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錢塘即今之杭州。在舊時代，杭州城戰禍不絕，可謂多災多難。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日機頻繁空襲杭州及周邊地區，三天兩頭狂轟濫炸。蔣介石、李宗仁都主張實施“焦土政策”，眼看杭城將蒙敵辱，要不要實施“焦土政策”，這一個無可迴避的選擇擺在了主政浙江未久的朱家驊面前。
因為抗戰杭州面臨被毀危險
“八·一三”淞滬之役失利後，窮兇極惡的侵華日軍在杭州灣北岸的全公亭、金絲娘橋和金山衛大肆登陸，攻佔上海，隨即將魔爪伸向整個杭嘉湖平原。
其時，駐防杭州這一浙、滬、蘇、皖戰略要衝的，是國民黨第十集團軍劉建緒部第63師。該師接到密令：即刻出動開挖錢塘江堤，以江水攔截淞滬日軍南下。時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一職的朱家驊聞訊，不禁大驚失色。他當機立斷，一邊嚴厲要求守軍馬上停止部署掘堤，一邊疾電蔣介石，請其直接敕令制止。如斯雙管齊下，方使一場一觸即發的滅頂之災，消弭於肇端。
然而，一“驚”才定，一“驚”又至。11月16日，國民政府軍政部指派南京工兵教官運來兩噸炸藥，限令浙省次日炸燬錢塘江大橋，以免戰事蔓延，橋為敵據。朱堅持：“技術問題，我管不了，總之，橋不能馬上就炸。”結果，錢塘江大橋一直推延到12月23日下午，“江天暮靄，對岸隱約見有敵騎來到橋頭”時分，方始“開動爆炸器”。
在此前多爭取到的近40天時間裡，就憑藉那座橋，浙江撤運出大量的軍民物資，僅12月22日一天即運走機車車頭300多臺，客貨車2000多輛；成千上萬的百姓、傷兵通過大橋撤往後方，脫離了日本鬼子的魔掌。有人事後追憶，這是“錢塘江上從未有過的最大規模的一次南渡”。據說杭州因此，陷落時已“差不多等於是一座空城”。
李宗仁白崇禧力主“焦土政策”
11月24、25日，周邊情勢愈危。朱家驊接到杭城士紳金潤泉等的報告，說市內有人“悄悄劃好了區域，貼上了符號，準備了火油、木材之類放火材料，預備把杭州燒掉”!朱氏驚起，駭得渾身冷汗。他不相信有誰竟敢無法無天到乘此國難世亂，將偌大一座中外聞名的千年古城縱火焚燬。
但趕去街頭親自詢查，信息確鑿：那幫人是從上海來的別動隊成員(屬戴笠系統)，受命抵杭執行“焦土政策”——應該說，朱家驊至此，是遇到了抗戰時期他在浙江省主席任上的一個最嚴重、也最為棘手的緊要選擇：如果這回他再選擇抵制或拖阻，無疑意味著他是明擺了在同自己的“最高領袖”頂著幹。因為所謂的“焦土政策”，其發明者與申令最力者不是別人，正是南京的那個“黨國首腦”蔣介石。
事實上，在國民黨營壘中，最先提出以“焦土”抗戰的，是桂系的李宗仁及白崇禧。早在1936年4月，李宗仁就在廣州發表談話，慨言“整個民族之救亡，必須懷抱寧願全國化為焦土亦不屈服之決心，用大刀闊斧來答覆侵略者，表現中華民族自存自立之偉大能力與精神。唯如此，中國始有生存之可能”。“七?七”事變後，李、白二人又分別在《東方雜誌》等連續刊文，系統宣傳“焦土抗戰”理論，呼籲“全國總動員，傾一切人力物力財力同暴敵血戰到底”。
可見，李、白主張的“焦土抗戰”，實質是要振奮一種同仇敵愾、不畏犧牲、百折不撓、壓倒敵人的民族氣概和堅定決心。
朱家驊成功“救”了杭州城
朱家驊對於蔣介石的“焦土政策”，從一開始就持反對態度，可此前，他與蔣並未發生過正面衝突。現在面對著上海別動隊的火油、木材，他是難以迴避，也迴避不了了!朱家驊沒有昧心改變自己的立場，他嚴令戴笠手下那幫別動分子立即住手!
兩天以後，朱氏接到國民政府讓他調職武漢的電令(旋即出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這是蔣介石覺得戰時的浙省需要一名有軍事經驗的首長而做出的“省政府改組”安排。12月9日，朱交卸了省主席職事，離開杭州。臨行前，其似有預感，特地將杭州市長周象賢、省警察局長趙龍文、保安處長宣鐵吾等召至住處，鄭重地叮嚀道：“外邊焦土抗戰的風氣很盛，一旦杭州撤退時，你們一定要防止。”諸人一一應諾。翌年入夏，趙龍文往漢口探視朱氏，言及上年之事。趙龍文說新任浙省主席黃紹竑在撤離省會時下了命令，要在敵軍到達之前把杭州全市燒燬。趙龍文等沒有忘記前主席的“臨別贈言”，加上自己也不忍下手，便“集體抗命”使黃紹竑的“最後佈置”完全落空。
杭州，終於倖免了被“焦土政策”焚為瓦礫場的厄運。據胡頌平所著《朱家驊先生年譜》載，當初，朱氏由杭州離浙赴鄂時在1938年元月。其途經南昌、長沙之際，曾與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大談焦土抗戰之不當”，又和主政湖南的張治中“談焦土抗戰政策的不對”，抵達漢口，還公開發表過“堅決反對焦土抗戰政策的談話”……這些諍言訾議，應當是朱家驊在力阻“焦土”杭州之後，就著自己的親身體會，對最高當局戰時決策的弊失所表示的一種強烈的批評發洩。可惜不久，1938年11月，當日軍攻佔岳陽、威脅長沙時，在蔣介石督令下，仍然發生了自毀全城的“長沙大火”慘劇。
朱家驊在浙江主政的時間不足兩年，卻能夠明於義理，顧及大局，先阻守軍決堤，繼阻提前炸橋，再阻“焦土”杭州。這三件事，影響廣遠。 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徹底失敗，退逃臺灣，朱家驊亦跟隨去島，充任“總統府資政”(專職中央研究院院長)，後以古稀之齡病逝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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