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亮（1143-1194）
（知乎有人問：為什麼南宋時期朱熹思想受到統治者重視，而陳亮的事功哲學不受統治者重視呢？想了解這方面的內容，有沒有什麼書推薦一下？）
這個問題的題幹有問題：就實際情況來說，由於南宋處於北方遊牧民族的武力威脅之下，比較注重事功哲學；反倒是朱熹的學說，不受官方重視，還多次遭到打壓，主要在民間傳播，屬於非主流思潮。朱熹學說的地位是元代以後才慢慢主流起來的。
瞭解這個問題，最好的一本書就是余英時著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其他如《宋學的演變和發展》（漆俠著）《宋史》（陳振著）等都可以。第一手資料當然是《陳亮集》、朱熹《文集》以及《宋史》等了。
不過，作者把朱熹和陳亮相提並論，說明對事功哲學有一些瞭解的，這兩位確實代表了儒家學說內部兩個流派。朱熹和陳亮發生過一場辯論，是儒家思想史上的一樁著名的公案。朱熹(1130—1200年) 大家都比較熟悉，不用多說，自行百度。陳亮相對冷僻一些。
短命狀元陳亮
陳亮（1143—1194）字同父，南宋婺州永康人。《宋史•陳亮傳》說他“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考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為上客。及葵為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他出身於貧寒之家，有一個可疑的偉大祖先：陳亮自稱祖上是南朝的陳霸先。他自學成才，早立文名，但科場不順，生平大多數時間都是在教書、著作中渡過。陳亮的家庭屢遭不幸，曾遭受過短期的牢獄之災。他以平民身份受知於當朝高官，在50歲（1193年）那年中了狀元，但次年便猝然而逝。
陳亮的一生都在宋孝宗趙昚（1127—1194年）期間渡過。孝宗生長於民間，有志於恢復。隆興元年（1163年）他即位後，立即平反岳飛冤案，啟用一批被秦檜打壓的主戰派官員。他任命老將張浚主持軍事，當年5月即發動北伐，初獲小勝，旋遭“符離之敗”，不得不向金人求和，次年底簽訂了屈辱的“隆興和議”。
在接下來的乾道年間（1165—1173），孝宗一直積極整頓軍事，希望能北伐。但是，孝宗他在位的大部分時間都受制於太上皇趙構（趙構做了24年太上皇），未能有所作為。淳熙十四年（1187年），趙構去世，垂垂老矣的孝宗也以守喪名義退位，禪位於光宗趙惇。
乾道五年（1169年），陳亮參加禮部會試失利，他向孝宗上《中興五論》，勸孝宗北伐，沒有得到回應。於是他“退修於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
朱熹與陳亮初相識
陳亮早年受到過理學的影響。最早賞識他的地方官周葵曾“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陳亮曾刊印過理學家的著作，編訂過理學書籍。
不過與理學家不同的是，他比較重視史學。陳亮寫過不少的歷史著作，如《酌古論》《漢論》《三國紀年》等。他為學生編訂的教材，以五經為主，也參以史書。隨著思考的深入，他與理學家的思想差異逐漸增大。淳熙五年（1178年），他再次詣闕上書，勸孝宗打破苟安的局面，廢除與金人的和約，變法圖強，收復中原。受到某些大臣的阻撓，陳亮連上三書，終究沒有能面見孝宗，只得回鄉閒居。在這次的上書中，他闡述了自己的為學路徑：
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及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也。
說明他是直接從歷史的興亂更替中總結經驗的。他在上書中還痛斥當時的理學家，表明他與理學家的分歧：
始悟今日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
與他論辯的朱熹極不贊成他的史學觀，說：“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處？陳同父一生被史壞了。”也從反面印證了這一點。
朱熹與陳亮都是另一位學者呂祖謙的朋友。但直到呂祖謙去世的次年即淳熙九年（1182年）才初次見面。當時朱熹任提舉浙東茶鹽公事，在巡視浙東期間，陳亮趕去與之相見，盤桓十日。後來朱熹也曾到陳亮家拜訪。彼此印象都不錯，朱熹在分手後致陳亮的信中（《寄陳同甫書·一》）表達了他的感受。陳亮則在回信中（《壬寅答朱元晦秘書》）提出：
天下，大物也，須是自家氣力可以幹得動，挾得轉，則天下之智無非吾之智力。形同趨而勢同利，雖異類可使不約而從也。若只欲安坐而感動之，向來諸君子固已失之偏矣。
表達了應以共同的利益感召人，而不能僅憑道德感召力的觀念。接著陳亮又致朱熹一信（《又壬寅夏書》），並把自己新做的《雜論》隨信寄給朱熹看。可能朱熹有些不快，在這年7月的回信（《寄陳同甫書·二》）中說：
新論奇偉不常，真所創見，驚魂未定，未敢遽下語。
不置可否，實際上是有了不同的看法。這些書信往來是淳熙九年夏天的事，到了下半年，就發生了朱熹彈劾唐仲友的政治風波。宰相王淮袒護唐仲友，朱熹只得辭職回家。陳亮與唐仲友有一些親戚關係，所以朱熹可能對陳亮有一些疑竇。淳熙十年（1183年）秋，陳亮致信朱熹（《又癸卯秋書》）談唐仲友事，表白自己的態度。朱熹當即回覆陳亮（《寄陳同甫書·三》）對他表示感謝，也表達了對陳亮思想的一些不同看法。
朱熹與陳亮的義利王霸之辯
淳熙十一年（1184年）春，陳亮因故入獄，到5月才出獄。出獄時，陳亮曾託人帶一短信向朱熹彙報情況。朱熹在接到此信之前已致信一封（《寄陳同甫書·四》），信中說陳亮罹此牢獄之災是因為“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因而勸他：
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
接到陳亮出獄的信息後，朱熹又回信一封（《寄陳同甫書·五》），以“名教中自有樂處”勸導陳亮，叫他走中庸路線，尋一條“平穩正當大路”。陳亮回家看到朱熹這兩封信之後，考慮甚久，回了朱熹一封長信（《又甲辰秋書》）。在這封信中，他針對朱熹勸他“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說明了自己對義利王霸的看法。此後兩個人各寫長信就這個問題展開爭論。
在這幾封信中，陳亮在與朱熹的論辯中，比較全面地闡發了他的功利主義主張，大致內容如下：
首先是義與利、王與霸的關係。
陳亮與朱熹在義利、王霸問題上本來就有分歧，但直接促使陳亮就此問題向朱熹發難的是，朱熹勸他“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陳亮對此頗不以為然。他指出，理學家們把義與利、王與霸完全對立起來，認為三代以王道、以天理治天下，漢唐以霸道、以智力治天下；認為漢唐人取得治世的成績，只不過是他們偶然與天理契合。
當然，這也正是朱熹的看法：“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卻只在利慾上。”朱熹認為，漢唐諸君以利慾為追求，即使成功了也不是行道的結果，只是偶然暗合於道而已，所以是霸道。
陳亮認為，即使三代的君主推行王道政治，也離不開功利、殺伐的活動：
禹、啟始以天下為一家而自為之。有扈氏不以為是也，啟大戰而後勝之。湯放桀於南巢而為商，武王伐紂，取之而為周。武庚挾管、蔡之隙，求復故業，諸嘗與武王共事者欲修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違眾議舉兵而後勝之。夏商周之制度定為三家，雖相因而不盡同也。五霸之紛紛，豈無所因而然哉？
這說明古代的王道聖人固然行王道，但他們又都需要霸道的手段才能實現目的。求功利與行仁義並不矛盾，孔子也曾稱許管仲九合諸侯之功。反過來，漢唐的君主們推行霸道，同樣也有其道義的擔當在裡面。
王道需要霸道的手段輔助，而行霸道能取得成功，必然有符合王道的要求之處。陳亮還從歷史的角度說明，所謂三代天理流行只不過是個傳說：
秘書以為三代以前都無利慾，都無要富貴底人。今《詩》、《書》載得如此淨潔，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為，才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淨潔，“革”道止於革面，亦有不盡概聖人之心者。聖賢建立於前，後嗣承庇於後，又經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淨潔。
三代的歷史看起來如此理想，實際上孔子洗白的結果。從人性上說，不可能有所謂一心只行王道的人。
其次，人與道的關係。
兩人關於王霸的爭論又涉及到道的層面。按照朱熹的說法，三代以下，“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藩，而道何以常存乎？”
陳亮質疑，難道漢唐以來一千五百多年就沒有道的存在麼？他對道的看法是，道不能離開人：
夫“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非謂其舍人而為道也。若謂道之存亡非人所能與，則舍人可以為道，而釋氏之言不誣矣。
陳亮認為，“道”的興廢是依賴於“人為”的，若有獨立的道，豈不是和佛教一樣了麼？在此，陳亮點中了理學的要害：其關於道的思維模式的確是借鑑了佛教理論。
道是永恆之物，三代有，漢唐也有。事功體現的就是“道”。由人可以預道，道不能離人，陳亮推出：
高祖太宗及皇家太祖，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績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預，則過矣。漢唐之賢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不泯滅者，果何物邪？道非賴人以存，則釋氏所謂千劫萬劫者，是真有之矣。
即使漢唐君主主觀上不是行道，客觀上也是做了行道的事情，則應該肯定他們是在行道。這是以客觀效果推定動機的一種思維：由漢唐君主能夠立下大功，可以推知他們是符合道的。尤其不能讓陳亮心服的是，說立下豐功偉績的漢唐君主不知道，而只知讀書講學的道學家們反倒得了道的秘傳心法。陳亮諷刺道學家們：
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為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闕，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指道學家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
對於陳亮的質疑，朱熹指出，道是獨立自存、不依賴人的：
若論道之長存，卻又初非人之所能預，只是此個自是亙古貫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邪？
故聖王行道，則天理流行；漢唐君主不行道，而也不妨道的完整。針對陳亮“舍人不可為道”的觀點，朱熹強調“人”不能“預道”。他說：
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為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
朱熹的意見是，道作為一個高懸的和終極的標準，是具有其獨立價值的。只能以道來評價人世間的事，絕不能以人事去反推道的存在。理學家們以超越現實的、獨立自存的道作為最高標準來評價人物，三代聖王只不過是一種寄託而已。這也是他們不甚看重歷史的原因之一。
第三，醇儒與成人。
義利王霸之辯，又涉及到在現實中該如何安身立命的問題，故朱熹勸陳亮學做醇儒。陳亮認為做一個堂堂正正、能建功立業的人，比做一個醇儒要重要得多。他對比了做人與作儒在人生境界上的差異，指出儒生的事業只不過是：
研究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功，以涵養為正，闢面盎背。
對於這樣的“事業”，陳亮明確表示他是做不來的。他渴望做一個能建功立業的英雄人物：
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
總之，他認為：
人生只是要做個人……管仲盡合有商量處，其見笑於儒家亦多，畢竟總其大體，卻是個人，當得世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肖，於今世儒者無能為役，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自要做個人。
在這場爭論中，陳亮與朱熹有著完全不同的邏輯起點、知識背景及目標。
朱熹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獨立於政統的道統，故強調道的獨立性，以道來評判三代聖王和漢唐君主的高下。此外，他主張由儒者掌握這個道統，以對抗世俗的君主權力，故勸陳亮學做醇儒。
陳亮則希望在現實世界建功立業，不願以超脫於現實世界的標準來評判政治作為，而注重事功。他強調，道就在事功之中，有了事功便說明道的實現。
當時另一位學者陳傅良評價陳亮和朱熹的爭論，以“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總結陳亮的觀點，指出這樣一來，“三代聖賢枉作功夫”。又以“功有適成，何必有法；事有偶濟，何必有理”總結朱熹的觀點，指出“如此則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
兩人的差距是如此之大，基本上是南轅北轍或雞同鴨講，所以朱熹在說明自己的看法後，就不再回應陳亮了。
從理論的角度講，陳亮與朱熹打了個平手，誰也沒有徹底佔得上風，倒是各自更加明晰和堅定了原來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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