而是去生活，去保全自己。这是一种观念的分歧。一边，是侠在人的头上；另一边，先成人，再为侠。
尔冬升翻拍的《三少爷的剑》，也具有相似的精神。古龙的作品本身就很肆意，他的侠可爱中还有一丝邪气，也许没有大格局大情怀，却秉持着“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像《三少爷的剑》，古龙就是想写一些可爱的人，想写人性的复杂和多面。“因为他们敢爱敢恨，敢哭敢笑，因为他们讲义气、有原则。”
《绣春刀》系列迎合了近年来武侠片的趋势：放弃金庸、古龙式的奇绝武功招式，追求一切动作合理化；放弃刻画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的大侠，着力刻画在时代乱局中小心求生的任侠；尽量淡化成全集体牺牲个人的意识，尽量还原一个个“人”的具体价值。而这个趋势，从金庸写《鹿鼎记》时已经开始，只是在如今被发扬光大。
徐皓峰也是这个趋势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小说家，拍电影。《师父》、《国士》、《刀背藏身》、《倭寇的踪迹》、《民国刺客柳白猿》和《柳白猿别传》等，大部分都已经改编为电影，且收获较好口碑。
徐皓峰的武侠片风格，用他自己的话讲，他的武侠是打得有理、打得漂亮，但武打只是呈现武侠生活状态的一种方式，他要写的，是一位有任侠精神的人如何周旋人情世故，经营自己的一方田地。
如果说郭靖和萧峰所在的武侠世界，是一个大时代的写照，那么今天的武侠世界，某种意义上在走向“小时代”。大小并不以领土疆域而定，而是某一时期内武侠形象的共同倾向和理想诉诸方式。在大时代里，武侠希望大家成为“侠之大者”，从个体演变为集体的精神象征，他们的武功玄幻奇绝，飞天遁地无所不能，是“超人”般的存在。而在小时代，武侠被人情世故缠绕，所思所想常常反映出个体的局限性，他们从家国叙事中退场，转而关注自身与那些生活中的边缘人。
于是，我们在大荧幕中看到越来越多“平凡”的武侠，看到沈炼冲冠一怒为红颜，生死却逃不过大人物的裁决；看到津门武林拼尽全力，敌不过军阀的长枪短炮；看到叶问沉浮半生，时代却已不属于武侠。
于是，神话回归现实，武侠藏身日常。好在侠气仍在，点一盏灯，喝一杯酒，我酒浇我剑，凭栏见月明。武侠一直在变，而侠气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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