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經濟體是全球的增長引擎，但每個經濟體的具體表現卻千差萬別。我們在這項研究中找出了那些經歷了強勁而持續增長的經濟體，重點關注它們在經濟政策上的選擇，以及推動其增長的大企業所做的貢獻——這是一項經常被人忽視的因素。我們由此得出以下重要發現:
- 我們研究的71個新興經濟體有18個都超過全球基準和同類經濟體，其人均GDP在過去50年平均每年增長3.5%， 或者過去20年平均每年增長5%。其中既有中國和馬來西 亞這種長期成功的典範，也有印度和越南這種最近實現 高增長的經濟體，還有埃塞俄比亞和烏茲別克斯坦這種 不太引人關注的領跑者。自1990年以來，這18個經濟體已 經讓10億人脫離赤貧——僅中國就達到7.3億人——還在 1995至2016年創造了44%的新興市場消費增長。
- 領跑者在公有和私有領域都制定了旨在提高生產率、收入和需求的促增長計劃。通過各種措施來提高資本積累是 它們的共同特徵，包括(有時採取的)強制儲蓄。它們與全球經濟的聯繫也很深入。這些經濟體的政府往往都會通過投資構建競爭力，而且對監管實驗保持靈活而開放的態 度，它們也願意對全球各地的宏觀經濟措施進行調整，使之適應當地的環境。最關鍵的在於，它們的競爭政策為提高生產率、增加投資和培養有競爭力的企業創造了動力。
- 有競爭力的大企業對這些領跑的經濟體形成了促進。平均 而言，領跑者經濟體中營收超過5億美元的公司數量達到 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兩倍。這些企業相對於GDP的收入從 1995年至1999年的22%，增加到2011至2016年的64%，增幅接近兩倍。同期對GDP增加值的貢獻也從11%增加到 27%，達到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平均水平的兩倍。這些公司 通過投資資產、研發和職業培訓提高了生產率，對小公司形成了溢出效應。結果，大公司反過來藉助小企業通過供 應鏈生態系統提供的中間產品和服務獲益。
- 競爭和對私營領域領導地位的激烈爭奪是這些有活力的經濟體的關鍵特徵，表現最好的公司會在本土市場面臨 激烈的競爭。在經濟利潤創造能力處於前五分之一的公司中，只有不到一半(45%)能夠將這一地位保持10年時 間，而高收入經濟體的這一比例達到62%。成功後獲得的 回報也更高:在領跑全球的經濟體中排名前10%的公司，奪取的經濟利潤份額比率達到發達經濟體中同類企業的 4倍多。
- 這種充滿競爭的本土環境孕育了有創新能力的全球化企業，它們給股東帶來的整體回報較高收入經濟體的同類企業高出8至10個百分點。它們的營收有56%來自新產品 和新服務，較發達經濟體的同類企業高出8個百分點，優先考慮海外增長的比例也高出27個百分點。
- 如果其他所有新興經濟體都能獲得跟領跑全球的經濟 體相同的成功，到2030年就可以給全球經濟帶來11萬億 美元的貢獻，增幅大約為10%，相當於一箇中國的經濟規模。自動化和貿易模式的轉變以及其他全球趨勢都帶來了 新的機遇。服務業(傳統的就業引擎)和製造業(可以對 其他領域的需求和生產力形成刺激)都有廣泛的增長前 景。儘管有跡象表明，去工業化比預期時間更早到來，但 我們估計，一些新興經濟體到2030年最多可以將其製造 業就業比例提高4個百分點，並將該領域佔GDP的比例最多提高3個百分點。
- 成功或失敗都是在地區層面驅動的，與其他方式相比，新興經濟體歷史上更具有地區共性。儘管如此，每個地區 都有高速增長的經濟體，也都有實現更好結果的潛力。孟加拉國、玻利維亞、菲律賓、盧旺達和斯里蘭卡等經濟體 自2011年以來的人均GDP增長都超過3.5%。堅實的政策基礎和大公司的增長都可以提升這些經濟體及其他經濟 體的經濟，使之躋身未來的領跑者之列。
以下是報告摘要：
過去半個世紀，新興經濟體已經成為強有力的全球經濟增長引擎。在中國和印度的帶領下，這些 經濟體幾乎佔到全球GDP增長的三分之二，還貢獻了過去15年超過一半的新增消費。但“新興經濟體”這個包羅萬象的詞彙卻有一定的誤導作用，因為在這個龐大的群體中，不同經濟體的經濟表現差異極大。有的經濟體已經真正“興起”，實現了強勁而持續的長期增長，使得這些領導者縮小了與高收入發達經濟體的差距，而其他經濟體仍然“有待興起”，有的增長強度和穩定度不及領 導者，有的則仍然落後。
在本報告中，我們關注了71個發展中經濟體的長期經濟表現，從中找出領跑者——並確定了它們 領跑全球的方法和原因。我們把重點放在推動其實現不俗經濟增長的三個要素:生產率、收入和 需求，同時研究了大企業在推動這種增長的過程中扮演的突出、但卻未獲充分認可的角色。這些 公司在蓬勃發展但卻往往競爭激烈的宏觀經濟環境中脫穎而出，逐漸成長為強大的全球競爭者。如果能有更多的經濟體從領跑者那裡吸取經驗教訓，並付諸實踐，然後利用不斷變化的全球趨勢(包括技術的快速變化)，那麼，各個地區的新興經濟體的增長機會將大幅增加——而在領導力 爭奪戰中脫穎而出的頂尖企業則會處在這一增長的最前沿。
最近發生在多個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動盪對一些投資者的信心構成考驗。在本報告中，我們從長遠 的視角來看待發展中經濟體，回顧它們過去幾十年的真實表現，並對它們在2030年可能達到的狀 態進行展望。
對發展中經濟體的成功進行量化:在我們研究的71個經濟體中，有18個表現超過同類經濟體和全球基準
我們以1965年為起點，分析了71個經濟體近50年來的人均GDP增長情況。我們將其中18個經濟體定義為領跑者，佔比約四分之一。
有7個經濟體在整整50年內的實際人均GDP年均增長達到或超過3.5%。這個閾值是世界銀行定 義的低收入或中低收入經濟體在50年時間內，達到中高收入水平所需的平均增長速度。這一增 速較美國同期的人均GDP增速快1.6個百分點。這7個經濟體分別是中國大陸、中國香港、印度尼西 亞、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和泰國。
雖然這些亞洲經濟體(尤其是中國)的經濟轉型過程都已經被外界廣泛研究(包括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在內)，但它們的規模和速度依然舉世矚目。我們的分析發現，第二組包含的11個近期領 跑者不太受人關注，在地理位置上更加分散，跨越多個地區和收入水平。這些經濟體在1996至 2016年的20年間實際人均GDP年均增幅至少為5%。按照世界銀行的定義，這足以使之上升一個 收入水平——而且比美國的人均GDP增長高出3.5個百分點2。這11個經濟體是阿塞拜疆、白俄羅 斯、柬埔寨、埃塞俄比亞、印度、哈薩克斯坦、老撾、緬甸、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越南(圖表E1)。
這18個經濟體不僅展現出非凡的平均經濟表現，還證明了自身的連貫性，在過去50年和20年間 分別至少有四分之三的時間超過基準增長率。巴西、加納和波蘭等其他經濟體雖然也經歷了強勁 的增長期，但卻並沒有達到標準，原因是它們在繁榮過後出現大幅下滑。圖表E2顯示了我們對71 個新興經濟體的歸類，而且針對領跑者和其他篩選出來的經濟體，著重強調了它們在我們所考量 的一系列經濟表現維度上取得的進步3。整體來看，我們沒有發現太多證據支持“中等收入陷阱” 這一概念——這個概念認為，依靠低工資和採用高收入經濟體的技術實現增長的經濟體，等到其步入更加繁榮的階段，進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後，可能會喪失競爭優勢。
領跑者總計讓接近10億人擺脫赤貧狀態，有助於實現這一關鍵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5。事 實上，這些經濟體的日益繁榮不僅降低了貧困率，還催生了一批全新的中產階級和富裕階級。在1990至2013年間(這是可以獲取全面數據的最近年份)，這71個新興經濟體的赤貧人口總數從17 億減少到5.8億。領跑者大約為這項變化貢獻了95%。全世界目前只有不到11%的人口還處於赤貧 狀態，低於1990年的35%6。中國和印度處於領導地位，大約讓9億人擺脫赤貧(兩國分別約為7.3 億和1.7億)，印度尼西亞也讓大約8000萬人擺脫赤貧狀態(圖表E3)。
與此同時，這些經濟體有越來越多的居民進入我們所謂的“消費階層”——這些人的收入足以使 之成為產品和服務的重要消費者8。從全球來看，這些高度城鎮化的消費者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我們估計，全球440座城市到2025年可能佔到全世界一半的GDP增長，主要源自消費階層的開支增加9。領跑者幾乎佔到所有新興經濟體過去20年家庭支出增長的一半。
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全球經濟動盪時期(包括大宗商品價格的波動週期)，儘管一些歷史上 取得非凡表現的經濟體(包括新加坡)經歷了增速放緩，但部分領跑者還是在2011至2016年間實現3.5%的人均GDP年均增長。與此同時，其他很多經濟體經歷了急劇增長，包括孟加拉國、玻利維亞、多米尼加共和國、加納、波蘭、菲律賓、盧旺達和斯里蘭卡。雖然並非全部經濟體都出臺了促增長的政策，但其中的確有一些經濟體也通過促增長政策，加強了經濟基本面。我們將在後文進行討論。
通過政府政策建立了一個立足於生產率、收入和需求的促增長週期
雖然18個領跑者千差萬別，收入層次、規模、所在地區(不包括拉美、中東和北非)和要素稟賦各不相同，但我們的分析認為，它們擁有共同的基礎。也就是說，它們都處在生產率、收入和需求共同增長的促增長週期中。競爭政策是這些基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僅可以推動生產率增長，還有助於培育那些能夠為GDP增長做出重要貢獻的大企業。
為了支持資本積累和確保穩定而制定的政策有助於創造促增長計劃
促增長週期首先從提升生產率開始，通過積累資本和技術來實現。生產率的提升可以促進就業增加、工資提高，從而，讓更多人成為中產階級，反過來支持更高的消費和儲蓄。
企業利潤增加，政府也獲得更多稅收，因而可以用於改善重要基礎設施。工資增長可以轉換成更 多的可支配收入，進而增加個人儲蓄——其中一些是通過從工資中強制扣減退休金來實現的—— 以及投資和家庭消費。除此之外，通過更好地融入全球市場，便可提升整體的商品需求。我們研究中的領跑者在多數指標中都脫穎而出，但未來發展潛力及機會仍然存在。
對於所有領跑的經濟體而言，GDP的高速增長都源自生產率的提升，而非勞動力供給的增加10 。生產率或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升指的是通過科技、創新和更好地管理來高效地使用各種資源，這其實都是由資本積累和收入增長促成(圖表E4)。
事實上，領跑者過去30年的GDP增長有超過三分之二都源於跟工業化相關的生產率快速提升: 年均生產率提升4.1%，而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僅為0.8%12 。這種快速發展最初通過創造財富和提振需求推動促增長週期，從而創造更多就業。
在我們樣本中的7個長期領跑者中，其資本積累——通過較高的投資率和國內儲蓄率來實現——在 1990至2016年期間每年平均貢獻大約4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在11個短期領跑者中，資本積累在1995至2016年期間每年貢獻大約5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投資在長期領跑者的GDP中平均佔比為30%，在近期領跑者的GDP中平均佔比為20%，較其他發展中經濟體高出3至13個百分點。按照本土儲蓄在GDP中的佔比計算，領跑經濟體較其他發展中經濟體高出10至30個百分點。
領跑者可以利用更高的國內儲蓄，其中一些是政府運作的養老金儲蓄計劃所要求的，例如新加坡 公積金(CPF)制度;還有一些則是在政府發展的強大金融機構和便利的數字銀行服務的鼓勵下 實現的。較高的國內儲蓄促成了對基礎設施和其他領域的更多投資。領跑者還吸引了最大比例 的外商投資，在2000至2016年，新興市場的外商投資總額約9000億美元，其中領跑者所佔的外商 投資總額佔近七成。
對近期領跑者來說，全要素生產率在1995至2016年間平均每年貢獻1個百分點的GDP增長，其他 發展中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的貢獻很有限，甚至會產生負面影響。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對長期 領跑者的全要素生產率造成影響。但在受到那場危機影響較小的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在1990至 2016年間每年貢獻4.4個百分點的GDP增長。
18個領跑者的強勁生產率增長轉化成了非凡的收入增長。7個長期領跑者的工資和福利在1980至 2014年平均每年增長4.6%。作為領頭羊，中國在此期間的收入每年增長8.6%。在近期領跑的經濟體中，真實工資和福利在1995至2014年期間每年增長6.0%。這大約是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的3倍。18個領跑經濟體的收入增長帶來的家庭消費支出增速，大約較其他發展中經濟體或發達經濟體快3個百分點。
這些經濟體的另外一項基本特徵是，它們有能力通過調整經濟政策來適應國內的實際情況和不 斷變化的外部環境，以此實現宏觀經濟的穩定發展，即便是在經歷全球動盪時也不例外。例如，政府快速採取行動，確保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8和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等動盪時期快速恢復過來。2013年，當各國央行解除量化寬鬆的預期，從而導致新興經濟體的金融市場出現所謂的“縮減恐慌”時，包括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在內的幾個經濟體實施了貨幣、財政和匯率穩定措施來緩衝市場壓力。
領跑者與外國市場聯繫更緊密，使之得以挖掘全球需求
領跑經濟體受益於其通過出口市場挖掘全球需求增長的能力，使之獲得了更大的規模經濟。 這種更高的出口導向體現在MGI的“連接指數”(Connectedness Index)中。該指數評估了各 個經濟體通過商品、服務、資本、人員和數據的流入和流出在全球經濟中的參與程度。
1980年，領跑者在全球各類商品、服務和金融的流入和流出中佔比為7%或更低。到2016年，這 一比例上升到19%或更高。最大的增長來自商品貿易。領跑的經濟體到2016年佔據近30%的全球 份額——中國佔據13個百分點——1980年僅為1%。事實上，共有7個領跑者在連接性上躋身全球 前30，包括新加坡(2)、中國大陸(9)、韓國(15)、馬來西亞(20)、泰國(21)、越南(26)和印 度(30)。
競爭政策為生產率增長創造動力
很多領跑全球的經濟體意識到有競爭力的私有公司的重要性，還培育了適宜投資和競爭的環境，甚至為提高生產率出臺了一些刺激政策。它們並沒有挑選優勝領域，也沒有在各個領域內挑選優勝公司，而是集中精力提高生產率，在各個領域內促進競爭。結果，大公司佔比更高的領域實現了更快 的增長，生產率的增幅也更大，員工薪水更高，還實現了更多的投資。在一些(而非所有)經濟體，政府通過對新興行業的全行業支持幫助其培養出有競爭力的本土企業，這些政策包括低息貸款、優惠匯率、降低稅率和研發補貼。然而，隨著這些行業越來越有競爭力，保護措施也逐漸解除，限制市場的失真程度。在某些情況下，支持舉措會附帶一些條件，以此鼓勵企業提高生產率。例如，韓國20世紀60年代的進口政策嚴格限制戰略領域之外的商品進口，施加高額關稅，但該國在20世紀80年代逐漸轉向更加開放(但仍未完全開放)的機制。
以外商投資企業(FIE)和外商直接投資(FDI)的形式吸引外國投資者，也成為政府促進生產率增 長的一種方式。例如，中國就使用了合資模式和對FIE有利的FDI政策(包括優惠待遇)。本地企業 可以受益於這些外國公司的技術溢出，而FIE則可以幫助新興經濟體參與全球價值鏈19。例如，根 據中國商務部的數據，它們為中國貢獻了大約一半的出口20。提高政府效能有助於吸引外商投資(請 參見附文2，“領跑全球的經濟體受益於政府效能的提升”)。
政府還跟私有經濟合作，共同在多個行業創造解決方案，包括基礎設施、科技和金融服務。例 如，越南就很快從沒有私營企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變成了解除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實現了私有企業和外商投資的大舉流入。中國允許在不同城市和不同省份之間展開競爭，還允許國有企業與私有企業相互競爭，外商直接投資也納入其中。
高生產率企業扮演的角色是領跑經濟體的關鍵增長特徵
發展經濟學家過去幾十年廣泛記錄了推動新興經濟體增長的各種政策。但是，在發展中經濟體 創辦和經營的、具有全球競爭力、管理靈活、生產率極高的公司對這種增長所做的貢獻，卻並沒有 吸引太多的研究。在18個領跑全球的經濟體中，我們發現這些在宏觀經濟和其他有利政策支持下 發展起來的公司，不僅對GDP形成促進，還成為本土發展的催化劑。
我們這裡定義的大公司是指年營收至少5億美元的上市公司。從1995至2016年，領跑的發展中 經濟體的這些公司相對於GDP的營收幾乎擴大到原先的3倍，從GDP的22%增長到64%。這一 比例不僅接近高收入經濟體，而且遠高於其他發展中經濟體。與此同時，我們估計這些領跑經 濟體的公司對GDP增加值的貢獻也實現快速增長，從1995年的11%增長到2016年的27%—— 達到非領跑新興經濟體份額的兩倍(圖表E6)。
大公司往往會關注那些能夠挖掘全球需求的領域，這也幫助領跑經濟體獲得了更大的出口份額。它們在投資資產、研發和職業培訓方面的力度大於中小企業，以此提升生產率——它們支付的工資也往往更高，在印度尼西亞和韓國等經濟體甚至能高出75%以上。除了這些直接影響外，大公司還會間接刺激其供應鏈中的中小企業的創造力、增長和生產率——反過來依靠這些中小企業為其生態系統提供中間投入品(圖表E7)。
有競爭力的新興市場公司成為有抱負的全球領導者
在領跑新興經濟體中躋身前列並保持領先地位，絕不是大公司的囊中之物，它們中的很多企業都遠非傳統意義上那些受到政府保護的寡頭。我們的分析發現，很多(但並非全部)領跑經濟體的競爭形勢都很殘酷，只有最強大的企業才能生存。國內競爭促使贏家獲得超額的營收和利潤，並 且在股東總回報等關鍵維度上超越發達經濟體的同行。因此，對於高收入經濟體來說，發展中世界既帶來了增長機會，也帶來了嚴峻的全球競爭。
在領跑經濟體成為優勝企業有一定難度
作為衡量企業競爭環境的一項指標，領跑經濟體每1萬億美元GDP對應的大公司數量達到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兩倍，二者2016年分別為160家和80家(高收入經濟體為95家)。因此，營收增長 的分享範圍更廣。例如，在高收入經濟體，8%的公司貢獻了所有大公司80%的營收增長。而在領跑經濟體，則是22%的公司貢獻了所有大公司80%的營收增長。
對領導地位的激烈爭奪也是競爭環境的重要標誌。根據我們的分析，在2001至2005年間創造的經濟利潤躋身前五分之一公司，只有不到一半(45%)能將這一地位保持10年。這一比例遠低於高收入經濟體的在位企業，它們在同一個10年保持在前五分之一的比例達到62%。我們研究的幾乎所有行業，以及有數據可查的幾乎所有領跑經濟體，都存在這種情況(圖表E8)。
保持領先地位的成功企業獲得的回報極大:按照價值創造排列，在領跑經濟體排名前10%的大 公司獲得了所有公司經濟淨利潤總額的454%。這一比例達到高收入經濟體的4倍，那裡排名前10%的公司僅獲得所有公司經濟淨利潤總額的106%。但失敗所帶來的懲罰也更大:在領跑新興經濟體中排名後10%的公司遭受的虧損達到所有公司虧損總額的289%，發達經濟體的這一比例僅為31%。
新興經濟體最具競爭力的公司正在成為全球參與者，其表現超過發達經濟體的同類企業
經過這種激烈競爭洗禮的新興經濟體企業，逐漸成長為全球舞臺上強大的競爭者。它們覆蓋多種領域，根據經濟體經濟結構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異。
1995至2016年，領跑經濟體的大型上市公司每年的淨利潤增長較其他新興經濟體快4至5個百分點。從全球來看，它們貢獻了2005至2016年所有大型上市公司40%左右的營收和淨利潤增長，儘管它們僅佔2016年營收和淨利潤總額的25%左右。自從2000年以來，有超過120家這類公司躋身“財富全球500強”。
這些表現一流的公司也在一項關鍵績效指標上超過發達經濟體的公司，那就是股東總回報。2014 至2016年間，領跑新興經濟體前五分之一的公司的股東總回報率平均為23%，高收入經濟體為 15%，非領跑新興經濟體為13%。然而，高收入經濟體的已投資資本回報率更高，它們通常更關注 利潤率最大化，而非營收增長。
為了更加全面地理解這些大公司，我們調查了7個經濟體和10個行業的2000多家公司。結果發 現三大突出特點:
第一，新興經濟體的頂尖企業更關注創新，它們有56%的營收來自新產品和新服務，比發達經濟 體的同類企業高出8個百分點。很多頂尖企業引領其所在行業開展技術和數字顛覆(圖表E9)。這也令一些城市(尤其是中國、印度和韓國的城市)成為創新集群。班加羅爾、北京和上海每年授予專利的增長速度都達到全球頭號創新集群硅谷的兩倍。創造性革新的例子不勝枚舉。中國手機 製造商傳音就是其中之一:它已經成為非洲領先的智能手機和功能手機品牌，其產品不僅價格親民，而且能夠容納4張SIM卡，讓非洲經濟體的很多用戶都可以避免因為沒有與對方使用相同的手機運營商而支付高額費用。該公司目前在印度增長迅速。在印度市場推出其4大品牌短短一年後，它目前在印度實現快速增長，還在一些市場挑戰領頭羊三星。
第二，這些公司的投資戰略更加激進，分配資源更加敏捷。它們的投資幾乎是發達經濟體相 似企業的兩倍(按照資本支出與折舊的比率計算)。我們分析的多數行業都存在這種差異。例 如，2016年9月成立的印度移動網絡運營商Reliance Jio已經投資300億美元建設4G VoLTE移 動網絡，超越了那些仍在從舊技術逐漸升級的老牌運營商。在不到兩年的運營時間裡，這家公 司已經成為印度市場份額排名第三的運營商。這些領先的公司分配資源的速度也更快。平均而 言，它們制定重要投資決策的速度比發達經濟體的類似企業快6至8個星期。按照比例計算， 大約少花30%至40%的時間。
第三，新興經濟體裡最成功的大企業比高收入經濟體的同類企業優先考慮海外增長的比例高 出27個百分點——並且已經通過這種方式成為強大的全球競爭者。泰國正大集團就是這樣一 個例子。作為一家著眼於農業、房地產、零售和電信業務的公司，正大集團成為1981年首批進入 深圳經濟特區的外國投資者。如今，中國業務在其400億至500億美元的年銷售額中佔據很大比 例32。在非洲，埃塞俄比亞航空通過收購快速擴張，包括買入馬拉維航空(49%)和贊比亞航空( 45 % )的大量股權，並且展開了許多合作，包括與幾內亞政府共同成立幾內亞航空，並與多哥的A S K Y航空展開合作。
新興經濟體在變革時代的新機遇
全球環境正在發生變化。例如，發展中經濟體的製造業似乎比以前更早達到頂峰，而跨境貿易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也失去了一些活力。這些變化不僅給新興經濟體的製造業和服務業構成挑戰，也給它們帶來了新的機遇。
人口特徵、貿易和其他流動以及科技領域的全球趨勢表明，新興市場將成為全球增長的主戰場 我們強調所有新興經濟體都必須適應全球格局的三大根本變化:人口特徵的變化、全球繁榮度提 升和城鎮化，這都會對消費產生影響;貿易和其他跨境流動的模式轉變;數字化和自動化技術的 普及率提升，儘管有望提升生產率和GDP增長，但這卻會對一些傳統發展路徑構成挑戰。這些趨 勢的綜合效應會加強新興市場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性，不僅能創造需求，還會引發競爭。
人口特徵變化已經在影響全球經濟，德國和日本等經濟體的工作適齡人口減少對增長形成拖累。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新興經濟體以提高城鎮化率的方式對人口結構趨勢形成強有力的對抗: 隨著人們進入城市，並加入生機勃勃的消費階層，消費也會因此受到促進。我們預計新興經濟 體整體將在2015至2030年間貢獻62%的消費增長，對應金額達到15.5萬億美元，僅中國就貢獻 22%——該國同樣在經歷人口老齡化。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全球商品和服務貿易的增長有所放緩，貿易和移民在一些經濟體面臨政治阻力。與此同時，跨境數字化流動則在快速發展，從2005年到2017年實現了147倍的增長，並且在全球商務中扮演了重要角色。MGI最近的研究表明，發展中經濟體有史以來首次參與了超過一半的全球商品貿易，而“南南”貿易——這是發展中經濟體之間貿易活動的簡稱，儘管這些貿易並非發生在南半球——增速也超過“北南”貿易和“北北”貿易。中國是這些“南南”貿易的重要推動力。隨著中國的發展，它也更加關注研發和資本密集型製造;這在最近為越南、印度和其他低收入新興經濟體創造了機會36。整體而言，包括“南南”貿易和“中南”貿易在內，新興經濟體之間 的商品貿易份額從1995年的8%增長到2016年的20%(圖表E10)。
數字革命也在推進。自動化和人工智能最近的快速進步可以對生產率和全球人均GDP增長形成 急需的促進，有助於對抗上文提到的人口特徵變化。我們估計，在2015至2030年間，自動化有潛 力將發展中經濟體每年的生產率提升0.8至1.2個百分點37。數字技術已經促成了新的商業模式，還開啟了新的市場。例如，肯尼亞的M-Pesa可以實現手機匯款，而印度尼西亞的Go-Jek摩的應用也利用科技打開了交通領域的新疆界。
雖然很多工作都會被新的職場技術所取代，但我們的研究表明，可能還會有足夠的新工作被創造出來(尤其是在新興經濟體)，以此來抵消這些工作流失。但新興經濟體未來的工作需要一些新的技能，還需要更高的教育程度，因而在培訓和再培訓方面給政府、教育機構和企業帶來了重大的挑戰。
製造業仍有強勁增長機會
過去30年，製造業一直都是推動領跑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和就業的強大引擎，而且往往會遵循類 似的模式:它在就業中的份額最終到達頂峰，開始下滑，到那時，服務業開始成為創造就業最多的 領域。研究人員最近也發現，這個頂峰在發展過程中到來的越來越早，哈佛大學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稱之為“早熟的去工業化”。這種現象很複雜，但或許並不會挫敗發展 中經濟體的野心;我們發現製造業可能仍有增長空間，在低收入經濟體尤其如此，而且仍會成為 創造就業的來源，尤其是在較低的工資和戰略位置令一個經濟體對服裝生產商和其他勞動密集型製造商形成吸引力時。
我們的分析顯示，有20多個經濟體仍然可以提高製造業的就業和增加值在經濟中的佔比(圖表 E11)。例如，一些發展中經濟體正因為中國減少製造業和勞動密集型商品的出口而獲益。在孟加 拉國，製造業對GDP的貢獻已經在2005至2016年間從16%增長到22%，其勞動力佔比也從11% 增長到14%。越南也獲得了類似的利益，製造業在GDP中的比重在2009至2016年間從16%增加 到21%4。只要能集中精力創造各種機制幫助企業競爭，經濟體(尤其是最開始的製造業份額較 低的經濟體)就可以實現製造業引領的增長。
很多機會可能來自於發展中經濟體的消費者因為收入增加而擴大的需求。事實上，根據我們的測 算，中國和印度到2030年的製造商品進口增長會超過美國和西歐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進 口增長。製造業不僅創造了就業，促進了製造業相關領域的增長，還會對整個經濟體的生產率和 就業產生更廣泛的影響。針對5個新興經濟體(孟加拉國、埃塞俄比亞、印度、墨西哥和越南)的 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實證分析表明，包括這些誘導效應在內，製造業對就業產生了超過5倍的顯著 乘數效應，服務業的就業乘數效應約為3倍。製造業產出的乘數效應為2.3倍，服務業為1.9倍。
通過實例來更加深入地看待這三個行業，就能凸顯出一些增長機遇。
· 紡織和服裝行業有望將4%的年增速一直保持到2030年，達到1995年以來的兩倍41。僅僅孟 加拉國、中國、印度尼西亞、土耳其和越南5個經濟體就佔到過去5年全球紡織和服裝行業全 球出口增長的51%。
· 電子和電氣設備自1995年以來保持每年5%的增速，並且至少可以將這種速度保持到2030年，發展中經濟體在全球增加值中的佔比從2016年的52%，增加到2030年的65%42。這個領 域在促進科技普及和提高生產率方面尤其有效。例如，富士康、英特爾、三星和勝華等跨國企業 自2010年以來已經在越南投資逾150億美元用於建設生產設施，還與當地的零部件生產商建立 合作關係43。
· 隨著全球生產焦點轉向新興經濟體，汽車行業代表了另外一個機會。2011年以來，全球約 46%的出口增長來自5大新興經濟體:中國、捷克共和國、匈牙利、墨西哥和斯洛伐克共和 國。
在製造業的相對貢獻降低時，服務業可以創造就業，打開生產率增長機會
服務業為新興經濟體貢獻了60%以上的GDP和超過一半的就業，但在多數經濟體，服務業歷來 都不是生產率增長的重要貢獻者。這種情況目前正在改變:從接線員到放射治療師，各種各樣 的服務提供者都可以更加輕鬆地展開全球競爭——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科技進步。服務業在全球出口中的佔比從 1 9 9 5 年 的 1 9 % 增加到目前的 24 % 。在發展的早期階段 ，服務業的就業比例也變得更加重要。
新興經濟體應該同步提高建築和貿易等服務行業的生產率和就業，這一點尤為重要，因為它們 最能吸納因為脫離農業而產生的勞動人口。在對19個新興經濟體過去10年的情況進行研究時， 我們發現多數經濟體都能提升這些領域的生產率和就業——儘管增長並不平均，也不必然。我 們對幾個領域進行的分析發現了服務業生產率增長的新機會。例如，2005至2016年間，商業和 IT服務貿易額翻了一倍，總額超過2萬億美元，而全球需求有望保持每年3%的增長，並一直持續到 2 0 2 5 年 ，數字領域的支出將成為主要增長動力。作為主要供應商，印度的 I T 和商業處理收入自 2012年以來以每年9%的速度擴張，而就業增長則超過6%44。2000年以來的生產率每年增長 4%。
在零售業，我們發現新興經濟體的生產率都有超過5%的潛在增長，其中約有60%是通過把更 多銷售轉向超市和倉儲式賣場等現代化零售業態來實現的，這些業態的生產率通常至少能達到 傳統商店的3倍。在線零售的生產率更高，在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等電子商務滲透率較高的 經濟體，零售業生產率自2000年以來保持每年超過5%的增長46。圖表E12強調了新興經濟體在 某些領域的生產率機會，既包括製造業，也包括服務業。
如果所有新興經濟體都能達到領跑者的歷史生產率提升水平，全球經濟將增加11萬億美元生產率增長將決定發展中經濟體收入——和消費——將繼續保持什麼樣的增速。作為我們基準 的普遍預期是:53個處於中等水平或落後水平的發展中經濟體在2015至2030年間的生產率增長 將達到平均每年1.3%。
如果這些經濟體能夠達到18個領跑者的歷史生產率增長水平，會發生什麼情況?這就要求它們 將2000至2015年的年均生產率增長從1.4%提升到4.1%，達到領跑者的平均年度增速。為了測算由此產生的影響，包括對新興經濟體和全球經濟的影響，我們使用宏觀經濟模型模擬了這種增長。
由此產生的影響非常顯著:對發展中經濟體來說，整體的人均GDP增長率將增加到4.6%。這會 推動它們2030年的人均GDP較普遍預期高出50%，並讓2億人成為消費階層，此外還將再幫助 1.4億人脫離貧困——按照全球人口占比來看，幾乎提升了整整兩個百分點。
這種情況實現的可能性有大?將增長速度擴大為目前的3倍顯然是個野心勃勃的目標，但其實已有 先例:相對於1980至1995年的基準，11個近期領跑者在1995至2015年間就取得這種成就。
全球經濟會經歷一波反彈，實現平均每年3.5%的增長，而普遍預期為2.8%。到2030年將為全球 GDP直接增加11萬億美元。其中約8萬億美元將直接來自53個迄今為止處於中等或落後水平的新興經濟體。剩餘3萬億美元並非直接創造的，因為這53個經濟體的經濟活動和收入增加會對發達和領跑經濟體的全球需求產生影響。11萬億美元的全球產出提升大約佔到全球經濟總量的10%，相當於又增加了一箇中國的體量。
相同地理區域擁有一些共同的優勢和劣勢，而所有地理區域都有潛力強化它們的促增長週期我們分析了樣本中的全部71個新興經濟體具備的優勢和麵臨的挑戰，總共使用了13個經濟表現 和潛力指標，領跑者的表現證明這些指標與人均GDP增長高度相關。這些指標會追蹤一系列維度的表現，包括前面提到的對促增長計劃形成貢獻的生產率、收入和需求元素。我們在研究結果中提供的熱力圖大致展示了這7個地區的優勢和挑戰(圖表E13)。
本分析得出的一個結論是，處於相同地理區域內的經濟體之間的共同點，多於按照收入層次、增長原型、或最近的增長經歷定義的集群內部的共同點。例如，多數領跑者都來自亞洲，而沒有一個來自拉美、中東或北非。我們的分析表明，多數經濟體仍然需要解決其經濟中的很多元素才能強化促增長週期。即便是東亞和東南亞這個表現最好的地區，也要面臨如何保持增長這項挑戰。包括 阿塞拜疆、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在內的近期領跑者面臨增長放緩，部分原因來自這一時期的資源價格下跌。相反地，即便是在很少出現領跑者的地區，仍然有一些表現突出的經濟體。
· 中亞經濟高度依賴資源，但目前並未陷入“資源詛咒”，這主要得益於儲蓄和收入的高速增 長，以及政府效能的提升。例如，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在2010至2015年間的 國內投資平均佔到GDP的32%，而作為另外一個依賴資源的經濟體，尼日利亞為16%。雖然該 地區在2016年僅佔全部71個新興經濟體1%的GDP，但其中的5個經濟體有4個躋身近期領跑 者。雖然阿塞拜疆和哈薩克斯坦的增長放緩，但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仍然勢頭強勁。
· 受到全部7個長期領跑者和4個近期領跑者(柬埔寨、老撾、緬甸和越南)的提振，東亞和東南亞一直是表現最好的地區。這裡也是最大的經濟區，佔到我們研究的所有新興經濟體GDP 的47%。但可持續增長仍然是一大挑戰:由於生產率提升速度落後，這一地區的一些長期領跑者(包括新加坡和韓國在內)過去幾年經歷了GDP增速放緩。柬埔寨和越南等近期領跑者仍然“有序推進”，並在生產率、收入和需求等方面存在各種各樣的不足。這一地區的多數經濟體都需要確保廣泛的收入增長，解決越來越嚴重的收入不均。
· 由於主要由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經濟體構成，
南亞需要提升全球聯繫和出口多樣性。目前只有 印度躋身領跑者行列。2010至2015年，出口平均為這裡的GDP貢獻18%，低於領跑者三分之 一的平均比例，而且這一地區的很多經濟體主要出口紡織品和服裝。南亞存在嚴重的不平等， 部分原因在於有很高比例的勞動者仍在從事農業活動，但這裡的經濟體正在快速將人們轉移 到生產率更高的領域。該地區有機會提升其機構和官僚的質量，並且可以使用自身在IT諮詢服 務領域的經驗來提高當地的數字經濟和企業的科技普及程度。· 中東歐在71個新興經濟體的GDP中佔比16%，並以1.26萬美元的人均GDP在所有地區中位居首位，但這裡的12個經濟體只有一個(白俄羅斯)成為近期領跑者。這一地區的資本投資很低，工資增長和家庭消費停滯不前。這裡的經濟體可以通過提高國內儲蓄和挖掘教育程度較高但工資並不高的勞動力來構建知識密集型服務(這些服務有可能受益於即將到來的技術 顛覆)，從而降低對外商直接投資的依賴。一些經濟體(例如波蘭)已經從西歐和美國吸引了包括惠普在內的企業在那裡建立後勤和支持業務。該地區目前聘用近30萬員工從事外包和離岸工作50。然而，白俄羅斯、保加利亞、希臘、羅馬尼亞和烏克蘭的總就業自2010年以來每年下滑1%甚至更多，俄羅斯和捷克共和國的就業基本不變51。
·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人均GDP倒數第二，約為1750美元，但有幾個經濟體最近幾年取得 了重大進步。盧旺達和科特迪瓦等經濟體的勞動生產率在2010年至2015年保持每年2.5%的增長——除亞洲之外的最高增速——而政府效能也大幅改進。目前，這裡的15個經濟體只有 1個(埃塞俄比亞)躋身近期領跑者。總體來看，這裡與其他地區的聯繫較弱，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出口也缺乏多樣性。例如，尼日利亞和安哥拉超過90%的商品出口都與石油相關。通過改進基礎設施和持續提高政府效能來吸引外商投資仍然是該地區的重要機會。
· 拉丁美洲幾乎佔到71個新興經濟體GDP的20%，但在促增長計劃的各個維度中都處於落後 狀態。所有經濟體的年度生產率增長排名都處於後半部分，我們分析的15個經濟體沒有一個 躋身領跑者行列。嚴格的監管、偏低的儲蓄和收入增長以及不成體系的法治都是這裡的重大 障礙。雖然該地區誕生了一些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公司——包括墨西哥的Grupo Alfa、巴西的 Embraer和阿根廷的Tenaris——但企業卻受到嚴格的勞動法規的束縛52。該地區的多數經濟體的儲蓄率和投資率也比較低，收入不均也有改善空間。如果按照平均基尼係數來衡量，平 均而言，拉丁美洲截至2015年的不平等程度位居各地區之首。
· 中東和北非也沒有領跑者。事實上，這一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平均值為負，收入和需求增長有限，而教育開支的提升程度也最低。缺乏經濟多樣性令這一地區的一些經濟體步履蹣跚——例如，阿爾及利亞約有95%的商品出口與石油相關，伊朗的這一比例超過60%。這裡 的大型上市公司數量也很少。該地區是最近幾年唯一一個新興經濟體的人均GDP出現下滑 的地區，從2010至2015年每年平均下滑0.6%，而同期的勞動生產率每年僅增長0.9%。MGI 最近的研究發現，該地區2000至2015年的GDP增長有75%歸功於勞動力擴張，只有27%源 自勞動生產率提升。這裡的政策制定者可以通過在生產中鼓勵技術普及、刺激消費和提升 官僚機構的職業化程度來提升商業生產率。
關注今後的領跑者
在這種多樣化的全球格局中，我們識別出那些立志躋身領跑者行列的個別經濟體。這些經濟體 都在按照我們在熱力圖分析中列出的促增長計劃要素，打造和強化各自的經濟基礎。其中一些已經在2011至2016年間實現了超過3.5%的人均GDP增長。圖表E14可以看出許多有望在未來成為領跑者的經濟體，我們將其分成3組。第一組包括孟加拉國、玻利維亞、菲律賓、盧旺達和塞內加 爾，它們在2011至2016年間每年的人均GDP增長超過3.5%，而且躋身我們表現指數的前25%。 第二組包括肯尼亞、莫桑比克、巴拉圭、塞內加爾、坦桑尼亞。按照我們的促增長表現評分，這些經濟體移動到前五分之一，反映了在關鍵的生產率、收入和需求動力上的改進，但尚未實現3.5% 人均GDP連貫性增長。另外兩個經濟體達到了3.5%的GDP增長基準，但其促增長表現不夠優秀，因此將其歸入第二組。它們是科特迪瓦和多米尼加共和國。
發展中經濟體今後可以繼續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繼續幫助數百萬人脫離貧困、擴大中產階級並推動全球GDP增長。我們的研究認為，要實現這些潛在利益，需要政策制定者堅持為了提升生產率、收入和需求而制定促增長計劃，同時還要推動生機勃勃的私有經濟，讓具有極強競爭力的公司在本土競爭中充分鍛鍊，然後參與全球競爭。這種組合的有效性已經被本報告所研究的領跑者的成功所證明，也有可能在變革時代成為未來發展的關鍵要素。自動化崛起、貿易模式轉變和其他趨勢都帶來了新的機會，有望給那些能夠通過充分的靈活性抓住這些趨勢的經濟體帶來巨大的回報。18個領跑者已經開闢了道路。現在該輪到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學習它們的經驗，保持這份發展勢頭(圖表E15)。全球經濟將因此而更加繁榮，而仍然生 活在貧困狀態的數百萬人口也將因此變得更加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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