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之戰，劉備大軍伐吳，卻不帶諸葛亮隨軍的原因，除了確實需要諸葛亮留守後方、保障軍需外，更大原因是諸葛亮從出山效力劉備起，就一直主張聯合孫吳，共抗曹操，並且還是締結
孫劉聯盟的直接操盤手。此時孫權破盟斬將，臣服曹魏，蜀漢政權的重大外交失敗已經成為事實。作為“孫劉聯盟”這一項目的直接負責人，諸葛亮的立場當然就變得十分尷尬。
而且其親兄長諸葛瑾又在東吳身居高官顯爵，深得孫權信任，為中司馬、宣城侯，掌管中樞機要。
長期以來，孫權一直刻意利用諸葛瑾、諸葛亮兩人的兄弟關係，令這個敦厚長者負責對劉備方的交涉，常年成都、江陵、建鄴間來回奔走。
雖然諸葛亮為避嫌疑，從來只和兄長在外交場合相見，私下絕不會面。但他們兄弟二人的書信往來一向不斷，除家事外更時常談及國事。通過這種兄弟私信來傳遞信息，一直是蜀漢和東吳外交的重要聯繫方式。
當孫劉聯盟的利益立場一致，雙方密切配合，聯繫緊密時，當然是公私兩便，皆大歡喜。
當雙方的利益立場出現分歧裂痕時，由諸葛瑾來作為東吳使者，也能令劉備顧及諸葛亮這個頭號輔弼的顏面，不好貿然破臉。
所以當劉備攻陷益州後，出面討要荊州的是諸葛瑾。（【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
雙方簽訂“湘水之盟”中分荊州，劉備讓出長沙、桂陽兩郡時，吳國使者也是諸葛瑾。（【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
孫權破盟，呂蒙白衣渡江襲取荊州後，諸葛瑾直接參與了攻殺關羽的戰役，戰後更加封綏南將軍、南郡太守，成為荊州中心江陵的地方官。
當劉備臥薪嚐膽備戰兩年後，終於為關羽興復仇之師，和孫權已經是水火難容時，諸葛瑾又奉孫權之命，寫了封被後世史家譏評為“奢闊之書、辭章之費”（粗俗點說，就是狗屁不通）的書信給劉備，勸其罷兵，理所當然被劉備束之高閣。
瑾與備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暫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諮之於群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
孫權既如此厚顏，將諸葛瑾這張外交牌打得行雲流水，劉備讓諸葛亮暫時迴避對吳交涉，遠避成都，也是應有之義。
對劉備怒而興師東征，連趙雲都看出不妥，甘犯龍顏，切言諫阻：「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
但這一樣番言辭，趙雲可以說，蜀漢朝堂上沒有任何人因此會質疑他的忠心，只因為趙雲是冀州時就追隨劉備的元從將領。而既是諸葛瑾之弟，又是此前孫劉聯盟倡導者的諸葛亮就確實說不得。
雖然劉備對諸葛亮信任有加，不大可能因此心生芥蒂，但如一心想為關羽報仇雪恨的張飛，還有那些心心念念儘快打回荊州老家的荊州士人和將領，他們又會怎麼看待？
所以諸葛亮雖並不贊同劉備東征，也只能緘默不言，兢兢業業做好大軍的後勤工作，並且在劉備大軍於夷陵之戰慘敗後，才怏怏然說“若法孝直（法正）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以一句“事後孔明”之嫌的嘆息，來表達其根本不贊同伐吳的立場。
當然，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劉備苦戰半生，才得到益州一方基業，此時年近花甲，志氣已衰，已經沒有了早年孤注一擲的冒險精神，並不敢真正放手一搏，豪賭天下。
漢末時益州少經戰事，受戰亂破壞損害遠小於北方各州，不但地域遼闊，同時戶口眾多，人力資源甚為充足。夷陵戰敗後，光是巴西郡徵發諸縣兵員就得五千人，由馬忠帶隊去援救劉備。奉命督江州的趙雲部同樣兵進永安，迅速穩定了戰局，而經歷這場喪師5萬人的慘敗，僅僅數年後，諸葛亮又迅速重組了一隻數量在10萬左右的強大軍隊，足可證明即使經歷了關羽軍團的損失，劉備在東征前可動員兵馬，仍然不少於15萬人。
然而劉備東征卻只動用了中軍主力4萬人，黃權的江北軍1.5萬人，用金帛收買武陵蠻軍1萬人，合計不到7萬兵馬。
所以他雖然和陸遜在秭歸對峙經年，但戰役規模打的始終是有限戰爭，而非全面戰爭，更希望通過正兵流穩紮穩打，迫使孫權讓出荊州，並沒有真正把自己所有家當全壓上，去和孫權不死不休。
此前因為劉備軍在漢中戰役力抗曹操的主力中軍，巴蜀地區的民力一度告竭，到了“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的地步，經過諸葛亮數年的苦心經營，才能支持劉備發動一場新的大規模攻勢。
所以，為了保住自己好容易才到手的益州基業，對劉備而言，諸葛亮留鎮後方，治理民政，供應軍需，當一個“蕭何”的意義，要遠大於他隨軍東征，做一個“張良”式的大軍參佐。
綜上所述，劉備出征不帶諸葛亮，卻將蜀漢政權的大後方全權交付，既是對諸葛亮能力和忠誠的無上信任，也是對此時立場尷尬的諸葛亮的精心保護。
劉備如此態度，其他蜀漢官員自然就無人再敢以“孫權破盟”“諸葛瑾從攻關羽”等事為由，對諸葛亮彈劾發難。此舉體貼備至，再一次彰顯了君臣二人的“魚水情深”，當然會令諸葛亮感激涕零，終於為蜀漢政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耗盡畢生的光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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