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金融可以顛覆歷史》
一場股災
為大清王朝的崩潰埋下深刻伏筆
近代上海外灘
19世紀是工業革命的時代，汽車及橡膠輪胎的發明和迅速普及導致全球市場上對橡膠的巨大需求。新材料和新能源的應用如同今天一樣自然在資本市場獲得最快的響應，同樣也會推動過度的反應。當時的超級大國英國和新興大國美國的橡膠進口量從1908年起連續每年大幅遞增，導致倫敦市場上的橡膠從1908年的每磅2先令跳到1910年4月的12先令，而當時的橡膠成本僅為1.6先令。
清末，國人和汽車有了“親密接觸”
一時間，全球各地有條件的橡膠產地特別是東南亞地區都建立了無數的橡膠公司，而且都充分利用尚在創新時期的股份公司形式向投資者伸出橄欖枝。上海作為當時的亞洲最發達的資本市場，自然成為橡膠投資的焦點平臺。事實上，當時的上海，橡膠已經走進大眾生活。除汽車外，三輪車、人力車也都換上了橡膠輪胎；一到暴雨天，上海人會在布鞋、皮鞋外套上一雙膠鞋，再穿上橡膠雨衣，可照常出門。
儘管當時許多國人還沒有坐過汽車，但已經對其產生濃厚興趣，例如以汽車為道具拍照片
據英國《泰晤士報》估計，從1909年底到1910年初的幾個月裡，南洋地區新成立的橡膠公司有122家，至少有40家總部設在上海。這些公司有的剛剛買地，有的也不過才把橡膠樹苗種了下去，甚至還有很多是皮包公司。它們紛紛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大肆招徠資金。受到國際金融投機風潮的影響，上海的橡膠股票大受歡迎。當時有一家名叫“地傍橡膠樹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股票交易所開盤價為每股25兩白銀，不過一個多月後就漲到了白銀50兩，整整翻了一倍。面對如此大賺特賺的發財機會，那些擁有大筆資金的在滬華人和“老外”，哪裡捨得失去！於是紛紛加入搶購橡膠股票的行列。一些太太小姐們為了買股票，甚至不惜換首飾、賣鑽戒。
巴黎汽車聯合會舉辦從北京到巴黎的汽車拉力賽時，參賽汽車從北京出發
搶購狂潮讓很多人一夜暴富，這更加激起了人們的投機慾望，以至於股票的實際價格超過票面價值數倍、甚至數十倍。歷史數據顯示，在當年的橡膠股災爆發前，華人大約搶購了80%的股票，剩餘20%則為在滬外國人買走。許多華人最後不滿足於在上海搶購，甚至調集資金漂洋過海到倫敦去“炒股票”。
位於上海黃浦路一號的西商眾業公所是外資控制的在中國經營的股票交易所（成立於1891年，為中國第一家證券交易所），在該所交易的股票多屬於英美法日等幾個國家。僅1910年6月一個月內，西商所就安排了30只橡膠股票上市，其中英國公司佔了三分之一，一舉捲走白銀1350萬兩。除了外商經紀公司外，許多中國機構和錢莊也僱用經紀人參加交易。
清末，在滬買辦的一次聚會
當這些橡膠公司的股票在一個月內迅速上升十幾倍時，人們所熟悉的一幕自然不可阻擋了。無數新貴和土豪紛紛傾囊而入，普通職員甚至貧民也將致富之路賭在橡膠股票上。投資者無暇判斷股票真偽，一味哄抬股價，從上海一路買到倫敦。當時，華商在上海投入資金近3000萬兩白銀，在倫敦投資超過1000萬兩白銀。其結果是，上海這個號稱當時遠東最大的金融中心已經無資可融，市面上的流動資金，尤其是錢莊、票號的流動資金，都被橡膠股票吸納殆盡。
1910年年中，全球經濟突然逆轉，倫敦股市立刻暴跌，導致遠在上海的橡膠泡沫瞬間破碎，全數橡膠股票公司灰飛煙滅，眾多投資者和企業家人間蒸發，股票市場就此停業。鑑於無數中國的錢莊票號深度捲入投機，呈現連鎖破產局面。為此，時任上海道臺蔡乃煌與兩江總督和江蘇巡撫上奏朝廷，宣統皇帝特別批准向外國銀行借款渡過危局。很快，上海得到350萬兩外銀和300萬兩官銀，市面暫時平穩，錢莊、票號得以緩息一時，勉強挺過第一次股災的衝擊，並撐住了上海乃至全國的金融秩序。
清宣統二年，藍格志橡膠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孰料，股災引發的第二波衝擊接踵而至。1910年9月，正值當年庚子賠款的付息時限，按慣例上海該承擔190萬兩白銀。此時，蔡乃煌已把這筆官銀拿去“救市”，並希望朝廷能為上海的這筆“份子錢”墊支以渡難關。可是昏庸的朝廷大員完全不懂市場運作，反而認為蔡藉機“恫嚇朝廷”，於是將蔡革職並要求其立即繳款。蔡被逼無奈，只得向上海各錢莊催要官款。此舉一出即不可收拾，最終導致當時的龍頭錢莊源豐潤和義善源相繼破產。至此，上海金融業宣告崩潰。
隨後，金融危機從上海一路絕塵，向天津、重慶、廣州和北京擴散，繼之而來的是全國工商業的大恐慌，並引發了第三波股災效應。其中，江浙地區所受衝擊最大，南京、鎮江、揚州、蘇州、杭州、寧波等六大經濟重鎮倒閉了18家著名錢莊和票號。受它們的牽連，多數城市的民族金融機構全面陷入癱瘓和破產。作為大清金融財政的重要支柱，錢莊、票號深度捲入投機，並受到重創乃至呈現連鎖破產局面，讓與之關聯密切的官僚買辦資本、商業資本和民間資金也飽受侵蝕，從而不得不相互拆借，越陷越深。與此同時，外國銀行也停止對中國金融機構的拆款，並催促還款，這直接導致中國的新興工業和民生陷入災難，並且被外國資本把持。
股災中力圖“救市”的上海道臺蔡乃煌（中）
至此，自1903年以來，中國連續六年的經濟增長被這次全國性的橡膠泡沫所摧毀，步入大蕭條，清末新政的成果毀於一旦。粗略統計，華商在上海和倫敦兩地股市損失的資金在4000萬至4500萬兩白銀之間，而當時清政府的年可支配財政收入不過1億兩左右。如此鉅款的外流，讓清政府入不敷出的財政狀況雪上加霜，不得不啟動國際大借款以苟延殘喘。於是，後面的事情便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發生了：股災次年（1911年），清政府將商辦鐵路“收歸國有”，以路權為抵押向列強借款，由此引發“保路運動”，並進一步導致辛亥革命的最終爆發。可以說，正是這次中國近代以來的第一次金融危機為清王朝的崩潰埋下了伏筆。
一張鐵路債券
竟成為“壓垮”清王朝的最後那根稻草
中國金融博物館完整地保存了一張1911年5月20日發行的債券：面值20英鎊，年息5釐，九五折實付，期限40年；債券簽名的手跡出自盛宣懷，他也是這場借款風波中的關鍵人物。正是這張沉浸了歷史密碼的舊債券，告訴了我們辛亥革命背後的金融“顛覆性”力量。可以毫不誇張地講，這張債券直接引發了這場結束中國兩千多年封建帝制的大革命。
著名的湖廣鐵路債券（面值20英鎊）
19世紀末，環顧當時整個世界，許多國家將修建鐵路作為啟動工業文明和經濟建設的國家政策。1889年，在清政府新政期間，朝野上下越發認識到鐵路對於國家振興的重要性。於是，清政府決定修築鐵路，也制定了借債築路的政策，這也是洋務運動的重要內容之一。清政府批准設立中國鐵路總公司，向比利時、英國、美國和俄羅斯等國借款修築不同路段的鐵路。作為回報，清政府不得不開放鐵路修築權、管理權以及收益權，各國列強也以此控制了中國許多交通樞紐，使得國家權益嚴重流失。在民間資本的壓力下，清政府又頒佈新策允許民間集股參與修路，民間人士熱情高漲，各省相繼設立鐵路公司，由此出現了一段民間鐵路建設的高潮。
對此，盛宣懷始終堅持鐵路建設是國家的支柱產業，對國家財政起到關鍵作用，必須由政府出面籌款建設。更兼“橡膠股災”後清政府財政捉襟見肘，需要不斷向外國借款，而鐵路幾乎是大清在海關和港口權益之外唯一可以為外國接受的抵押權益。於是，1911年，時任郵傳部尚書盛宣懷提議將川漢、粵漢鐵路的股票改換成官辦股票，有不願換票者給還股本或發還六成，其餘四成發無息股票；川省鐵路股實用款項，給國家保利股票，餘款或附股或興辦實業，不得由股東收回。事實上，這就是用官訂價格強制將民營鐵路國有化。
同年5月，盛宣懷又在北京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簽訂了《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粵漢鐵路，湖北境內川漢鐵路借款合同》（這就是前文所提到債券——又稱“湖廣鐵路債券”的由來），借款600萬英鎊，由四國均分承擔，以兩湖厘金及鹽釐稅捐作抵押，並聘用英國、德國、美國總工程師各一名，分別修造粵漢鐵路和川漢鐵路。至此，上述本來屬於民辦的鐵路，被清政府強行收走，並將鐵路收益權抵押給外國人。
清末，國人和鐵路也開始了“親密接觸”
清政府的這一草率和霸道行徑，遭到民間資本的強烈反對，各省於是成立保路同志會，以“破約保路，維護完全商辦”為宗旨，抗議清政府出賣路權，後發展成為大規模的保衛路權運動，四川則成為保路運動發展最為迅速、激烈的地區。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眾所周知：四川諮議局致函四川總督趙爾豐，要求轉奏朝廷暫緩接收川漢鐵路。但是，清廷非但不順應輿論和民情，反而下令趙爾豐彈壓，最終釀成“成都血案”。由此，保路運動發展成為各地群眾的武裝反抗，同盟會乘機組織同志軍在各地發動起義，把保路運動推向高潮。趙爾豐向朝廷告急，朝廷派湖北新軍入川協助鎮壓，造成武漢地區兵力空虛，籌劃已久的革命黨人乘機起義，武昌終於得手，辛亥革命從此啟動並大獲成功。
當然，大清王朝的腐敗和滅亡只是時間問題，國際壓力和國內變革力量已經成熟。風雲際會之時，金融的顛覆性力量終於破土而出：600萬英鎊的四國借款壓力直接導致清政府強力收回民營鐵路，隨之而來的保路運動則成為辛亥革命的助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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