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御器廠到底始設於啥時候，在有關史籍中有不同的記載。成書於明嘉靖年間的《江西大志》說在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1402年）。而成書於清嘉慶年間的《景德鎮陶錄》則說是洪武二年（1369年）。《大明會典》卷一百九十四，“陶器”條有這樣一段記載：“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燒造供用器皿等物，須要定奪樣制，計算人工物料。如果數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窯興工。或數少，行移饒、處等府燒造。"如果洪武二年已經建立御器廠，似乎就不大可能有用“行移饒、處等府燒造”的方式了。
御器廠的任務是燒造官窯器供宮廷使用，包括朝廷對內、對外、賜賞和交換的需要。御器廠初設時有窯廿座，宣德年間大量燒造時，增至五十八座。御器廠的窯有六種不同的類型，分工計二十三作。在前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分工協作可以使生產專業化，它是提高生產力的主要的辦法。分工協作在我國古代官手工業中久已實行，但是它和民營手工工場有著本質的區別。
馬克思主義認為：“在古代世界，在中世紀，在近代殖民地，間或也有大規模的協作，但是它是以直接的統治服從關係，特別是以奴隸制度為基礎。資本主義的協作形式卻是自始就把自由的出售勞動力給資本的工資僱傭勞動者作為前提。”
御器廠所採用的協作形式，便是以封建的超經濟強制為前提的。御器廠平時由饒州府的官吏管理，每逢大量燒造時，朝廷都派宦官至景德鎮“督陶”。
明代御器廠不斷地為朝廷生產瓷器，其數量從見於記載的幾次大量燒造看來，就很驚人。宣德初（1426年），為奉先殿中季永樂及洪熙的祭器。就燒造了大量的龍鳳紋白瓷祭器。宣德八年（1433年）根據尚善監的“需要”一次就要燒造龍鳳瓷器四十四萬三千五百件。正統六年（1441年）北京重建三殿完成，光祿寺提出為膳食用，要燒造以金龍、金鳳作裝飾的白瓷和青龍白地花缸。
成化年間，雖無確切數字可據，但《明史》也說：“燒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費不資。”正德年間兩次委派宦官至景德鎮監督燒造大量瓷器。到嘉靖、萬曆年間，燒造量更大了，有幾年每年要燒十萬件左右。這沉重的負擔，是景德鎮制瓷業一個大的災難。
御器廠對景德鎮民營制瓷業的破壞，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佔用了最熟練的制瓷工匠；獨佔了優質的瓷土和青料，並且限制民窯的產品品種；用“官搭民燒”的辦法對民窯進行盤剝。
御器廠所需的勞動力有兩類，一是具有生產技能的官匠，二是當輔助工的普通勞力。有技能的官匠又分兩部分。一部分是所謂“上班匠”。明代把手工業者編入“匠籍”，景德鎮的匠籍戶例派四年一班赴南京工部上班，但如果交納一兩八錢“班銀”，就可以自己從事手工業生產。然而，御器廠若要燒造瓷器，這些工匠，仍要被迫自備工食去御器廠“上班”。按規定，這些上班匠只要在一次燒造任務完成後，就可歸去。但是，繁重的御器燒造任務，往往連續不斷，沒有一個完結的日期。因此，有的工匠在交納了班銀後，實際上還要在御器廠常年無償勞動。其結果是“正班各匠服役，今二十餘年，未得停止。告部繳查，又因燒造未完，未造冊繳部。身服庸役，又納班銀，亡所告訴，實不勝困”。這一部分官匠常年維持三百多人的名額。他們被編入御器廠的二十三個作。
另一部分是所謂的“僱役”，主要是指數量較少的繪畫藝人和燒龍缸的“大匠”，敲青匠、彈畫匠等。名義上，對這些招募的工匠給以工食。例如，各作招募的工匠日給銀二分五釐，往往是一句空話。被招募的人“雍作與官匠同而無分毫僱值……”。這些有特殊技能的工匠，是怎樣招募來的呢？嘉靖二十六年二月，江西布政使給北京的呈文中說：“鮮紅桌器，拘獲高匠，重懸賞格，燒造未成。”可見，這是強迫抓來的。
不論是上班匠還是所謂招募來的“高匠”，都是景德鎮各類瓷業中最熟練的工匠，他們被御器廠長期佔用，對於民間制瓷業，顯然是有影響的。
至於輔助工，有所謂“上功夫”和“砂士夫”等。大約在嘉靖年間，上功夫為三六七名，砂士夫為一九零名，都是從饒州府所屬七個縣編派。要製作高質量的瓷器，先決條件是要有優質瓷土，明代景德鎮的優質瓷土被御器廠獨佔，即所謂官土。“陶土出浮樑新正都麻倉山，日千戶坑、龍坑塢，高路坡、低路坡為官土。”這些官土，民窯無權使用，只能採用較次的。到萬曆年間，由於這些坑的土逐漸減少，御器廠又要霸佔其他地方的瓷土為“官業”，這就引起了當時民間的反抗。《浮樑縣志》記錄了這次爭執：“萬曆三十二年，鎮土牙戴良等，赴內監稱高嶺土為官業，欲漸以括他土，也繳採取，地方民衣食於土者甚恐……”
青花瓷器，是明代瓷器生產的主流。但當時最好的青料，也是被官家所壟斷的。例如嘉靖時期的回青，由國外進口，只准在燒造御器時使用：“陶用回青，本外國貢也，嘉靖中遇燒御器，奏發工部，行江西布政司貯庫時給之。”民窯只能通過各種非法途徑，爭取得到一點這種高級青料。
民窯製作瓷器的品種、式樣，也處處受到官方的限制。但是，像這種落後的、專制的封建性束縛，隨著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到了嘉靖時期，已經被時代的潮流所衝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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