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戀是家庭倫理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婚戀的基礎除了兩性之愛，還有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就是孝文化。從傳統的家庭婚姻和孝的關係來看，主要體現在婚戀選擇對孝的服從，甚至是絕對的服從。但是隨著時代和制度的變遷，西方自由主義思潮和女性解放運動為婚戀自由奠定了理論基礎和思想啟蒙，強大的孝文化雖然並未蛻化其本質，但對於婚戀的影響正在逐漸減弱已是不爭的事實。在自由婚戀成為時代潮流的情況下，傳統孝文化在自由婚戀中遭遇了一系列困境。
從形態上來看，婚戀中的孝之所以遭遇困境不是來自於自由婚戀對自由的追求，而是來自於孝的對象，他們往往利用孝文化的傳統對後輩的婚戀生活進行某種千涉，這就構成了孝文化在現代婚戀中成為阻礙性力量存在，使得孝文化的張力被非理性地放大，最終給孝文化自身造成了困境。這種困境的存在源自於孝文化傳統中長輩的權威性存在對後輩私生活的干預。
在儒家的禮儀文化中，孝敬長輩是最基本的孝道，孝敬長輩在一定的情境中就是遵從其意志和“子為父隱”，後來發展的“親親相隱”則更是將這種做法普遍化了，於是美其名曰“為尊者諱”。事實上，這種對尊者、長者的無條件尊崇導致的是自我個性的喪失，在婚戀中當事人的個體自由也就必然會遭致來自尊者、長者的威脅。我們看到，這樣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從古代的文學作品中就可以看出來，《孔雀東南飛》中的焦仲卿就是迫於母親的威嚴放棄了自己的愛情和婚姻，南宋詩人陸游也是因為母命難違才不得不休掉自己的愛妻唐婉，諸如此類，在歷史上不乏其人其事。這種傳統發展到現在，雖說已經有所改變，但是未能從根本上杜絕這類事情的發生。
從目前的社會狀況來看，現代婚戀中“孝”的困境來自於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傳統孝文化中父母對子女婚戀的包辦觀念尚未根本清除。漫長的封建歷史在中國可以說就是一段漫長的包辦婚戀史，直到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包辦婚姻才在政府的推動下走向瓦解，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依然是上個世紀下半葉中國人婚戀的主要形態。經歷改革開放之後，西學東漸的又一波不可阻擋的潮流沖洗著中國的年輕人，他們期待著徹底衝破包辦婚姻的約束。現在，講求門當戶對的父母包辦婚姻雖然失去了普遍性，但是在局部還是具有非常重要的表現和勢頭。
第二、現代社會激烈的社會競爭和殘酷的現實生活壓力壓縮了青年男女往往失去戀愛的機會和空間，鑑於生活壓力的逐漸增大，父母在擔心子女婚後生活問題方面表現了極大的關注，因此，父母從希望子女幸福的角度出發，對子女的婚戀對象的物質生活基礎有了更多的關注，這就造成新一輪的門當戶對觀念的抬頭和父母包辦婚姻苗頭的出現，比如父母代替子女相親等等，這些社會現象的出現不是偶然的，而是社會大環境長期發展的必然結果。
第三，受社會崇尚物質享受的影響，西方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逐漸使得新一代的中國青年人失去了精神追求的動力，而“西方夢”代表的消費觀念則逐漸佔據了青年人的內心，使得父母對子女婚戀的某些問題在認識上出現分歧，比如老夫少妻、小三等等，這些問題的出現，給孝在婚戀中造成了新的困境。具體來講，現代婚戀中“孝”的困境表現在如下一些方面：
首先，開放式的婚戀觀已經成為普遍的價值選擇，傳統孝文化中父母難以徹底從包辦婚姻的陳舊理念中解放出來，這給自由婚戀設置了障礙。雖然在某些具體情境中，年輕子女的婚戀因為某種外在因素需要父母的參與甚至出現極端地需要父母代勞這種情況，但是大趨勢還是婚戀主體自由選擇和參與的結果。傳統“孝”文化主張的一系列理念在這種婚戀中不適應就是理所必然，而“孝”在自由婚戀中的這種困境我認為是一種固守的理念和開放的理念之間的矛盾。
其次，如前所述，現代婚戀雖然把自由、自主、平等等理念作為其根本的價值選擇，但是並不排除婚戀在傳統家庭文化中基於孝文化的強大約束力而出現某種被迫性。“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傳統觀念使得青年男女的婚戀在家庭倫理中佔據重要位置，作為是否孝順的一個標準，能否在適當的年齡段按照長輩的意願完成家庭的組建成為青年男女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個事件。但現實的問題是，隨著社會的發展，青年人忙於事業往往未能在大家認為最佳的時間段完成婚戀大事，長輩對子女婚姻狀況的關心甚至成為青年人一種沉重的精神負擔，這就造成了當前年輕人婚戀中父母的參與過多，從而使得子女把遵循父母的意志當作孝順的具體表現，進而在婚戀中失去自主權。這就構成了孝在現代婚戀中的困境，因為孝道作為家庭倫理中最重要的美德，不能促進家庭和諧和人的自由，卻反而成為婚戀自由自主的障礙，這不能不說一種倫理困境和道德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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