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之所以难，在于勇气的丧失。
堂·吉诃德单枪匹马，向魔鬼冲去，虽然那不过是风车。然而，如果明知是风车也非要说是魔鬼，掉头逃跑，那不是疯子，是孱头。
十几年前，面对应试教育的汹涌浪潮，教育界几乎无法应对，因为这股潮流是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的综合体现，影响远远超出教育专业领域。当时有校长在教育报上撰文称，应试教育为“媚俗”，素质教育是“媚雅”，——总之，反正是“媚”。
也有人自作聪明地提出“第三条道路”，试图有别于不体面的“应试教育”和艰难的“素质教育”：不敢公开反常识反教育，也无力改变应对高考的严酷现实；顺应民粹，但又不敢赤膊上阵；貌似不偏不倚，实则自欺欺人。
这个“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试图回避矛盾，既无法缓解升学压力，也不可能保存学校的体面。归根结底，国家的教育路线只能有一条，即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养。
教师应当尊重学生接受正常教育的权利和愿望。
虽然目前社会形势逼迫一些学校去做违反教育常规的事（我认为增加课时、提前复习、集中营式的管理等等，都是教育的耻辱，是对学生的精神伤害），多数教师对此难以接受，毕竟他所接受的专业教育中没有这类反教育的“理论”阐述，可是，因为有人锯短了木桶的一块木板没受惩罚，甚至获得体制嘉奖与社会赞许，就把原本脆弱的教育推向万劫不复的死地，也让相当一部分教师丧失判断力。
在一些地方，借教育改革之皮，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名义，破坏教育法规，破坏教育平衡，用各种低劣恶俗手段搅乱教育秩序，毁坏教育声誉。
各种反教育行为的层出不穷，多数情况下，是少数人追求“政绩”“名声”的行为，而问题长期得不到纠正，则是为了利益集团的长久“收成”。行政不作为，疏于监督，一些官方媒体也在其中推波助澜。每年高考结束，媒体大肆炒作，制造轰动效应，完全无视教育本质，迎合民粹，拥立落后文化，不惜把民族教育品质拉低、再拉低。
业界悲叹“积重难返”，但教育界每一次的热热闹闹改革，都会换来更疯狂的应试浪潮干扰，绝大部分学校都是被浪潮裹胁，卷着走的。
非不能也，不为也。许多困难，完全是社会病，不作为造成的。
目前，在这样的局面下，学校所能做的往往只能是设法减轻对学生的伤害，力图以比较小的代价为学生获取深造机会——就这么个低目标，也必须克服巨大的阻力，学校既要费尽口舌向社会解说，还得应对主管部门的行政压力，甚至还得面对教师和学生的怀疑。
要尽可能保持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求知欲，使他们保持良好的学习品质，在未来社会能从容应对任何困难或复杂的局面。精神品质的“底子”要在基础教育阶段打好，如同植物的成长，不能忽略“时”。教育误了“时”，学生失去最佳生长期，不仅会加大“差异”，而且有可能“变异”。基础教育不能牺牲人的全面发展去获得考试分数的提升，不能牺牲学生的精神品质，让他们在未来社会沦为庸人或帮闲。
科技文化界批评中国教育出不了“大师”“杰出人才”，难以获得诺贝尔奖等等，其实，和全面的“人的教育”发展状态相比，“大师”“杰出人才”或几个诺贝尔奖未必能说明太多问题，教育要做的是为未来社会培养“人”。中国教育改革需要正本清源，真正以人为本，让所有的人都能在学校接受正常的教育，走出学校，在社会能“合理地做人”。
一个有创造激情，有改革活力的社会，也必然是人们有自尊、有教养的文明社会，我们无法想象，通过价值观混乱的教育可以实现那样的梦想。未来社会的人的品格，要靠今天的教育培养；如果社会无力，家庭无力，那么学校和教师就必须当仁不让，来承担这份责任，尽可能地多做有益的事，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做到哪一步就做到哪一步，尽力而为。只要教师还有担当，一个民族就能有进取心，不会放任自流地堕落。
一百多年，外祸内乱加灾荒，中国基础教育靠一批批堂·吉诃德式的有识人士，不计个人得失，拼命硬干，忘我工作，才有了后来发展的基础；正是那一批人的执著和坚守，奠基了今日中国的基础教育。
期待新一代堂·吉诃德式教师出现。（吴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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