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60年间，被称为西方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体液”学说的诞生，是与中医《黄帝内经》产生于同一时期的先秦时代，当时中、西方医学都基本差不多处在模糊的“现象”哲学阶段。但于500年后，也就是我国东汉时期，西方罗马斗兽场出了善于“直接动手”的外科医生--盖伦，由于职业的原因开始以解剖方式研究医学。而东方来自文官出身善于“思辨动脑”看内科的医生--张仲景，著书《伤寒杂病论》，立理、法、方、药，创辨证论治基本原则，相较希波克拉底“体液”学说要深刻具体成熟得多。但就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和在同一时代人们身上，两个足以影响中、西方医学方向与进程标志性的“医圣”人物，西方的盖伦专注于人体组织器官局部“小天地”，以组织解剖学为医学基础的思想方法认识论，东方的张仲景以“天人合一”整体“大宇宙”世界观的思想方法认识论，成为中、西方医学发展方向的“分水岭”而各行其道。
以盖伦为代表的西方医学，通过把一个整体的人肢解拆卸成“零件”方式，直接微观地“窥探”研究人体与疾病；他从公元2世纪出生，死后200年，又于800年后才经阿拉伯世界传到西欧，影响直到西方文艺复兴的17世纪 ，主导西方医学的“神坛”达1500年之久，不论从年代的久远性和巨大的影响力，成了实际意义上的“西方医学之父”，并推动着西方医学迅速发展，进入世界主流医学体系的殿堂。而东方以张仲景为代表的中医学家，是在以“河图洛书”、“阴阳五行”、《易经》古老传统起源的文化基础上，把人看成是与宇宙自然界万物的统一整体，认为人生命本身的整体性，是个不可分割是统一整体，从而间接宏观的“比类取象”、“以外揣内”，辩证动态的看待人和疾病。即使称为东方医学“外科鼻祖”的华佗，虽然也是通过外科解剖手段直接手术的治病，但还是遵循人的自然属性的法则，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注重保健养生防病。可见，东方人认识世界的思想方法，从来不是把人和疾病作为孤立于自然宇宙之外的个体，而看成是自然宇宙万物之间，以应四时季节气候、环境、社会人文关系等万千事物互动变化的物质和事物的本质现象。这就是《易经》论述自然（环境）与人和事物运动变化的核心思想方法论。“易经”二字的本意就是论述、演绎、运动变化事物道理“经”的意思，体现了东方人认识世界的思想方法论。
当然，中医限于其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至今的现实也说明，受这种古老传统的意识形态和陈旧思想方法的缚束，加之历经百年战乱，西方文化的渗透与侵略，“崇洋媚外”中医西化，用西医改造中医等畸形扭曲的教育路线方式，不惜采取“一刀切”的法律手段，极端化政策的限制中医发展，使真正的民族传统的中医文化断层断代，逐步升级的造成中医今天如此没落的境地，以致近现代历史上出现“洋奴”们一再掀起反对中医的舆论浪潮。这种现象也说明，西方医学的先进性和实用性，立竿见影而短暂的疗效，很快被现代的人们所接受。同时也说明，中医一成不变的抱守《内经》已经两千年了，还是因为缺乏“推陈创新”，不能融会贯通的接受属于新生事物的西方医学为我所用，不“拿来主义”的学习充实自身的中医学，还在那里抱着“老黄历”的抱怨不已，显得那样的脆弱和不堪一击。中医哲学的本身，就是运用物质运动普遍的自然规律，阐述演化“天与人”、“人与病”、“整体与局部”运动变化关系的哲理，但其冥冥之中概念的模糊，难以说明物质运动变化求证的依据，这就是百余年前就提出的“梁启超之问”的“千古之谜”。诸如种种中医哲学本性规定应当不断反思的质疑，或许期待今后有中西兼备“大家”的出现予以“解套”。至今也使人总也想不通的是，倡导研究中西医结合几十年，怎么把中西结合硬是整成个学中医的成了西医，中药不是以辨证论治为纲的遣方用药，而只是配合西药所谓“结合”局面。有些即使是中医专业的医生看病处方，一见咽喉充血，就不假思索的开出二花、连翘、板蓝根等一串中药来“消炎”。看起来是中医的人，却成西医“附体”的魂，自我妖魔化的整的里外不是人。
中、西医之争，如同“两个太阳”，互相排斥的不能统一，这主要是中、西方医学在哲学思想方认识论上，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有机”的结合……实际上东西方医学都是人类伟大实践结晶的成果，处在同一地球生存的人类，中西医应不分主次而不可偏废，任何主张一方的偏废，预计会产生出两种情况的结果。一种情况是按照东方医学的思想方法，把西方医学作为中医学自然万物“沧海一粟”客观存在的物质现象的新生事物，纳入中医学整体的一部分进行“消化”，就像钱学森提出的应用“唯象中医学””现象哲学“的理论方法，加以概括总结与提高，建立以“中医为体，西医为用”，各取所长的优势，形成中西医并存，符合国情实际的临床学科。把诊断上肉眼看不见，手摸不着的，通过现代仪器检查发现的异常物质或生物学异常（＋）性的形态、数值，作为纳入中医诊疗的指标范围。中药已经有了被世界公认的“屠呦呦之路”的范例，通过深层发现中药物质生化分子，从“粗--细”，由“量--质”更加完善地认识了解“人、病、药”的统一，将是符合物质属性与自然科学逻辑大道，形成“天、人、药”统一的“大医学”；另一种情况只是按照西方医学思想方法，就只能是“人、分子、药”的生物学发现，尽管有屠呦呦之荣耀，结果只是“西药＋中药”化学性结合，最终可能的结果是与“病”的组织器官细胞分子受体有关，成为与整体“人”的生命没关系的医学。最可怕的是将出现地球上人人谁都逃不掉“天人生态”环境的破坏，人为制造产生层出不穷新的衍生微生物。不难预测，届时将会出现“人将不人”、“病将不病”、“人病离绝”的状态。
（作者魏代金，陕西安康市残联博爱医院中医精神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习医临床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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