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在知乎上看到過一個問題：抗戰14年中國人民到底絕望到何種地步？其中有個回答：絕望到錢穆要寫《國史大綱》。
錢穆生於1895年，1910就讀南京私立鍾英中學，逢武昌起義，學校停辦，遂輟學；1911年開始教學生涯之路從小學教師、中學教師後歷任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西南聯大、齊魯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江南大學教授，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史學四大家”。
《國史大綱》為錢穆先生成書於1939年，如若往前引可以溯源到1931年，這一年夏天錢穆收到北京大學寄來的聘書前往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講解中國上古史與秦漢史；這一年9.18事件爆發，東三省淪陷；1940年《國史大綱》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一經面市，該書就以其獨特的見解與細緻的考證成為了當時各個大學通用的歷史教科書，在學生與知識分子中間起到了積極的民族文化凝聚作用，同時也奠定了錢穆史學大家的地位。直到現代，昆明巖泉寺中仍保留著錢穆教授著書處，並在此立碑紀念。
初讀《國史大綱》翻開書便有一股國學韻味油然而來，從書的豎體排版、繁體字、文字語言無不散發著國學大師的魅力但是從今日來看，尤其是對繁字體不甚瞭解的人來看，可能會遇到很多字不認識，再加之豎體排版的頁面與異於尋常史書也讓人很不適應，大大降低了閱興趣與閱讀效率，這大概是對這部書的第一個槽點！
眾多讀者另一個槽點便是作者在書中多處為專治政體辯護、對傳統文化過度迷戀乃至自戀！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李傲曾這樣評價道：“對錢穆，我終於論定他是一位反動的學者，他不再引起我的興趣，我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樸學成就，但對他的樸學以外的擴張解釋，我大都認為水平可疑。錢穆的頭腦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這種現象，並無師承，因為錢穆的老師呂思勉卻前進得多。老師前進，學生落後，這真是怪事。（《李敖回憶錄》，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8年版）”
讀完本書及看了相關不少評論，我覺得每個人看待此書的態度可能都不一樣，曾經讀完一部書後，其中某些觀點覺得很是贊同，便一度認為此書是一部神作，也許只是你當時在這個領域知識還很空白，它僅僅是給了你一個啟蒙而已，當你對這個領域瞭解的多了，也許你便會笑曾經的稚嫩言論。對於錢穆先生的《國學大綱》，我這個水平的自然不敢妄言，但對於某些隨便讀了點書就認為自己是大家的民科來說，批評別人水平不夠、著作不堪早就成了他們標榜自己的方式之一了，甚至有人拿出來毛主席曾點名批評錢穆的言論，我覺得那個時期更多人的批評都是站在政治立場（錢穆支持國民黨）上來批評，或許有的人批評也只是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
總結一下，《國史大綱》之所以經典，自有其理由在其中。尤其是在特殊的時期，國將不國，當初中國軍隊在正面戰場上節節敗退，半壁江山已經淪陷，據傳錢穆先生當年寫《國史大綱》的初衷不是給中國人看的，而是要給已經是日本人的中國人看的，只盼文化火種不絕，復國未必無望。拋開歷史背景不談，《國史大綱》為後世治史，本就是站在前代的史學研究上去治，史學的演進與其對世界之影響，本就是一代代人的努力去造就的，錢穆先生確實不失為一史學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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